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对我说，一些同行视我为斤斤计较的庸俗之辈。
根据是：
一、我单刀直入地向约稿人询问稿酬标准；
二、我曾向《十月》杂志社预支稿费；
三、对不及时付给稿费，甚至不付稿费的报刊，要求实行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费的办法；
等等等等。
以上情况全部属实，的确都是我的所作所为。
如今，一些报刊发稿后不及时付稿费的情况越来越多，一压半年甚至一年也不算稀奇。等久了，难免问一问此中原由。
大多数朋友也很为难，耐心解释不能按时寄出稿费的种种原因，或因财会部门的工作问题，或因邮局投递不利等等。
个别人也会一听索问稿费脸就变，本是好好的声音立时冷硬起来，与组稿时的和善判若两人。老大不情愿地说：“好吧，看在多年朋友的分上，我给你问问。”你这里还要对他赔尽笑脸、千谢万谢，倒好像不是他欠你的稿费，而是你欠他的稿费。
十年前没有这个情况，一般发稿半个月左右就能收到稿费。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我记得母亲就职的那所小学，每到发工资的那天，校长从交通部领到教师的工资后，先在银行里存日折息，一天就能翻一番。存上三天，先给自己赚一笔才发给教师。上午发的，在街西头四十万金圆券换一个“袁大头”，走到街东头这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四十四万金圆券换一个“袁大头”。
这样的事现在肯定没有了，但物价上涨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月工资只够支付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的工资，日常生活全靠稿费收入。现在已然进入商品社会，没钱不能吃饭穿衣的道理越来越明白。我又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特异功能，倒是想练出一身不吃不喝，也能长命百岁的气功，可是，有这种气功吗？
本来稿费就低，这样一波三折如何陪衬得起？作家没有别的外快，全靠一个字一个字爬点稿费出来。
所以在上了几次当以后，对那些只顾发稿、不及时付稿费甚至不付稿费的单位，不得不出此“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费”的下策。
自然也会比较稿费标准的高低，谁不想在付出辛劳的同时，争取更大的效益？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经济建设部门，招标就是天经地义、备受人们的赞美？
至于预付稿费，也不是我的独创，西方作家和出版社之间早就这样做了上百年。既然中国已然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实行了版权法，为什么中国作家就不能这样做？有人甚至鄙夷地说：“我不相信张洁就穷到要预支稿费的地步！”
我有必要向世人公布我的收支表吗？你怎能断定我有钱或是没钱，你怎能知道我不急需钱用？
就算我没钱，又有什么可耻？
就算我有钱，预付稿酬也是版权法上写得一清二楚的条款，是作家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又有什么可指责的？
再说了，我要你付的，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又没要你兜里的一分钱，你的钱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如此，我有什么错？难道我把自己的劳动所得白扔了，才叫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你瞧着我的劳动所得，让人一卡就是半年甚至更久，任其日渐贬值才算我不庸俗？
更有选了你的文稿，不但不给稿费，连征询你是否同意选载这道手续都没有的事。难道我不应该问一下，出版所得哪里去了？进了谁的腰包？奇怪的是，我要这样一问，就是我的庸俗，账目不清的出版人反倒清高得很。
起先我不明白，后来才懂得，现在一些出版社承包给个人，一承包给个人，就出现了出版人和作者之间的分成问题。我希望大家都有所得，尤其作者的创作价值，是在出版人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之后才得以实现，他们本应得到好的报偿。可是，作者也不能听任出版人怎么说就怎么签订合同，连问一个为什么、讨论一下条款对甲乙双方是否都合理也不行。如果你问了、你讨论了，就是满脑子的孔方兄。反正孔方兄就那么多，你不孔方，肯定就有他人孔方，至今我也没见着哪位不像我这样庸俗，把孔方扔到垃圾堆里去的高人。
我手里就有几份合同，由于签定时太爱惜自己的清高，太向往知识分子的不庸俗，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鉴定，那是非常不平等的条约。
从没见过谁为中国作家稿费之低说过半句公道话，反过来却指责穷嗖嗖的作家，不该发出这一丝微弱的、保护自己权益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我不禁想起《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从前他是到处躲账，现在他得学会低三下四、磕头作揖地要“账”，也许还要为讨不回自己辛劳一年的所得，反倒被人指责他成了黄世仁而喝卤水。
还有那不按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条款征收作家税收的部门，又是拦腰一刀，砍得作家好冤。条款上明明写着个人月收入超过八百元，应缴纳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据说还要涨到百分之三十），可是除了香港的梁凤仪，哪位作家一个月能写一部书？一部书稿，往往是多年心血的结晶，只是在结算稿费的时候，没有按月创字数付酬，而是在全书完稿之后一次付清。
我们有点收入怎么就那样让人看着不顺气，非要卡一卡、整一整才行？
对这一不合理现象，作家们多少次吁请有关方面解决，可是他们的吁请，却如泥牛入海。
…………
总而言之，从今以后我决心不再清高，请别再高抬我，更别指望我将那知识分子的清高美德发扬光大了。
1994年2月12日狗年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