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路以前,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把他喂养着的小鸟全都放走了。
这些鸟儿,是他亲密的伙伴,伴随过他的童年和少年。
它们不停地啁啁着,仿佛是对他倾诉着依依的怀恋。但是,孙长宁的心,已像那矫捷的燕子,直向云端,展翅飞旋。
远去的燕子啊,却又回过头来,俯向大地,在一片桦树林上久久盘旋,并且停落在一座墓前,絮絮地叮咛着亲密的伙伴:请你们常常到这墓前的白桦树上栖落,再像我一样为他唱着愉快的歌;每当春天来到,不要忘记衔泥啄土,为他修垒着茔墓。愿他墓前的野花如星、草儿长青……
我多么愿意把他一同载走,向着太阳,向着晴空,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他曾等待了许久,许久! 可是,他早已化作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
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党中央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
长眠在这白桦树下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地牵萦着这个少年人的情怀呢?
那个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
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给伐木队送鱼的人们,去看望想念中的爸爸,也去看望想念中的大森林!
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大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玉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
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发被汗水打湿了; 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 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它们像对歌似地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鸟儿的啼鸣,像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 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
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为伙房采蘑菇。那一年的雨水真多,蘑茹长得也真好! 他原想够了,够了,不再采了。可是一抬头,他又看见在前面一棵棵的大树底下,几个大得出奇的蘑菇,像戴着白帽子的胖小子,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在瞧着他,吸引着他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突然,他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
他顺着这引路的声音找去,找哇、找哇,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坐着正在休息的伐木工人: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彻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
孙长宁早巳刨根问底地知道了他的底细。梁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为什么会到这遥远的森林里来呢? 因为他是 “黑线人物”;因为他积极地搞了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他有罪,他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叫做“癌”的病症。
他曾问爸爸:“什么是‘黑线人物’?”
“……”
“什么叫‘文艺黑线专政’?”
“……”
“他是个坏蛋?”
“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坏蛋……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
“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爸爸生气了。孙长宁也胡涂了,他也不去想了。反正爸爸跟梁老师好,梁老师就不会是坏蛋。因为爸爸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和坏蛋好的。这一点孙长宁很清楚:
“他怎么不回北京治那个病去呢?”
“他不愿意!”孙长宁又不懂了,还有得了重病不治,而活活等死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他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人家才让他回去治病!”
“那……”孙长宁问不下去了。即使在孩子概念里,投降、叛徒也是最可耻的。
孙长宁对梁老师的最早的感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宁死也不当叛徒。
孙长宁从掌声和笑声中清醒过来。人们舒展、活动着四肢,重又开始劳动去了。只有他痴痴地站在梁老师的面前,既不走开,也不讲话。其实,他心里有许多话在翻腾着,可是他找不出一句话来表达这片笛声在他心里引起的共鸣,他的眼睛充满了复杂而古怪的神情:好像失去了什么,却又得到了什么。
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
梁老师被他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问道: “你喜欢吗?”
他点点头。又何须说呢?
梁老师特地为他演奏起来。孙长宁的心重又被激动着,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苦恼了,皱着自己的眉头: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启示,他噘起嘴唇,用口哨把梁老师吹过的乐曲中的几个小节重复了出来。他的脸立时放出光彩。这口哨比什么语言都更能表达他心里的感受。
发现孙长宁能那样准确无误地重复他吹过的几个小节,梁老师也兴奋了。他接着又吹出一个小小的乐段,仿佛在用石子试探着湖水的深浅,孙长宁依然准确无误地重复出来。梁老师激动得如同获得了意外的珍宝,赞叹地想道:这个孩子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和准确的音耳啊? 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洞深的眼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潜藏着一种还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才能!
他们的心,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在这旋律的交流里,彼此发现着,了解着,热爱着。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
孙长宁死活不肯回家了。还要上学呀! 那又有什么关系!
