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民百姓来说，过日子也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有时甚至相当复杂。完全不止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更是混沌，以为只要在机关食堂填饱肚子，就万事大吉了。在做了顶门撑户的一家之主后，也没有足够的长进。
一九六五年底，我已经是工作五年的“老干部”了。母亲那时退休到了北京，马上面临房子问题。幸好我就业在资金雄厚的大机关，没听说过哪位职工为住房问题发愁。再说那时还没有批判马寅初，人们还没有被“人多好办事”的政策鼓动起来，人口过剩的问题，也还没有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社会大问题，包括住房。
向机关反映了一下，机关很快就分给了一间房子。我连问都没问，这间房子有多大，朝南还是朝北，有无厨房、暖气、厕所、自来水……
按理说母亲比我的生活经验多些，应该想到这些过日子的起码需要，没想到也如我一样地傻宽心。
懵里懵懂就搬了进去，我甚至还相当满意。房间是新刷过的，散发着新鲜的石灰水味道。我把我们的一张大床，三个凳子，一个兼做碗柜、书桌、餐桌三项重任于一身的柜子放进去后，一点也不显得拥挤。
只是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我们才对那间房子的地理位置，有了明确的认识。它位于那个大杂院的西北角，坐西向东地窝在山墙和南墙后、两栋大楼的夹缝里。
只是到了冬天，我们才发现在这个没有暖气、自来水、厕所、煤气，而且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过日子的诸般无奈。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经常下雪，一下尺深。房檐上挂着晶莹的、长长的冰挂。风也比现在大，一刮就是漫天的黄沙，常常是一天接着一天地刮。街上的行人，睫毛上总是挂着呼气哈成的雾珠，潮红着两个让霜寒搓出来脸蛋。物美价廉的冻柿子五分钱一个，一咬一嘴橙红色的冰碴，现在的冬天，还能冻出这样的柿子吗？
这种时候，坐在暖和的屋子里观景是相当惬意的，可要是在室外的自来水管子下费时、费工地洗涤被子床单，就另当别论了。好在我那时只有二十啷当岁，每当我的两只手让冷水拔得红紫发疼，只要手心对着手心、手背对着手背互相搓搓，也就宽慰了自己。
但经常在室外作业的是母亲，洗菜、洗衣、淘米……也许还要洗被子和床单。母亲不在之后，我才懂得心疼地想，她那两只经常泡在自来水里的手，在朔风凛冽、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会冻成什么样子！
至于只有两床被褥的我们，在炉火熄灭后的深夜，是如何靠互相偎依来保持身上那点热气的事，就不再赘述了。
幸好我们那时没有闹过肚子，否则半夜起来上厕所，就要穿过相当广阔的院子。我始终觉得，那院子曾经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操场。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自小就跟着母亲住她乡村小学的教员宿舍，有那样的日子垫底，对那龟缩在京城一个大杂院西北角的屋子，还能有多少想法？
我又怎能知道，有些房子里是有暖气、有厕所、有厨房，还有自来水的……又怎能知道，暖气、厕所、厨房、自来水，不过是过日子的起码条件？这才叫做“没吃过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
也不能说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也不过心，或是说没心没肺。我有什么办法，母亲就是这样把我养大的，我既得益于此，也受害于此。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长进，由于一个人物的一个命令，北京城几乎倒腾一空，走在北京街头，真有一种“空城计”的感觉。
从来我都是个没主见的人，不知那次为何那么果断，几个电报从干校发给母亲，让她坚守北京，无论怎样动员、无论谁说什么，也不能带着孩子来干校。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这辈子完了，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完。
母亲为此受尽“革命委员会”留守北京人员的万般刁难，而我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脑袋一扎，爱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
人生能有几回搏！
正是因为这一搏，我、我们一家的命运，才会有所改变。再后提起这件事，每每沾沾自喜于自己大事不糊涂。
母亲说：“不过瞎猫碰见了死耗子。”
