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定居北京后，家乡的田产留给老妻陈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
齐白石不经商，不倒卖字画，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画卖印。即便是樊樊山这样的大家推荐，他也不去做官或谋个官差。他认为，自己不是那个圈子中的人，干不来那种事，硬要一辈子卖画。固执如此，也便成了大家。
因担负着一家人的生活，齐白石的勤奋也是旁人所不能及的。齐秉声回忆，他从五六岁记事时起，祖父画画就让他帮着抻纸。祖父年过八十，仍始终保持着每天作画的规矩。白石老人早上起床之后，先画一张画，然后才洗漱。吃过早饭，齐秉声的母亲为老人研墨，上午还要画三张画。午饭后，白石老人会在躺椅上休息一个多小时，起来喝口茶就接着再画三张画。晚饭后，点上灯，再画一张水墨画。画好后，他还要为一天的画作诗，都想好了。第二天早上，把前一天的画都题上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一天要画八张画。
即使家里来了客人，也不影响他画画。任何人来了，他都不理，客人也不打搅他，都在他后面坐着。等他一张画画完，挂起来，才开始和客人攀谈，一边谈一边看他刚画好的画。看过一会儿，他会接着画，如果客人还想继续谈，只有再等他把画画完。
从做木匠的时候起，齐白石就靠手艺吃饭，所以，他卖画卖印从不耻于要钱。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每天先把荣宝斋的订件画了，再画其他订件。齐白石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他托人办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画为报，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质的交换，如果他感觉不合算，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
虽以卖画为生，白石老人却有自己的风骨。抗战期间，齐白石厌于日伪人员的纠缠，对卖画卖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卖画，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伪人员打交道。抗日战争后期，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即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
与此同时，他也绝不为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初到北京，齐白石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
虽然卖画，但不失个性，不被人驱使。顾客选择他的画，他也要选择顾客。在1931年的《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中，他还这样写道：“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都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