“黄昏反倒出了太阳。”我给伊发信息。
伊不睬我。
我翻了几下手机，做了一杯咖啡。悻悻地。
主要是因为下午我要去区里的法院。我去旁听一个案子。我决定去旁听这个案子而不是那个案子，完全是随机的。都是因为上次我在区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发现原来基本上这些民事案子都可以随意旁听呢，确实很有公开公正的面貌。当然，要出示身份证，要查体查包，要过个安检什么的，而且要跟检查员撒个谎：“跟前面一起的。”“前面”是谁，我并不认识。我只带了张身份证去，没带包。上次我的包过这个安检机时，包带卡在传送带里，扯都扯不出来，而且为此平白无故吃了好些X光辐射。更重要的是，卡包的事情微妙地影响了我出庭的心情。毕竟，那次我是被告。
所以，我总是同情被告的。是啊，如此极端的想法，又是真的想法，不能说不对就不这么想啊。就像我只带了一个身份证，却还会假想裤腰带上别着一把枪呢。
“有没有想过裤腰带上别把枪？”排队登记的时候我给伊说。
伊秒回：“这么不雅啊？”
“我在法院。”
“你在法院想带枪？”
“想想又没关系，你说真有思想罪？”这时我觉得读心术真是最糟糕的超能力了，没有读心术加持的思想罪则是更糟糕的事情了。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觉得伊疯了。这让这种“随机”的对话，显得更随机了。虽然“随机”，其实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伊的话都是有理的，伊都是从伊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的，不光说我棒，有时候说我有个性，有时候说我被宠坏了。伊是那样一个立场，伊说什么我都能承受。只有伊自以为是地要对我“设身处地”，那我可就受不了了。我一贯很少“设身处地”，别人以“设身处地”相待，我就自我膨胀到要爆炸的。
我发了一个“再见”的微笑脸。
表情符号里的“微笑脸”、“再见微笑脸”都等于“你滚”的意思吧。
这时候我已经在法院一楼走廊里东张西望了。走廊里挂着几张西方法官的头像（这可能是我希望有），也有上级法院领导的书法作品（这肯定是真实的）。我一直不明白文职工作者那么爱写毛笔字的原因，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么。对啊，我宁愿把这叫做“毛笔字”而不是“书法”。我这么叫，也就会想到高中时做过的一道阅读理解题。那个文章讲到的知识点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以至于此刻都想拿出来炫耀一下。文章说书法艺术，不光能呈现出来艺术品最终的面貌，还能让人观赏到创作过程的每一个痕迹，也就是所谓“时间性”与“空间性”并置的艺术。
确实太好了。
走廊两边的每扇门都开着，每扇门背后就是一个法庭。那么普通的一扇窄门，里面的天地却是公堂，悬着巨大的国徽，审判员的座位是在高高的台子上，家具的颜色是深栗色，叫人想到水的表面张力。
我在第二扇门前停下来，往里照了张相。门框和相片边框垂直，好像切割了画面，这样我想里面的景色就会有纵深感，这就叫大景深吧，大景深的画面难有焦点。我随手把照片发给了伊。
伊说：“真在法院？干吗呢？”
我说：“出来放风。”
伊说：“今天行情很无聊吗？”伊说的“行情”指的是股票行情。现在是下午两点差一刻，离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说：“熊市有什么行情，跌跌不休，我加了点中国平安。”
伊发来一个“大拇指”表情。
伊这样的短线客真是太没劲了。好像伊很晓得中国平安是个什么公司以及今天加仓的意义在哪里似的。一个炒股为业的高等游民，真分不清伊这是什么情感立场。
我说：“我们的法庭像不像书法艺术？”
伊说：“啊？”
我说：“它开着庭，又没开着庭。”
伊说：“嗯？”
我说：“它开着庭是这样，没开庭是这样，开完庭也这样。毛笔字不都是写完了也像没写完，没写完也是写完了的样子？”
伊笑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忽然想到了《祭侄文稿》。颜真卿写着写着便忘记了自己是书法家。”
伊说：“但可能是最好的书法家？”
我说：“对，从头到尾的感情过程，不光在文字，也都在线条变化里展现了。”
伊说：“嗯嗯，质胜于文了，而文在其中。”
我发去一个“皱眉”的表情。伊为什么总这么聪明。
