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六年，因参加中美作家会议，几次过香港转机。
作为一个女人，免不了爱好虚荣，免不了在那红黄蓝白黑五彩缤纷之地，进出繁华的商业区，流连、采购，兼做几回刘姥姥。记得每进商场，后面立马跟上一位店员。初始不以为意，有过几次同样的经历后，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再次进入购物天堂，就会留心观测。只见那些店员以货架为掩护紧随在后，可又并不打算真正隐蔽，总能让我知道有人在关注着我。
先是感叹毕竟是资本主义，比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尽职尽责，店员们随时准备扑上来为顾客排忧解难，后来明白是防我偷窃。于是觉得香港其实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与大陆毫不相干，如此警觉的店员，难保没有受过大陆警方的训练。
最可笑是在鞋店买靴子，店员说是上等牛皮，回到北京一穿（还不是二穿、三穿），马上穿帮，原来是人造革的。作为一个自一九四九年至彼时，再也没见识过好“皮鞋”为何物的人，哪里分得清上好或是不上好、牛皮或是非牛皮？更不知道人造革竟可以用来造鞋，并以假乱真到这个地步。
从那以后，我对“上好”牛皮鞋有了误区。
后来遭遇意大利皮鞋“真身”，与当年在香港见识过的“上好”皮鞋不分上下，于是把那双意大利靴子在手里搓来搓去，摁来摁去，最后还贴在鼻子上嗅了又嗅，以验明正身。意大利鞋店的店员奇怪地看着我，摊手、蹙眉、耸肩，不知鬼迷三道的中国人又在搞什么邪的。
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心生隔阂。那时，我是何等死心塌地的“香港拜物教”——何等法制、何等文明、何等民主、何等高尚……谁要是对香港稍有不敬，我肯定会与之理论理论……
如果把我在香港的“购物”经历写成电视连续剧，肯定让人笑破肚皮。
不是我为自己“老土”辩护，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计划商业下，谁知道还有“假冒伪劣”一说？社会主义商品之单调、之匮乏，店员服务之不逮自不待言，但绝无坑蒙拐骗之虞。不像现在，大陆“假冒伪劣”的手艺，不但远远超过香港，也远远超过日本和台湾，堪称世界之最，香港称霸“假冒伪劣”世界的黄金时代，已如明日黄花不可追忆。
一九八六年那次过港，时运尤其不济。
先是受领队指派，与另外两名作家应香港某电台之邀，前去接受采访。电台的经济状况如何，不得而知，用来接送我们的是一辆拉货的“小面包”。置身其间，如同置身鱼市，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变成了一条黄鱼。
临场时电台突然改变计划，将原来每人十分钟的采访改为二十分钟。我当即表示，领导只布置了十分钟的工作，恕我不能超额完成任务。正在研讨采访时间问题，巧遇严沁女士，要务在身，没有时间深谈，寒暄而已。虽然匆忙，对女人的美貌却不会放过偷眼的机会，所以对她印象颇深。
回京后校友寄来剪报，才得知严女士投书该报，将我骂得淋漓尽致，读后只好一笑。虽然并不知道自己何曾得罪于她，但仍然觉得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而且，也许，那天我在电台的表现，确实令人生厌？
后来有机会看她的文字，才知道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虽然与香港首席作家李碧华女士无法比肩。
尽管人们为寻找“张爱玲”的传人闹得沸沸扬扬，我却觉得唯李碧华女士得其神韵，文字的讲究与着眼点的独特着实耐人品味，并一直为我仰慕。也许李碧华女士不愿意我将她与张爱玲相提并论，那就恳请李碧华女士的原谅。
严沁女士文字里的良善和纯情触动了我，便将她的书介绍给大陆读者，并为她的书作了序，希望人们喜欢她的书、从中得到收益，而后出版社是否得以出版，我就不得而知了。
继而有位女记者致电于我，要求采访，自然敬谢不敏。
平心而论，我的工作态度很不积极。比如领导布置十分钟的工作，我就掐好十分钟，不肯多加一点。对待该女记者的采访也是如此，既然领导没有交代我接受采访的任务，我为什么主动接受呢。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没想到又是那位女记者，声严厉色地责问我为什么不接受采访？
换了谁，也不会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工作不积极，只能一味推托不喜好，并不断致歉请求谅解。但她没有听完我的道歉，便不耐烦地摔下电话。
我遗憾地想，她如何才能明白，我不接受采访并非是对她的不敬？
第三次电话铃又响了，我猜想还是她，果然不出所料。没等我解释说不接受采访绝无不敬之意，她就开始抖搂我的“隐私”。
这才知道，我原来还有那许多自己并不知道的“隐私”。
最后她总结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诚如斯言，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了不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宁愿与电梯工或清洁工交往，而不愿与某些“人物”交往的原因。有次要去西单，恰遇电梯工人蹬着一辆三轮板车去西单运货，他说：“张阿姨，如果你不在乎的话，我愿意载你去西单。”我二话不说，“腾”的一下跳上他的三轮板车，一点不觉得乘一辆三轮板车有什么不妥。
