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江南，求学四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现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修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科幻及技术文化研究”学术方向第一位在读的中国学生。
作为《神秘博士》、利物浦足球队、披头士乐队的“三料”粉丝，还有什么比去利物浦参加科幻会议更让人激动的事呢？虽然已是6月末，北英格兰的天气依然阴冷多雨，走出利物浦莱姆街火车站，映入眼帘的便是大都会教堂奇特的尖顶，刹那间，二十四小时旅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也许只有利物浦才能造出如此科幻的教堂吧！”我一边在心中感叹，一边加快脚步向利物浦大学赶去，为第二天开始的科幻研究学会学术年会做准备。
1、科幻之城的年会
科幻研究学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以下简称SFRA）成立于1970年，是历史最悠久的科幻学术组织，自同年起举办的学术年会亦被视为学界最高规格的会议，迄今已历四十六届。SFRA年会每年都在不同的城市举办，纵观过往，超过四十届落脚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波兰共举办了五届。今年是大会第二次来英国，承办方是有着“欧洲科幻研究中心”之誉的利物浦大学。利物浦大学拥有欧洲最大的科幻馆藏“科幻基地收藏”，内有超过三万五千本书籍和五千本评论及杂志。大学于1994年起开设了英国第一个科幻研究硕士课程，目前在现当代文学硕士点下设有两个科幻研究方向。此外，在华裔学者克里斯·白（Chris Pak）的推动下，利物浦大学还于2011年创办了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推想小说研究学术年会（Current Research in Speculative Fiction，以下简称CRSF），今年正好与SFRA年会联合举行。从6月27到30号，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齐聚利物浦，展开一年一度的交流对话。
利物浦坐落于英格兰西北，是英国第五大城市和第二大商港，自19世纪起就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拥有欧洲最古老的中国城。这里是风靡全球的披头士乐队的故乡，无数球迷心中的圣地，也与科幻结缘深厚，号称英国的“科幻之城”，不仅诞生了两任《神秘博士》的扮演者，也启迪了英国第一位雨果奖获奖作家埃里克·弗兰克·拉塞尔（Eric Frank Russel），连披头士的成员都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保罗曾邀请阿西莫夫为科幻音乐剧创作剧本；林戈差一点儿成了拉塞尔小说改编的电影《黄蜂》（Wasp）的男主角；约翰·列侬更希望库布里克能执导由披头士主演的《指环王》。
小到电脑、机器人，大到工业体系、生态圈，科幻不仅描写各种各样的系统，也将其内化，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脑力激荡。可以说，科幻从萌蘖到枝繁叶茂的过程，也是与科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不断互动发展的过程。今年的主题是“系统与知识”，下设的研讨题目可谓五花八门，有关注科幻类型本身的“时间旅行和架空历史”“赛博朋克”，也探讨与宗教、史诗与神话的交叉；既有理论导向的“后人类主义”“医学人文学”，也有着眼实践的“记忆与档案”“表演与诗歌”等等，不胜枚举。会议日程相当紧凑，每天上午以主题演讲开始，之后全天的议程分为三个时间段，长度为一小时或八十分钟，每个时间段都有三或四个讨论组同时进行，讲者人数通常为两到三人，外加一位负责主持和提问环节的主席。从参会学者的构成来看，北美和欧洲的学者占了绝对的比重，其中又以美国和英国最多，我所在的中日科幻讨论组可谓给大会带来了新鲜的亚洲空气。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不能一一记述，在此撷选最具启迪性者与大家分享0
2、新类型：气候和环境
当赛博朋克、人工智能等科幻子类型再难推陈出新，现在最前沿的题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气候科幻小说（Climate Fiction，简称Cli-fi）。此次会议不仅设了Cli-fi专场，第二日的主讲嘉宾，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教授也以“科幻和气候变化”为主题，追溯了气候科幻小说的前世今生。米尔纳在英国出生长大，笑言正是因为受不了日益严重的阴雨天气才移居澳大利亚，想起利物浦这几日果然每天都会下雨，大家不禁莞尔。米尔纳认为科幻作为和科技密不可分的文学类型，几乎是“有义务”回应这些由科学技术引发的环境和气候问题。