“格房子哪能噶吃香？”我听到一个女声，从这个法庭里传出来。
女声柔和慵懒，有一点鼻音，像返乡大学生误入邻里纠纷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见过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兴趣。我仔细看去，一个长发女子单手托腮，翻着一堆资料，脸白净得近乎苍白——大概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缘故吧。她面前摆的牌子上写着“审判员”。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伊，是不是咱们的“法官”都叫“审判员”，我又给伊发了信息。
女审判员歪个头，还在翻那叠卷宗。我觉得她这会儿肯定没真在看，但她漫不经心的这副样子，甚至还有点天真，是不是一种嗲嗲的威慑啊？话说职场上这就是女人的优势吧？而且那真的算一个好看的女人，一个厉害的女法官——又能嗲得旁若无人，这岂不就完完全全是“她的法庭”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同性，每次见偶像董明珠怒怼中小股东时，我都觉得她根本就是嗲嗲的——只是别人都看不出来。下面两边，哪边是原告，哪边是被告？原告的对面是被告，被告的对面是原告。原告被告都伸着脖子等着她。
“我不知道。你上回还讲要报名当人民陪审员？”伊回了消息。
我笑了：“你不觉得‘人民陪审员’这五个字特别牛逼吗？”
伊说：“你是觉得‘人民’和‘陪审员’放在一起才特别牛逼吧？”
我说：“那是‘人民’牛逼还是‘陪审员’牛逼呢？”
伊说：“都很牛逼。”
我打过去一个笑脸表情，觉着两个落魄人畅所欲言了那么多个“牛逼”还挺满足的。
我蹑手蹑脚走进这个法庭，坐在最后一排。头顶上挂着一个屏幕，我以前研究过，这个屏幕专门映射书记员的法庭实录，还会把一些影像格式的书面材料投影上去，但其实谁看呢？下面的人根本看不清。这个庭还挺热闹的，好多个人旁听。我坐下来后，边上的一位大叔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像谁呢？我又看了一眼。一张干枯的小方脸，看上去有六十岁了，但有一股书卷气，这在周围那几个一看就是郊区普通市民的观众里比较突出。也正是这样，我对这是个什么案子非常好奇。
“有没有要申请回避的？”女法官问道。
被告席上是一位大伯，穿着米白色外套，一个文静的人。大伯和身边的律师交头接耳了几句，对着法官摇摇头。
女法官再看原告。原告是一位阿姨，挂着一个好大的金坠子。她直通通地说：“什么回避？”她的律师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大概就是可以做她儿子的年纪吧。小律师阻止了她，跟法官示意没有。
“什么回避要申请？”阿姨又问了一遍，非常的质朴与可爱了。
“问你原告，要不要申请法官回避？”女法官把身子往阿姨那边侧过去解释，心情异常好的样子。
“法官就是你咯？为什么要申请你回避？”阿姨天真地说。
“申请回避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跟被告有什么密切关系？”女法官笑眯眯的。底下有人在交头接耳了。我边上的书卷气大叔，也从手机上抬起头来。
“你跟被告有没有关系，我哪能晓得呢？”阿姨就像忽然得了个不得了的道理，说得理直气壮，把我惹得笑出了声。书卷气大叔看看我，他也笑了。
就是个开庭前的流程性问话，原告阿姨活生生地将其变成了真的问题。我迫不及待给伊发消息：“原告好搞笑啊，说女法官跟男被告大概有关系。”我发完这条消息，瞥到书卷气大叔刚放下的手机屏幕。咦，他也给人发了消息，那条是写：卖家太搞笑了。我视力真好呀，我戴了隐形眼镜。
“原告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乱讲我跟被告有关系，”女法官说，“没有证据不能申请回避。”
“没有，没有，我们不申请回避。”原告的律师站起来说道。
原告律师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很瘦，有点像房产中介。他站了一会，不大从容地坐了回去。女法官脸上的神色变得很正经。我看见她背后墙上的窗户，吹起几片叶子。忽然起风了呢。一定是樟树的叶子。在春天，别的树都在发芽，长新叶，只有樟树落叶如秋天。