伐木工人中流传着的许多对抗联的回忆,还有围猎熊瞎于的故事,这就是语文课;一根根伐倒的树木,这就是数学课;劳动里还有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梁老师除了教他读、写、算,还教他吹那只魔笛。休息的时候,听梁老师为伐木工人们演奏长笛。演奏常常是即兴的东西,伐木工人们往往从那动人的旋律里听到他们自己平时随随便便哼唱过的家乡小调,他们好像在这笛声中遇见了自己熟识的朋友,快乐而亲昵。
好像磁石似的互相引着,这一老一少,形影不离。孙长宁像爸爸和叔叔伯伯们一样,照顾着有病的梁老师,一点也不肯让他劳累,固执地干涉着这个年龄比他大几倍的、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为了使孙长宁欢喜,梁老师听任和迁就着他喜爱的这个孩子,仿佛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老孩子。但他常常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却说:“我觉得好多了,适当的锻炼可以增强体质,帮助我战胜疾病!”他热爱着劳动,并不是屈服于压力。
在共同的劳动中,梁老师进一步发现,大自然的优美和劳动的、创造的快乐,给了这个孩子丰富的想象能力。许多简单而纯朴的旋律,并不经过什么构思,却不断地、随便地从他的口哨里流泻出来。当然,要使这样的旋律变成真正的艺术,还需要他和孩子进行艰苦而持久的努力。他多么喜爱这个气质朴实的孩子,又多么珍惜这个孩子的才能啊!
他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争分夺秒地把他留在世上的最后的时光全都用在孙长宁的身上。他相信乌云会散去,真理会胜利,真正的艺术将会流传下去。这个生长在遥远的林区里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会的!
他从不迁就孙长宁的懒惰。为了一个小小的乐句,他会让他重复十几次,几十次。逼得孙长宁简直要扔掉那支可恶的长笛。因为它不肯听他的话,不是漏掉一个音节,就是错了节奏。
他对孙长宁说:“不错,你有天赋! 可是天赋就像深藏在岩层底下的宝石,没有艰苦的发掘、精心地雕琢,它自己是不会发出光彩来的!”孙长宁重又拿起那支可恨而又可爱的长笛。唉,谁能理解这其中的快乐和苦恼呢?
他坚决打碎孙长宁的任何只从技巧着眼的企图: “这是浅薄!”他生气地敲着乐谱。“我要你表现的是艺术而不是单纯的技巧! 你必须力求理解你要表现的是什么!理解,首先是理解!”
当他终于听到孙长宁能够完美地演奏完一个乐曲的时候,隐忍着癌症带给他的疼痛,他微笑了——那么美的微笑,使孙长宁久久不能忘记。
尽管伐木工人们常常从大森林里弄到珍贵的药材和补品;尽管许许多多的验方,从各个角落,各种渠道流向这偏远的森林,梁老师的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但他并不感到悲观和消沉,看着孙长宁的成长,他欣慰地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四人帮”和疾病夺去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却在这个少年人的精神里,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地、顽强地,奋发不息地继续下去。
离去的时候,他很清醒,皱着眉头,思索着应该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长笛和几年来在森林里谱写的乐谱一齐交给了孙长宁。“我用它们工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把它们交给你。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音乐,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应该让它回到劳动人民那里去。你已经学得不错了,可是离一个真正能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且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家,还相差很远! 需要继续努力地学习,不要半途而废。可惜我已经不能和你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是,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不论将来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辉煌的顶点,决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当成商品! 懂吗?”
“懂!”孙长宁呜咽着。
“傻孩子,哭什么! 我教给你的东西,你都记得吗?”他指的,不只是长笛。
“记得!”
梁老师宽慰地笑着,闭上了眼睛。
他就这样地去了。带着他的才华、带着他的冤屈、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带着许许多多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
当最后一锨泥土撒向墓穴的时候,森林里响起了风涛。孙长宁听见有人在旁边轻轻地说: “多好的一个人给糟蹋了!”于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男子汉”,抱着墓前的一棵白桦树,失 声痛哭了。他已经不怕送葬的人们看见他的眼泪,又有谁能说
这是软弱呢?