北京一演“空城计”，房子自然空出许多，这为一些人的住房升级提供了条件，我也趁回家探亲之际，把我们那个“西北角”，换成了有暖气、厕所、自来水的楼房，但我仍然不懂得房间的朝向，也就是太阳的重要性。
我虽然不懂，但是有人懂，而且很懂。正因为有人很懂，那不懂的人就不懂得很是恰当。试想，要是大家都懂，立刻就会面临分配不均的混战，那可怎么得了！
只是到了冬天——又是只是到了冬天——我才发现，我们那间房子的朝向有问题。仅有的一面朝东的窗户，像抽屉把手一样，安在那间窄长的屋子尽头，到了早上十点钟，“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太阳，就销声匿迹了。
没有太阳问题也不大，因为有些生物没有太阳的照耀照样活着，比如苔藓、黄绿豆芽、蘑菇，以及潮虫、耗子什么的。但是没有太阳，暖气又不烧足就惨了。那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革命时代，谁抓生产谁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既然没人抓煤的生产，暖气怎么能烧足？
母亲就是把毛衣、毛裤、羽绒衣、羽绒裤、皮大衣都穿上，连口罩、围巾都戴上，还是冻得两腿抽筋、浑身哆嗦。有个朋友，每到我们家一次，就感冒一次。
开始还以为母亲两腿抽筋是缺钙所致，多维钙片吃了不少，还是照旧抽筋。
这间房子一住就是十七年，直住到母亲的风烛残年。人到了风烛残年，年富力强时可以忍耐的一切，这个时候就勉为其难了。更何况她的心脏越来越孱弱，温度过低很容易出问题。
有了稿费收入后，先后买过两台远红外线取暖炉，一左一右地烤着，也不解决问题，它们的供暖范围绝不超过一米。但我能做的不过如此，如此还不行，我就别无他法，更无他想。也不曾怀疑过机器的质量，因为早已久经锻炼，经验不凡地理解了任何事物在初级阶段的虚假性、不成熟性、过渡性。碰见这种初级阶段而又生活其中，就没处躲也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挺。如果运气好，时间上又熬得起，可能还有机会碰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像红外线暖炉的供暖范围，现在肯定不止一米了。
本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听话，努力工作，党会把一切为我安排妥当。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对子女的爱，当然是无与伦比、体贴至微。但我也不由得想，已经十七年过去，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等到那份垂顾吗？而私人买房，不要说那时还没提到日程上来，就在可以自由买房的今天，又有几个知识分子买得起房？
我只好自己先疼自己了。
一九八五年前后，西方一些电视台准备拍摄我的个人专辑，更有一家刊物，准备出版一本北京十位名人的画册，我荣幸地与一些官员同入一册。便搜罗各种理由，趁机提请有关方面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我常使用的理由是：如果国外新闻媒介将我的生存环境和盘托出，西方人将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一个进了十大名人画册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是否更加令人怀疑？
也可以说我以此为由相当卑鄙，如果没有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垫底，我能拿出这个理由来谋我的私利吗？
在有关方面的关照下，一九八七年，我的住房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母亲几乎对所有来访的朋友说过：“比起过去，真是天上地下。”她深情地抚摸着烧得很暖的暖气，就像抚摸着一段不堪回首、可又让人回味无穷的日子。此后，不但两腿抽筋的毛病不治而愈，连心脏的不适也减轻许多。
回顾为房子奋斗的历史，觉得自己真是“百炼成钢”，也或许是“百炼成渣”，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怎么说都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堕落。
有时我想，我要求过一栋消夏别墅或是一座宫殿吗？反过来说，那为什么不是对我，以及对人的无视？
难道上帝就是为了让我像潮虫一样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活一回，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既然上帝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应该给我一份不说至高无上，至少是起码的权利。想当初，马克思不正是为此，才提出一个比天赋人权更高明的共产理论吗？
199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