伊打了一个“？”，我解释了一下，说道：“你看，现在这儿就像过家家游戏。”
一会儿，伊笑着回道：“又强词夺理，乱打比方了。忘记你自己是怎么讲‘比喻’的？”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次看一个小说打发时间，看着看着就气呼呼地说比喻是思维过程中的一步，还没有到结果呢，一个文学作品把比喻作为主要的架构手段，是不是说明作家没能力完成思考啊，没能力完成思考，还想着努力完成作品，就交个半成品吗？当时我还跟伊讲，现在总算明白“故弄玄虚”这个词的意思了，一个作品要是让人看不出它背后的思想体系、来龙去脉，那对它千言万语的评说，也只好用“故弄玄虚”来表达了。记得还被伊杠了，伊讲我这种牢骚才叫“故”弄玄虚，人家要是能意识到“玄虚”，就不会“故弄”了。“因为，”伊最后一本正经地说，“‘虚无’就是有些人的‘真实’。”
“怪不得希腊人讲，人啊，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我屏住笑，回复了一句并不表示反省的反省话。
“能知‘不自知’，就也算是很好的‘自知’了。”伊回答。
于是我笑了，笑出了声。书卷气大叔又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有点像伊。伊也是这样的吧，各种场合都握着手机，随时很忙的样子，嘴角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边上有一位大叔。”我给伊说。
伊发来一个微笑脸。
“我咽下了一个比喻。”我说。
“我申明一下，各位可能是第一次上法庭，法庭上作伪证要处以十万以下罚款的。”
被女法官突然提高的声线惊扰，我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她不光是正经，现在非常俨然。严肃，是一种认真过家家的样子。伪证，这个词在我脑海里以perjury的单词复述了一遍。因为perjury，联想到pursue。Pursue，纯音调的联想，微气流冲破上下嘴唇，在sue的尾音里嘴唇重又闭合。从perjury到pursue，无论如何是一个叹息了。
我以前当中学老师也是这样的，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嬉笑怒骂，他们很快就像要爬到你头上来的时候，忽然怒喝一声，把界限划划分明——比较差劲的“长辈”就是这样的。可是，不应该讲成“处以最高十万的罚款”会更有威慑力吗？
我扭头问书卷气大叔：“发生什么了？”
大叔说：“原告讲当年的卖房合同，她签字是不知情的。”
我说：“她要反悔这买卖是吧？”
大叔笑了：“这个农村的房子要拆迁了——”他有一点为原告害羞的样子，这个真的挺叫人亲切的。
“噢，想说合同无效了。”原来案子是这么个情况，“你跟他们都是一起的？”
大叔抬手在空中拢了一圈：“我们都是被告的邻居，一起来听他打官司。”
我说：“噢，那你们也是拆迁户。”
他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不像是住在村里的人呢。”
他在埋头发信息，听到我又问，就说：“不像吗？我就住在乡下。”笑了一下，补充道，“不远，城边的乡下。”
“噢。”
“也算乡下的吧？”他笑得缓慢，如梦初醒，好像突然意识到身在何处似的。
我点点头，自己突然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你说买个乡下的房子住好不好的？”我给伊发信息。
伊说：“看跟谁住。”
我迅疾地说：“哟。”
伊迅疾地发来一个笑脸。
我迅疾地又说：“可以等拆迁嘛，妥妥升值。”
伊迅疾地又发来一个笑脸。
我沉默了一会，说：“边上这位大叔，一看就不像住在乡下的，但神奇地住在乡下了。”
伊说：“嗯。现在隐居是很难的。”
隐居。
我知道伊讲的“隐居”是哪种意思。算隐居吧，这词好，从伊嘴里讲出来，就不是“回归终南山”那种“隐居”。
我说：“很难的。收快递不知道方不方便。”
伊说：“不是难在这里吧。”
我说：“当然不是。哪天拆迁了可能算你违章建筑呢。”说完，我又加了个呲牙笑脸。
就是啊，难得难以说，只好开玩笑。谁讲过的，有句话，“幽默是深情的解毒剂”，一个对立话题里的深情是有毒的——伊和我好像都知道“隐居”之难了。