去年春节，我收到的礼物中，就有两份来自电梯工和清洁工的礼物。那些礼物不值什么钱，但我确信，在我们那栋宿舍楼里，再也没有人会收到这样两份礼物了。
于是我如实回答说：“是的，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接受采访。”
后该女嫁作西人妇，恰巧该国某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七八本书，于是匿名投书该出版社，历数我为人为文之恶。致使天使般纯洁的出版社，以为出版我的书简直是为虎作伥，从此再无音信。后有了解内情的该国友人，将她的所作所为转达于我，还是一笑了之。
即便十几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过我的作品，我也没有将此看作是“走向世界”的跳板。又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荣幸”，业内许多作家的作品都被西方国家翻译出版，最后又怎样呢？
作品被西方国家翻译出版，最实际的好处是提供了旅行世界的可能。虽然文学作品从来不会畅销，没有多少版税可得，可我并不住五星级旅馆。
不再翻译出版我的书，不过让我失去一些旅行世界的可能，又能将我怎样呢？何况中国银行现在放宽外汇兑换金额，外出旅行已经不是很难的事了。
某个人，对工作不积极算不得稀奇，如果对自己可能得到一些什么的“机会”，也不肯花费些许力气，就不大正常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某个晚宴上，工作人员来到我的餐桌，对我说：“君特·格拉斯先生想请您到他的餐桌上叙谈叙谈。”
君特·格拉斯何方神圣？德国作家中的Number One，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多好的机会，还不赶快接上这条线！此后或是请他来华参观访问，或是通过他与什么机构结成姐妹关系……有几年敝人还曾是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推出这样一个文化交流项目该是顺理成章……不但相干人马可到德国公费旅行，说不定哪天格拉斯先生还能推荐我为“那个”奖的候选人呢！
而我又是如何回答的？
“如果格拉斯先生想要与我叙谈，他应该到我的餐桌上来，不是说女士优先吗？”同桌的德国作家、编辑还有我的译者，煽风点火地鼓起掌来，闹得那位工作人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定定神，他就知道如何办理了。不论哪个地界，作家、艺术家都是神经病、怪物，和这些人长久相处，必然会训练出超强的办事能力。
如果让我在“逞能”和“机会”之间选择，百分之八九十我会选择“逞能”，它几乎变成了我的一个嗜好。这个毛病如果在其他时刻发作也就罢了，偏偏在如此这般的一些“机会”面前发作，不是有病是什么？
如此这般，我错过了与格拉斯先生的连线，损失了造就自己“前程”的一个好机会。
有一个阶段，我在西方“红”得可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观看舒伯特的歌剧《魔笛》，幕间休息时，导演克劳特上台介绍中国作家张洁在此观剧，竟赢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瑞典大报《每日新闻》的头条是“中国作家张洁是某某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
又能怎样呢？
不要以为那些即兴的东西，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或当做既成事实而沾沾自喜，它们只是看上去像真的而已。
有一年与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男主角Peter O'toole在某大使馆的party上相遇。他一时找不到纸张，从自己通讯本上匆匆撕下一页，写下他在伦敦的地址和电话，请我有机会去伦敦的时候，务必与他联系，情真意切得像是马上要送我一张去伦敦的飞机票……不久果然有了去伦敦的机会，可我从来没有给他打电话，更没有打算去探望他。
某些万众瞩目的人物，不可信的标志是那样明火执仗——你能相信一个对酒精的信仰已经渗入骨髓的人、一个被成千上万条“粉丝”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的话吗？即便是誓言。
只是有点遗憾自己被男人调教得如此刀枪不入，如果时光倒流几十年，当夜会不会失眠？说不定啊。谁能说为这种理由失眠不是一种快乐？为这种理由，而不是为一张没有皱纹的脸，回光返照一次，又该是怎样的经验？
但我一直保留着他的墨迹，毕竟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
的确，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知道，不能把好像是真的东西，当做真的。
我还知道，哪怕、甚至，已经穿上新娘的礼服，只要没有得到那枚婚戒的确认，都不能说那句话——“新娘就是我”。
200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