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蜀僧浚弹琴
李白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谈及中国文化，我们都不能回避僧侣文化。在朱红的院墙里，在静穆的禅房中，僧侣们敲响木鱼，诵读佛经，体悟着佛性的空灵。然而，在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能够跳出经文的沉闷和单调，用一支健笔，一张琴瑟，营造一种新的礼佛方式，在超迈之中参透禅关。
习惯上，我们将这些“离经叛道”的僧侣称为艺僧。他们未必在佛学上有所建树，但是他们却能以长于一技或兼通数艺而名噪社会，构成中国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精神阶层。而掩映于层林叠嶂之中的寺庙也因为滋养和庇护了一些非凡的艺术生命而声名远播，成为独特的精神院落。
有唐一代，佛教盛行，“寺塔遍于九州，僧侣溢于三辅。”（《法琳别传》卷上）同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也走上顶峰，单就诗歌而言，上至帝王公卿，下及黎民百姓，都能吟诵一二。这两种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和作用，促成了艺僧的大量涌现。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承传了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素养，因宦海风波、仕途坎坷，或是科举落第，情场失意，剃发为僧，皈依三宝，祈望在静谧之中寻得一丝解脱。然而，这群佛龛下的子弟似乎对浩繁的经卷和袅袅的香烟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吃斋念佛的僧人，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僧人，文化人格所激发的文化良知迫使着他们寻求一种新的参禅方式。
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堪称艺僧中的高手。贞元年间，号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着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曾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令台下观众为之倾倒。然而就在此时，一位盛装仕女出现在西市彩楼上，但见她不疾不徐，很轻松地就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演绎成了更难弹奏的风香调。康昆仑登时惊服，旋拜为师。这位将琵琶演奏得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仕女，正是乔装入市的和尚段本善。
在唐人赵璘《因话录》中，也记载了一位法号文淑的艺僧的佳话：“有文淑僧者，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在音乐艺术空前繁荣的唐代，这位艺高技绝的僧人不仅能让“听者填咽寺舍”，更能令宫廷乐师“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足见这些艺僧们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
其实，这些所谓的艺僧并无意炫技，超然于物外，他们仅仅是将一支长箫、一张琴瑟抑或一支健笔看作了他们参禅悟道的另一种形式。禅院青灯如豆，佛国的钟声杳渺而虚静，这个时候，对应着青山绿水，曲径回廊，铺开宣纸，在淡淡墨痕中渗入超尘拔俗的感悟；抑或在悠悠曲调中遣志抒怀，灵魂便会一尘不染，心境也便澄澈透明。当然，这些并不想招惹尘埃的艺僧们最终还是让他们的才情飞出了山门，飞出了禅房，有唐一代，可以说几乎所有知名的学者文人都和这些艺僧建立过深厚的友情，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龄、刘禹锡、王维这些诗文大家，都曾经创作过大量的咏乐诗。他们相互唱和，心声互答，而此时，学者与僧侣，世俗与超脱，也就由对立转向对应，由疏离转向融合，共同构建起文化丰碑，矗立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