我们的对话框一时沉默了。虽然我们的聊天本来就是很随机的，但此时的“随机”，我们都明白是“沉默”。对话框的气氛一时就像法庭的气氛了，我不由得坐正了身子。我假装转了一下头，扫了一眼大叔。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希望这法庭永远地开着庭。
原告阿姨的律师站起来说：“原告签署卖房合同时，是遵照父母的意愿。”
女法官举着合同说：“名字是自己签的？手印是你的手印？”
阿姨有点着急，好像也不那么害怕“十万以下的罚款”。她噌地站起来，个头刚到年轻律师的肩膀。她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嫁人，听爸妈话签的。我自己是什么都不懂的。”阿姨挺着胸脯，金坠子在胸口微微颤动。想到她说的“嫁人”，啊，我竟感到一丝情欲的味道了，一切都特别地有了个人间的面貌。格雷厄姆·格林在《人性的因素》里有句话，“偏见与理想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我可以同情起原告来了。阿姨总算是有偏见的。
“‘什么都不懂的’，你倒晓得来打官司。”文静的被告大伯咕哝了一句话。
几个人笑出声来，女法官的脸一展，又像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了。看到她想笑，我就也特别特别想笑。
“宅基地不能买卖的！”原告阿姨说。
“不能买卖你怎么卖给我的？你不要闹笑话了。”被告大伯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
“我什么都不懂的！”原告阿姨非常生气，主要还带点委屈，这委屈让她的“不懂”真切了不少。
“‘宅基地不能买卖’你倒又懂了？再说我买的又不是地咯，我买的是盖在上面的房子！”被告大伯又转向女法官，拗口地说，“我们是在国家允许买卖的时候做的买卖，难道现在不允许买卖了过去的买卖就能一笔勾销吗？”
文静的人忽然就不能文静了。
我看看原告，又看看被告。我们的法庭可以这样自由辩（chǎo）论（jià）了啊？虽然没有在乡村生活过，如今这个场面倒让我想像出了鸡犬之声相闻，族长主持公道天下大同的画面。双方的律师现在都坐下了，女法官倒成了宽余的第三人，而前面说过的“伪证”就真的也只是个恫吓了。她在他们嗓音很高的时候会敲一下桌子，说“法院会考虑多方面因素”、“尽量协调，调解为主”，其余的时候，似乎就在等着他们把力气用光，把情绪泄尽。
书卷气大叔幽幽地说：“不堪哪。”
我接着他说：“都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的话让我有点震惊，其实我一直觉得起码他对我这个陌生人是说不出这句话的。
“但也很真实的吧？”我又轻轻说了一句，“这么大的利益。”已经有一些人起身要走，大叔也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他听到我最后的话了，当然我也没有是一定在跟他讲话的样子。
审判席上，双方律师围着女法官，各自在说着话。被告大伯指着原告阿姨：“我们按合同办事，用法律说话！”我总是同情被告的，大伯确实是一个文静的人，货真价实讲道理。
阿姨白着眼，一声不吭，好像扛着天下最大的委屈。大伯看起来要从被告席向对方走过去了，阿姨抓起一叠材料作势就要扔。事实上大伯只是穿过几张桌子，往另一个方向去。
我看着这场面看出了神，心里有种最好天下再乱一些而自己稳坐戏台的侥幸感，就像在下大雪的天气里穿戴得整整齐齐出门去，然而天是冷的，自己却是安全的。我这般没心没肺游心游肝地，没有注意到书卷气大叔已经问了我第二遍。他稍稍提高了语调：“你，是来做什么的？”
“我？”我回过头说，“我来取传票。”
我是随口撒谎，但也没撒谎，我确实来过法庭取传票。大叔看着我又笑了一下。大叔是个读书人，又是爱笑的人。这是笑一个在工作日的下午无所事事的人的笑吗？你知道他这样的人说得出最尖刻的话而忍得住不说，你知道这样的人会吃下很多亏而都坦然自洽，但也绝对不提什么吃亏是福的话，你看得到他的笑总是非常宽待，缓缓地，靠两颊的一点点推动，就笑了出来，跟羽毛一样自然。哪怕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也会记着这样的笑吧。
他站了一会，对着半空轻轻地，好像在对我讲，也不是在对我讲：“那走吧。走吧。”
他说得竟有点依依不舍，好像在对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我一边回味着大叔说话的语气，一边给伊发了信息：“说话都不算数，还立什么契约？”