这就是长眠在白桦树下的,使孙长宁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个 人。
二
孙长宁紧紧地靠着车窗坐着。整天整夜不能入睡。
他看着远处村落里的星火,两三点地、两三点地在浓浓的黑夜里闪玩,又缓缓地向后游移而去。他看着大地渐渐地从黑夜中醒来,在阳光的照耀下,森林、田野、山峦、河流、湖泊……显现着越来越绚丽的色彩和磅礴的生命力。这就是祖国,是梁老师力求在音乐中表现的亲爱的祖国啊……
他把手伸进口袋,紧紧地捏着那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不愿意撒手。仿佛那张车票就是他将要投身进去的,为它贡献出全部热情的生活的一个部分。
幻想像浪潮似的,还没有等这个浪头退下去,另一个浪头又涌了上来。在这交迭的幻景之上,是梁老师那双期待的眼睛。
怀着一颗天真而没有一点思虑的心,他来到了北京。除了因为渴望而引起的急切以外,想到的只是不容置疑的成功。
在音乐学院,他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他推门进去,一位年轻的、有着明媚的微笑的女同志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兴冲冲地答道:“我来报考音乐学院!”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那傻里傻气的微笑在自己的脸上绽开。
她却毫不介意地回答: “你来晚了,报名的时间早已过去 了。”
啊! 真的?这句无情的话,来得那么突然,以致那傻里傻气的微笑还来不及退下,就凝固在脸上,使他那生动的脸变得那么难看。像每一个第一次和社会生活发生接触的人一样,因为突然遇到了那没有经验的心所意想不到的、主观和客观的距离,他感到茫然失措。一种千里而来,失之交臂的遗憾之感几乎使他落泪。
他急迫地说:“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可是初试都已经考完了。今天也已经是复试的最后一天 了。”
“那么,就让我参加复试吧!”他又鼓起一线希望。考试毕竟还没有彻底地结束。
“那怎么行呢?参加复试的考生是从初试中选拨出来的,你没有参加过初试,怎么能参加复试呢?”
这么说,已经没有一点可以争取的余地了。他失神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也想不出一点挽回这种局面的办法。有谁能帮助自己呢?又有谁能了解自己的心情呢?这个人口那么多,地方那么大的城市,显得多么陌生啊!
看着他那失神的样子,那位女同志十分抱歉地加上了一句:“真是对不起,这是规定!”仿佛是受了他的感染,那明媚的微笑,从她那年轻的脸上退去了。
校园里,到处都是舒展的笑脸,为了迎接这个像节日似的、使人兴奋的日子,年轻的人们着意地把自己修饰过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十二年来,多少年轻人的远大的抱负,美丽的幻想,热切的愿望全被“四人帮”禁锢在枷锁之中。他们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 解放了! 解放了! 他们的智慧,才能也像花朵似地开放了,五彩缤纷、交相辉映。
孙长宁漫游在这芳菲的百花园中,舍不得离去。
从许许多多的房间里,传来了钢琴、提琴、黑管、扬琴、琵琶……各种乐器的音响。在这各种乐器的轰响里,孙长宁那敏感的耳朵,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从一间屋子里飘出来的长笛的柔声。仿佛听到了朋友的召唤,他向着那间屋子走去,没有人阻拦他。他不由地推开了房门,房门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有人责怪地“嘘”着这不合时宜的声音。他显眼地站在那间在冬天的寒冷中,温度显得过高的房间里。穿着老山羊皮袄,高筒的大头皮靴子,戴着长毛的大皮帽子。而这皮袄、靴子、帽子又都好像在捉弄他的不幸似的,崭新发亮。
房间一头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主考和监考的教师。主考教授傅涛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除了正在演奏的那位女青年,挨着墙边,还坐着六个考生。
她演奏的是孙长宁相当熟悉的《布劳地克幻想曲》。演奏得不错,有着特别而独到的地方。在这熟悉的旋律里,孙长宁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不幸,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沉思。当她演奏完毕,鞠了一躬,返回墙边的椅子上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听见教授严厉的问话:“你有什么事?”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房间里的人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全都生气地转向他。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桌子后面的教师们骚动起来。他听得见他们的低声交谈。
“谁让他闯进来的呀?”
