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将自己的《别样的色彩》，界定为“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这本书可以说是帕慕克对生活的速写，对闲情与思考的抒写，其中特别应提及的是帕慕克对自己阅读生涯的总结：《一千零一夜》、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加缪……这些作家作品虽不是帕慕克阅读的全部，但无疑是对他影响最深的那一部分。
从帕慕克的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奥斯曼帝国、阿拉伯、波斯的古典文学阅读非常广泛。在《别样的色彩》中，他拿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千零一夜》。用他的话说，这部汇集了印度、波斯、土耳其、阿拉伯民间故事的作品，“是东方文学的奇迹”，虽然赋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大量的营养，却被其主人所忽视，“像我这样自视现代的土耳其青年，看待东方文学经典，就好像面对着深邃的无法穿越的森林。”
帕慕克借由《一千零一夜》提出了一个话题，即古老的东方如何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帕慕克认为“我们缺乏的是把钥匙，是一种进入文学的方法，它既可以保持现代的世界观，又使我们能够欣赏到阿拉伯式的花饰风格、幽默轻松的打趣和散漫随意的美妙。”要找到这把“钥匙”，找到“进入文学的方法”，并不是轻松容易的事，但帕慕克凭借其天资与勤奋做到了。在将伊斯兰传统文化融入小说创作这方面，帕慕克比阿拉伯和伊朗的作家做得都出色。
在西方作家中，帕慕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剖析最透入骨髓。“他一方面认为西化可以让俄国获益，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知识分子以傲慢的姿态贩卖不偏不倚的物质主义思想感到怒不可遏……但是，虽然他斥责西化，但自己却是西式教育、西式培养的产物，而且仍然在从事西方艺术、从事小说的创作。”这是帕慕克对陀氏的剖析，同时仿佛就是他自己的写照。陀氏时期的俄国就如同一只“东张西望的双头鹰”，在传统与西化之间，俄国知识分子经历过痛苦选择。正是这种痛苦的精神状态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现代小说的独创性正是发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阴郁、饱受诟病的矛盾。他对欧洲思想既熟悉又愤怒，对接受欧洲还是规避欧洲也同样抱有对立的欲望。”
其实，帕慕克也同样如此：他置身于伊斯坦布尔这座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市中，创造性地用西方流行侦探小说的轻巧形式，去承载厚重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但愿帕慕克的这种方式，能够给拥有古老深厚文化传统的其他东方国家的作家们带来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