“说话不可信，才要立契约呀。”伊说。
想想伊这话没毛病，我本来还想辩说这是关于“信”的问题。人无信不立，是信自己、信别人，也被人信。契约靠的也是“信”，但假如“信”那么可靠，为什么还要有“信物”啊。法定婚约倒多是社会契约，不一定都是爱的契约，唯爱是不可信才许有婚约吧。韩非子说妻与子都不可信，所以没有人可以信，他的前提究竟是爱不可信还是其实没有爱呢？
但又已经为接下来的对话想完了每一步，结论一定会是：总之“信”很要紧，但也没有那么要紧？因为不执著于“很要紧”，才可以真正“很要紧”？……觉得多讲都是徒劳，任跟谁多讲也没必要的呢。
尤其心里更记得孟子讲“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的话，是白上再加一点白的大方自然了——但是……但是，如若生存的天性当前，其他虚头八脑的东西或许反而更重要了吧？毕竟他最终还是反问了“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的啊，人总应该有点跟动物不一样的素质。但真有点害怕自己是不是终归也只是一个“小动物”——一阵紧张，抽住了心口，我发给伊的消息只是说：“我也当过被告的。”
“我知道。”伊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一个小绿人，孤零零伸出小短手。
人生第一次坐上被告席，比坐上主席台还要新奇。当初我应该在被告席上留影的，留着照片以后威慑一下扬言要告我的人。
有时候在文学杂志上，看到一些小说，不免也会想写写小说看。我经常要想写自己打过的官司，但都不知道从何写起。想到要写，一脑子念头像潮水翻涌，像存量博弈，像……像……像忍不住要打很多比方。哪，原来自己也是习惯了用比喻说明和表达，仿佛这样就特别真切。
小时候接受文学启蒙的1990年代，先锋小说讲这些复杂的现实里的事情，就往往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我一直感到，象征比喻撇开“保护伞”的作用不提，难道不是表示思维过程的不完整吗？也就是说大概自己都没想明白，既不能正面表述，又怕一旦正面直接地写，会落得个“直白”的口风，或许“直白”就是最“自然”呢，最自然地看见，最自然地说出，最自然地表现了自己。仿佛每个有点追求的艺术工作者都有过一个波德莱尔时期——画一朵花，造一朵空花，走过一顶撑开的伞，而伞下空无一人——这种表达状况。似乎总是要到很晚以后，人大致才能明白，写实是个很难的事情，那种“写”的“现实”，不是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那样的概括，画个人物也不是概念，哪怕“现实主义”的概念已经不是那么硬核的“概念”了，而写实的人也依然要抛弃任何“概念”，怀着必须更正常更真切的情感，把每个人写得像每个人，却又不可能是群体性的“一个人”，就是tɑ自己那么妥妥当当的“一个人”——站在“时代、群体”的幕布前面。那么，那样子的话，真的好难写。我要用我自己去听看想，没有我自己不可以，太有我自己也不可以，我要听tɑ看tɑ想tɑ，还要再从形体里，分出第三个人，去听tɑ看tɑ想tɑ、听我看我想我，仿佛存着一个跳脱的自己，存了个“觉知”，观看着一切，提示着一切，把不可能化成可能，把可能化成不可能，哪怕是表现了一个“基本上错误而究竟上不存在”的自我——由此，大概才更接近于写实之实？先这样活在世上，然后才要这样写小说——我好累。
“你能知道要这样写了，就不会觉得累了。”伊肯定会这么讲我的，“‘觉知’是很刺激的东西，‘不知’才是恐惧之源吧？”
“哎哟，那我就是懒了。好吧。”我肯定是这么接的。
但事实上，伊是这么讲的：“但当你觉知累的时候，又不累了。”
“噢，那就是过了极点了。”我说，“我跑步的极点从没来到过，辛苦劳累的极点倒是纷至沓来。”
“哈哈。”
“我会忍住的。”我说。
“忍住就好了。”我又补上一句。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应该觉得伊疯了，觉得伊失却了原来的形象。但那次不同，那是对于我这位独生子女的宽容和关爱。独生子女以前很少，今后也越来越少。他们忍耐力很差却也能够任劳任怨，独享好处时心安理得，独担责任时勤勤恳恳——所谓独立。独自立着，凭空的独立，不得已的独立。