“怎么搞的?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能随便闯进考场来呢?”
“真是乱弹琴!”
教授耐着性子对他解释着:“报名的时间早已过了,现在连复试都要结束了!”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如果只是为了考大学,我是应该回去了……”他喃喃着,脸红了,也就更不能说清自己的思绪。是的,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
“是呀,今年不行了,明年再说吧! 打倒了‘四人帮’,再也不会有人压制有才能的孩子上学深造了。以后每年我们都会进行正常的招考啦!现在还是出去吧,不然就要影响我们的考试了!”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可难道这次千里迢迢赶来考试,仅仅是自己的一种个人爱好吗?不,不是!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 这是梁老师留下来的任务,只能完成,不能退却。孙长宁明白自己的责任: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不,他没有权力逃走。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就是因为打倒了‘四人帮’,我才从几千里地以外赶来的。不然,我还不来呢! 老师们! 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也算我没有白跑几千里地!”说着,热泪忽然充满了他的眼眶。
傅涛教授不由地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或许这个孩子有点来历?是不是应该让他试一试?
也不知是因为他是显得那么疲惫,还是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严肃的、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坚强意志,他的话引起了那七位考生的由衷的同情。
他们一齐为他力争。
“老师,让他演奏一个吧!”
“请允许吧!”
孙长宁那紧绷绷的心弦松弛了。他感动地想:不,这个城市并不陌生!
这七个考生,他们难道不知道在七名复试的考生中,只录取三名吗?知道! 他们难道不知道再增加一个人,就会变成八名里头录取三名吗?知道,当然知道!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 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动着每一个教师的心! 教师们不由地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还只能称他孩子,他大概只有十四岁吧?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向两鬓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向教师们询问地张望着,仿佛在问:“我可以开始了吗?”教授点了点头。心里想: 倒像一个行家似的! 他又用舌头再次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开始羞怯地、仿佛怕惊吓了谁似的,犹犹豫豫地吹着。教师中有人开始在坐椅上扭动起来,好像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根本就是一场胡闹。
可是,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木头小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尽管他一生不知道听过多少优美的作品和多少名家的演奏,但这个少年人的演奏仍然使他着迷。
他感到神奇,他几乎不再看见面前这个少年人的形体。仿佛这个少年已经随着什么东西升华、向着高空飞旋而去。这儿,从不轻易在人们面前打开的心扉敞开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不,或许还不止于此,他还看见了那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是他,培育了这样的一个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是的,世界上有不相通的语言,而音乐却总是相通的。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欠疚。因为他差一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轻慢地放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孩子,一个或许将会闻名于世界的音乐家。唉,人们是多少容易从主观出发啊!
很显然,这个少年人不是从城市里来的。可是,他又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 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仿佛有一个缥缥缈缈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在无边的旷野里呼唤着他。啊,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却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身影? 那个人早已不在人世啦,可为什么忠诚的心却仍在固执地寻找着他的踪迹?像闪电一般迅速的思绪又把自己带到了哪里? 这是考场啊! 教授摇着脑袋,责怪着自己。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一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的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里好像已经不是考场。每个在场的人,不论是教师或考生,人人都回忆起了一些什么——一生里最美好的什么。
袅袅的余音在空气里萦绕着。远了,更远了,听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
还是孙长宁自己惶惑而不安地开始踏动着双脚,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么敛声敛息而又毫无表示。难道他没有很好地表现梁老师的作品里的精神?难道使他那么倾心热爱的作品竟不能打动这些人的心?他感到了深深的痛苦,他竟不能完成那许多年来激动着他的心弦的梦想——使梁老师在他那常青的、永生的作品里再生?
但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
“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没错,他第一,第一!”
“第一名是他的! 他应该被录取!”