“Cli-fi”一词是美国作家兼环境活动家丹·布鲁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提出的，虽然该题材在近几年才开始流行，但其根源却早已扎根于几十年来的各种类型小说中。早在19世纪末，凡尔纳就已经在《旋转乾坤》（又译《北冰洋的幻想》）中探讨过气候变迁和气温骤降的问题。J·G·巴拉德在1961年就创作了早期气候题材的反乌托邦小说《空穴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讨论了人类活动对大气层造成的影响，这个主题也贯穿了他之后的创作。就最近来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疯狂的亚当》（Madd Addam）相当具有代表性，她由社会平等入手，拷问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最终结局，并倾注了对社会崩溃和两性关系等议题的思考。米尔纳最后总结道，如果任由环境和气候继续衰变，人类恐怕得进化出三体人的脱水技能才能幸免于难，众学者虽然捧腹，却深谙其忧思。
而劫后余生的人类将何去何从？会议筹办人华裔学者克里斯·白探讨了科幻作品中“地球化”（Terraforming）所涉及的生态政治和环境保护主义。“地球化”指的是对其他星球进行生态改造以适应人类居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杰克·威廉森1942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但“地球化”的具体设想则早于此。英国科幻作家奥拉夫·斯蒂伯顿（Olaf Stapledon）1930年的《最初与最后的人》（Last and First Men）是公认最早的一部探讨生态改造主题的作品，书中用了两章来描述人类后代如何在地球变得不适宜居住后对金星进行改造；而在此过程中，金星本土的水生生命惨遭灭顶之灾。值得一提的是，奥拉夫·斯蒂伯顿正来自利物浦。他的作品影响了诸如阿瑟·克拉克、莱姆、C·S·路易斯等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克拉克曾这样评价《最初与最后的人》：“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如此之深。”
反观中国科幻，虽然气候科幻小说尚未独立门户，近年来反映生态问题的作品却相当丰富，如迟卉《人类的遗产》、陈揪帆的《荒潮》等。如果说西方的解决方案是“征服”太空另辟家园，东方的智慧能否带来独特的启示呢？这是值得作家和研究者探索的问题。
3、新视阈：中国和日本
在来自蒙大拿州立大学的李桦教授的组织下，我、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瑶老师（夏笳）和明尼苏达大学的颇萨达教授（Baryon Tensor Posadas）加盟了她倡议的中日科幻讨论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商议，讨论组最终定名为“想象中国与日本：科普、技术、历史和政治”。我们小组虽然被排到了当天最后一场，台下依然坐满了观众，可见欧美学者对于轴心科幻以外的关注。
李桦近几年着手中国科幻研究，治学角度新颖，是我相当敬佩的学者。李桦虽然旅居海外多年，对时代脉搏却有着敏感的触觉，此次选择了香港作家陈冠中的作品，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梦”与“和谐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王瑶由于工作繁忙未能亲自参会而使用视频演讲。她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对数码技术的想象，“数码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代表了中国科幻作家反思数码转型及其可能后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她以宝树、陈楸帆和自己近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对待数码革命的不同态度及斗争方式为例，考察了当代青年科幻作家对于时代的体验和思考。我则选取了韩松鲜为人提及的科普作品《鬼的现场调查》，讨论其所倡议的“想象力”的内涵。这本书虽然写于科幻和科普已分家的千禧年之交，却以科普的名义纳入了许多科幻内容。我以官方和民间对于“鬼魂”的态度转变为线索，梳理分析了科幻和科普这两个文类移植到中国后的微妙关系和角力。
颇萨达浸淫日本文学多年，此次却并未讨论日本作家的科幻作品，而着眼于科幻中的日本形象。据他观察，随着美日关系的转变，美国影视作品中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他以改编自菲利普·迪克小说的电视剧《高堡奇人》为例，分析了这种结合图像-商品生产和资本现实主义的双生逻辑。