哪怕我还是写不出自己的官司，起码我可以写官司的周边，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官司是从死者开始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殡仪馆了，我在路上的时候天还蒙蒙亮。我得在我爸死掉的第三天把他烧掉。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子，他给了我一张很大很大的表格，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殡葬服务供选，就像给了你一张火锅店的点菜单。我一边勾一边问，问完又涂涂改改。问那上面印的一些“术语”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一种想学习了解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功利心。可能是在殡仪馆工作的缘故，接待员尽管也顶着一个年轻人很时髦的发型，还抹了哑光发蜡，他的谈吐却像年长了二十岁。他解释几种纸棺材之间的不同，介绍几种化妆术之间的不同，解答几种焚化炉之间的不同，还跟我普及了一些本地的丧葬风俗。
“嗯嗯。”我说，“是的。好的。这种服务可以完全粉碎骨头？真的吗？”
“真的。”他说。
我抬头看他，他看着我手里的表格。
“为什么。”因为脑海里正掠过几百个物理学问题，我说出来的疑问便成了一个陈述。
或许是他终于在我的态度里感到了一丝不耐烦，他忽然停止了回答。
我的不耐烦，是一种什么呢。类似于恐惧？类似于不真实？不清楚究竟类似于什么，就只好纠缠在“科学问题”里？仿佛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会有无数的时刻，我像那时一样在“不真实”里怀疑“真实”。但无论如何，他表现的是真挚。哪怕不真实，真挚也接近于朴素的真相了。这点很神奇，这里的每个人都像实现了共产主义。在表格的页脚，写着殡仪馆的口号：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
我很快就勾完了。我勾的项目很少，很多都可以省略。也不组织追悼会，反正我的叔叔伯伯们没有一个愿意来，我甚至也不想打听我爸还有没有朋友。然后他带我去冷库。
在那条不锈钢色的走廊里，我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心脏跳动是如何牵连着衣领的起伏。我爸躺在不锈钢板车上脸色黑红，跟小时候天冷长了满手的冻疮一样，他嘴角和眉毛上的冰霜，跟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带血冻肉也没什么两样。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不想吃冷冻肉制品的，我只需要把冻肉合理地解冻合理地烹饪，我依然还是可以吃冷冻肉制品的。
不锈钢推车推出在不锈钢色的走廊里，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我这样看了有多久。
接待员问：“可以确认了吗？”
那时候，我的“我”已经从“我”里跳出来了，看着我。我完全难以想像我爸那时是硬梆梆的，质地的软硬难以在视觉里传达。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离感地想，恶作剧地想，也是合理的，尽管那时我三十七岁了，我跟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此我为我，又确实非我。我此刻是谁呢，我的身体是我？我的举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称作是“我”？
不管怎样，这样想还是那样想，这样做还是那样做，他都是乘着白鹤去了呀。
“嗯。”我点点头。
很快我爸就烧完了，我把骨灰寄存了，走到边上的小饭馆吃面条。
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用本地固定电话打的，像是广告电话，我看了一眼就掐掉了。一会儿，同一个号码又打过来了。
我接起来，那边一个女人说：“你好，是周锦在吗？”
很久没人叫我全名了。周锦在，这名字不错对吧。
——周锦在？
——我在！