教师们看着那七双眼睛,这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七双眼睛,突然变得那么相像,仿佛是七个孪生的兄弟姐妹:天真、诚挚、无私而年轻。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呐!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他发懵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只是呆头呆脑地听着大家发出的各种评论,好一会功夫他才反应过来。生怕人们会在欢腾里忘记,激动而大声地说:“不,这不是我。这是那作品,只是那作品……”
教授立刻理解了这颗高尚的心。“对,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缥缥缈缈、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竟然会有这样巧合的事么? 心脏痛苦地缩紧了,悲愤和哀伤重又塞满了胸膛。
他紧张地盯视着孙长宁嘴角旁边的每一条肌肉的细微的牵动,生怕自己的听觉有所误差而漏过一个字眼,或是一声轻微的叹息,又生怕这个少年会像变魔术似的从他的眼前突然消失。
孙长宁重又拿起长笛,简单地说明着: “这是我为老师写 的!”
那支曲子粗糙而幼稚,变调部分也显得突奇,可是它饱含着愤怒的控诉和深情的怀念,仿佛要涨裂那支长笛,让人回肠荡气。两行又苦又涩的热泪,顺着孙长宁那黝黑的、圆浑的、孩子气的脸庞静静地滴落下来,使坐在一旁听他演奏的人们不禁黯然神伤,凄然泪下!
然后,他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 果然是他! 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充满了心头。好像再一次地和他相会,又再一次地和他分别。教授惨痛地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如今已是物在人亡,永不能相见的了。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感慨着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树下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看见天空中,灿烂的群星在闪烁。
朦胧中,他觉得有人伏身向他,问道:“你觉得冷吗?”
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他好像在这温暖中溶化了。“不,我觉得很温暖!”
他又闭上了眼睛,留在他意识里的最后的概念是梁老师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
不论是他,或是和他一样在做着甜梦的那些个考生,他们还都不知道,这时,在深夜的北京的上空,电波传送了党中央的声音:中央鉴于报考音乐学院的考生中有大量突出的优秀人才,支持该院增加招生名额,争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早晨!
(原载《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赏析】
再过若干年,年轻的朋友如果想了解我们祖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初获得新生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风貌,那么,就请读一读这篇小说! 它虽然只是一扇小小的窗户,却相当真切地传递出时代的气息: “文革”遗留下的悲痛和伤痕还在不时袭击人的心灵,但是,新的生活毕竟开始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的解放感,使人们怀着百倍珍惜的心情,从事重建社会主义大厦的工作,那么认真,那么热诚,那么充满希望,连微笑都是“明媚的”,一切都如“美丽和晴朗的早晨”般的生机盎然。
这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7月,写了一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上京考音乐学院的故事。当时,被“文革”蛮横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大批在臭化知识分子、否定知识的淫威下默默而又顽强地积累知识、渴望成才的优秀青年,奔赴考场,接受祖国挑选,动人的故事何止千万! 张洁也许是有所闻,也许是有所感,她讲述的故事,确实是十分动人。孙长宁,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十四岁,只身赴京,却成了“迟到的第一名”,本身就够动人的了。但作者仅仅把这当作故事的一部分,她富有历史意味、政治色彩和人生哲理的艺术思维,把光明的故事推溯到黑暗的年代写起,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与到森林里去的音乐家联系起来写,从而使动人的故事不仅仅具有欢欣感,还有着强烈的信念感。
孙长宁的脱颖而出,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名师梁启明的悉心指教(包括艺术的、人生的),而这“名师”,在指教他的时候,正蒙受“十七年‘黑线人物’”的冤屈,被放逐到大森林伐木队,进行惩罚性劳动,并且身患绝症,来日无多。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宁肯不回去治病,也决不“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他热爱劳动,并不是屈服于压力;他赢得了伐木工人的信赖,甚至使劳动者从他身上看清“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的时局本质;他被剥夺了音乐工作的权利,却坚信“总有一天,春天会来”,在森林里创作了厚厚一叠乐谱,要将心灵的旋律奉献给美好的明天;他深信:艺术是永恒的。所以当他发现八岁的孙长宁有音乐天赋时,如获至宝! 他悉心传授长笛艺术,还当起了文化教员,一心一意为祖国的未来培养一个为劳动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悲观和消沉,因为他终于听到孙长宁能够完美地演奏完一支乐曲了,他欣慰于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相信自己的精神将在这个少年人的精神里继续下去——艺术的和理想的。这正是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 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这样的灵魂,是“四人帮”决计夺不掉的,他们至多只能夺去他的肉体。孙长宁成为“第一名”,既是梁启明艺术生命的延续,证明了艺术不会毁灭;也是梁启明坚定信念的延续,证明了人民的不可战胜。于是,他赶考的故事,连结起昨天和今天、森林和北京、这一代和下一代,成为一个内涵博大深刻的历史和人生的缩影。
我们曾经说过:这篇小说是动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情节是动人的。恰恰相反,故事性是被淡化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地先后发生着,虽有起伏,但却远远称不上跌宕。作家的注意力并不放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并不放在矛盾冲突的组织上。可以说,作家至少放弃了两次可以创造情节高潮的机会。一次是梁启明临终永别场面,一次是孙长宁赶考误时。前者完全可以处理得悲愤交加、群情激动,但小说里只写了梁启明一段嘱咐,较为平静;后者,更有可能设计得一日三变、颇费周折,小说却写成在考场上已基本就地解决了。
那么,小说动人的魅力从何而来?