学者们听得津津有味，提问环节更是踊跃发言。随着近几年《三体》蜚声海外，欧美学者无疑都意识到中国科幻的崛起，但无奈语言所限，即使有值得探讨的议题，面对有限的翻译文本也只能束手。而日本科幻的外译传统历时已久，加上漫画、电影等媒介的神助攻，在英文学界早已不陌生。笔者注意到，在其他讨论组中时有学者探讨、引证日本科幻作品，却鲜有提及中国科幻作品，可见英文学界对中国科幻的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在观众的提问中也得到了印证。作为祖籍香港的华裔，克里斯·白在听完我们小组的发言后表示自己正努力学习中文，希望日后能进行中国科幻相关的研究，他也十分好奇香港科幻的发展。一位加拿大学者追问了许多中国科幻如何处理迷信和伪科学的问题。不过，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来自伦敦的青年学者弗格森（Jonathan Ferguson）将康有为的《大同书》置于乌托邦文学的脉络中考察，颇有新意地解读了“大同”概念中的女性解放观点。
从这次会议来看，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学者，对华语科幻的关注都不再局限于刘慈欣和《三体》，这是值得欣喜的地方。希望随着中国科幻产业链日臻成熟，会有更多优秀作品被译介到海外，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的讨论，带来新气象。
4、新理论：理念和焦虑
科幻文学消化吸收各种知识与系统，也催生着新的系统与知识，不仅启迪了许多科技发明，也诞生了科幻研究这一学科。科幻研究兴始于英文系，却也多少囿于英文系的学术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学兴起，各种“主义”层出不穷，科幻研究本身却走入理论与文本胶着的困境。就拿此次会议来看，参会学者大多都是英文系出身，对于理论的执着透露出阐释文本的焦虑，也反映出方法论的局限。
当然也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和见解。英国学者罗宾逊（Sam Robinson）分析了冷战时期英国科幻杂志《新世界》大量刊登非虚构类科学事实作品的背后动机，引发了应该将之定性为“科幻作家写科学”还是“科学家写科幻”的激烈讨论。这让我更意识到，无论在任何语境下，科幻与科普的关系都不应该被一锤定音，一位俄罗斯学者也以俄国科幻为例佐证了这一观点。法国学者勒迈尔（Pascal Lemaire）则提出用“粉丝小说”（Fan Fiction）解读架空历史的想法。虽然不少架空历史小说都涉及时间旅行、另类文明和科技等主题，它和科幻小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勒迈尔主张跳出科幻小说的框架，将架空历史小说视为以“历史”为叙述主体的粉丝小说。这让我恍然有所思，用科幻理论解读《寻秦记》《步步惊心》太过牵强，以“粉丝小说”的角度切入或许能别开生面。国内架空历史小说的研究目前还相对空白，我准备日后进行一些相关研究。
近年来，在“世界文学”理念的号召下，科幻学界也开始大力倡议“全球科幻”（Global Science Fiction）。鼓舞人心的同时，却令我心有隐忧。反思英文科幻的垄断地位，殷切关注全球科幻社群的多元生态，是否能为科幻研究打开新局面？聆听不熟悉的声音、关注被压抑的历史，能否有助于解决目前的理论困境？然而撇开这些功能性的思虑，“全球科幻”本身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理念，其包含的自省与尊重不仅仅是科幻，更是所有文学研究者应当坚守的信念。不过，是次大会除了我们的中日科幻讨论组外，并未设置其他区域科幻专场，不啻为一种遗憾。而对于尚处于学科建设中的中国和华语科幻研究来说，英文科幻理论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极为必要，但切勿陷入以理论套读文本的僵局。
5、落幕：学院和民间
会议最后一日的间隙，“科幻基地收藏”的馆长安迪·索耶（Andy Sawyer）邀请一众学者参观了藏馆工作室和地下书库。窗明几净的工作室里，几位工作人员正埋头整理案头堆积如山的书籍。从狭窄的楼道下去，几十排巨大的书架依次排开，既有色彩炫目的漫画，也有页脚泛黄的残卷，大家看得出神，都静默不语，时空仿佛凝滞，唯有书籍特有的香味幽幽浮动。索耶介绍说几万册藏书都由民间捐赠，一旁与我同行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伊顿科幻收藏馆馆长雅各布斯女士不禁啧啧称赞“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许多研究都很难展开，真是要感谢这些热心的捐赠者。”
我不禁沉思，科幻本身是来自民间的文学，相关研究兴起于粉丝现象，亦受惠于民间的热忱，若只是象牙塔里的思想交锋，也许就偏离了初衷。而索耶就是一个榜样，他不仅是藏馆馆长，还是科幻评论家、编辑兼科幻研究课程主任，投身科幻事业三十余载，一直努力推动着民间与学院的互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自由、平等与公义出力发声，已是学界的共识，而如何打破科幻研究这一系统的壁垒，将知识回馈给大众，可谓道阻且长。会议的最后，克里斯谈到今年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五百周年——“乌托邦不仅是梦想，也是动力。”突围的使命，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