一度，我对于这种先认定对方实名身份的问法非常敏感。但爸妈给的名字是最有魔力的对吧？实名制是最有魔力的对吧？跟被孙大圣叫了名字，叫了名字不得不应声的金角大王，不得不应声的金角大王嗖地就被关进葫芦里去了似的——我回答：“是啊。”
她说：“我是上城区人民法院，你有一张传票。”
我说：“传票？”
她说：“是的，你被起诉了，请到法院来领传票。”
有一个我爱看的律政美剧《傲骨贤妻》，里面一直有个打酱油的送传票角色，每次出场就是一个蜘蛛侠式外卖小哥的样子和一句台词：“谁谁谁？你被传唤了。”
我问：“传票要亲自去拿的吗？”
她说：“是的。”她竟然说“是的”，她大言不惭说“是的”。
你以为在美国啊？我嘲笑了自己，才意识到：“谁告我啊？”
“原告的姓名是叶珍。”电话那头回答道。
是珍姨啊。
珍姨是我爸的第二任太太。
想到我这天一早站在殡仪馆大门前那道堪比故宫太和殿的漫长阶梯中间，握着手机，拨打珍姨的电话，听筒里反复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那种前有古人而自己只觉得自己之后再无来者的茫然，比雾气还要悄无声息地漫延开来。
“她告我什么啊？”我问。
电话那头停顿了十几秒，有翻动纸张的声音。
“关于房子？”电话里的女声犹豫了一下。
不像一个公事公办的回答。这犹豫对我简直是善意了。
这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官司。那盒死重死重又烫得棘手的骨灰，还没有冷掉吧。往后的生活里，我便把任何变故都视作某种体验。我第二天取到传票的时候其实应该想一想，前一天下午有没有确实地恐惧过。仿佛民国作家废名写的一句很文学的话：自己还是今夜之身，但诸事都是明日的光景了。
至于那个官司怎么打的，我打算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打那个官司的半年，正好是我建仓贵州茅台股票的半年，从三百块买到四百块。意思就是——一定要再打一个恶劣的比方——凡事，究竟就是一个过程。
“有个人在茅台两百块的时候就跟我讲过，茅台会到八百块的。”当时伊听了是这么回答的。我经常感激伊的善解人意，伊有伊懂得忍住的地方，也从不用担心伊的忍耐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更为激烈地爆发出来。伊的忍受是真正的忍受，伊有伊自己的消化系统。
“别说这种事后话，也没见你买过啊。”我说，“在买股票上，我觉得你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相信别人。”
顿了顿，我又加了一句：“不能相信自己。”
伊发来三个字，“哈哈哈”。
顿了顿，伊又加了一句：“这才是真正的相信自己。”
“你啊，杠精。”我说。
手机响了。
伊说：“回去了？”
我说：“是啊，阴了一天还起大风，黄昏倒出了太阳。”
伊发来一个图片，一棵开满白花的树。白花明亮，比叶子密，叶子都闪闪发光了。
我说：“这么美。”
伊说：“李树开花要近看。”
我说：“为什么？”
伊说：“花较小。”
我说：“以量取胜嘛。”
伊说：“忽然想起来，春天都没有见到你。”
我说：“嗯。”
过了一会儿我才说：“我今天见到你了。”
伊说：“我老家平原，没有景色。经常远处有雾霭，算是好看的景。小时候就是老想到近前去看，但是跑到原来有雾霭的地方，雾霭又更在前面了。”
我放下手机，走到窗前点了根烟。春天是要结束了呢，该开的花陆续开，绿色变得深浓稠密。枝头刚刚绽出一抹新绿的愉悦，不知不觉过去了。借着一口烟，吐出一口大气。是吧，胸口总归要有个重的东西压着，压着比较好一些，快乐幸福也不至于太轻浮了。厌世者做的文章最美丽。《死者》里，乔伊斯写加布里埃尔夫妇，在平庸的新年聚会里，只有他们怀着对逝去往事真实的爱与仁慈，只有他们唯一而且真正地觉受了现世。在美德成为死者的时代，人可能才有意识要过自己的生活。是吗？
我扔了烟头，重新拿起手机。
我说：“就是啊，就是这样。”
伊说：“嗯。这样活在世上，看一棵树长大。”
我说：“死得早幸福。”
伊说：“你在说什么？”
我说：“说死得早幸福啊。”
伊说：“早晚跟谁比呢？”
我说：“问得这么好。跟你比吧？”
伊说：“可以。”
我说：“说话要算数噢。”
伊发来一个笑脸，伊真沉得住气啊，伊说：“你在哪里见到我了？”
我说：“我在哪里都能见到你呀。”
我以为伊会感动了。自己就也感动了。
过了很久，伊发来的是一个表情——“再见微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