首先,来自于人物的美。小说中有姓名无姓名的人物无一不是具有美好心灵的:梁启明的坚贞和才华,孙长宁的执着和天赋,傅涛教授的怀友和爱才,七个考生的诚挚和无私,伐木工人的理解和同情……他们或者在黑暗中相濡以沫、憧憬光明,或者在光明中为祖国振兴尽心尽职,世界由于他们的存在显得动人! 读者看到他们挺过来了,步入幸福之门,能不为之动容吗?人物的美,根本在于其精神境界的高尚。作家那支饱蘸情意的笔,写人时不追求形象的酷似,而全力揭示人们心底波澜的细腻变化,让美的光彩无遮掩地放射出来。梁启明发现孙长宁天赋时的惊喜、病重时的考虑和临终前的欣慰;孙长宁对梁老师最早感情的产生、离开森林时对老师的缅怀、报考过程中对自己责任的明瞭……美的心灵塑造出美的人物,而美的人物汇集在小说里,怎能不升腾起感人至深的激情呢?
其次,作家自我感情的强烈渗入,不仅使笔下人物获得礼赞式的绘写,还直接以叙述者的身份不时插入抒情性文字,使小说情感得到提升。孙长宁上路以前感慨于老师的长眠时,作者写道:“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党中央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如此富有政治色彩的抒情,显然不是十四岁孩子发出的,它来自作家的胸臆,它带来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小说的结尾部分,也是充满希望的抒情。作者娓娓动听的倾诉,显露出她作为一个“主观型”作家的艺术特色。
再次,我们应注意到景物描写。作家总是以诗一般的句子、美丽而富有动态和色彩感的词汇,细致地描写美好的景物,而对丑陋和险恶则不屑一顾。而且,她写景,注重的不是自然风物的逼真,而是将人物特定时刻的心理、感情笼罩上去,借此充分表达人物的感情,使自然界的一切都具有生命、灵性和情感。她写墓地上燕子远去又回头之景,完全是从孙长宁的感情出发,似写景似写意,情景交融;她写孙长宁赴京坐火车途中观窗外夜景,一方面很准确:“两三点、两三点地在浓浓的黑夜里闪现”,写出了远望村落里飞逝而去的灯火的感觉,但更为精彩的是她写着写着,景和情就溶为一体了: “他看着大地渐渐地从黑夜中醒来……显现着越来越绚丽的色彩和磅礴的生命力”,这已经不只是写大自然的夜昼变化了,它孕含着孙长宁此时此刻从黑暗到光明的振奋不已的心情。这些都是以景而写情。有的地方,则有以情写景之笔,如孙长宁考试时吹奏长笛,眼前幻化出一幅童话般的故乡之景。诗情画意,撩人心弦。
小说的语言是清丽流畅、准确凝练的。有的地方有诗的格式和诗的韵味。叙述语调饱含情感而又平缓含蓄。这些,也都是小说的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