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目中，称谓是很重要的。这当然因为孔夫子有为政先正名的教导，“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称谓不正，何以分上下、别尊卑、明良贱？所以，在中国做事，不明称谓是很容易惹麻烦的。
比如，我们喜欢以官衔称人，觉得这是一种尊重，或曰一种讨好。那原因大概是因为几千年专制主义制度下，官僚始终是最为吃香的职业。权势又大，俸禄又高，外快的来路也多。因此称人官衔，他会很开心，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韦应物当过苏州刺史，便叫他“韦苏州”；同样道理，当过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被称作“柳柳州”，而当过太子宾客的刘禹锡也就叫做“刘宾客”了。称官既成习俗，等你不当官了，官衔却依旧随你，好像这是一种终身的荣耀。这习俗直到今天依旧未变。如果张某当过局长，即使已经退休甚至免职，周围的人仍旧叫他张局长或简称张局，向人介绍时也是如此。职务的终身制已经废除，称呼的终身制却仍在口头。
呼官衔照例要呼最高的职务。这点无须多说。如果他在当处长的时候是你的顶头上司，那么在他晋升局座之后，你切不可再叫他“某处”，但是如果他在当过部长之后到一个群众组织任个闲差，你最好仍旧叫他“部长”。礼多人不怪嘛。
没有官衔的怎么办？我们不愧是礼仪之邦，什么事情都想得周全。“官人”，在唐代只有做官之人得称“官人”。但到了宋代，下棋的、卖唱的、说书的、抓蛇的、开小铺的，都可称“官人”，甚至还要加上“大”，叫做“大官人”。“相公”在汉末还是拜相封公者的专称；“员外”之称起自初唐，本是编外官衔——有如今天的“处级待遇”、“局级待遇”之类，但到了后世便到处是“相公”，遍地是“员外”了。这叫官职的泛化。形成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尊官”在中国上下几千年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俗。读中国旧小说，看到“相公”、“员外”之类，是万不可以为他真的曾经拜相封公或编在员外的。
在社会制度的名称改变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都不会马上改变，尤其是这制度的内涵并无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大家相称“同志”的时代。在我工作过的一个单位，直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也还无上无下都称“同志”。现在好像又改回去了。改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只是名副其职。“文革”时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称“勤务员”，官员机构都称“勤务组”，也未见有什么实质意义的革新。但要注意的是，必须渐渐改革“尊官”的社会风气。在一个官位被看得至高无上，到处以官衔骄人的社会里，民主空气就很难了。“要做事，不要做官”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