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林大学任教期间，经常接到英格的电话，约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度周末。从威斯林大学到阿瑟·米勒的庄园，开车不到一个小时，算是很近的了。
而在我们相识的初期，来往并不密切。一九八四年九月号香港《The Asiaweek Literary Review》杂志，曾发表过一段阿瑟关于我的谈话：“张洁的书如同其人，正直不阿。她的目光始终在洞察阴暗的角落。我很喜欢她，但是很难和她接近。”
这样的评语，随着我们的日渐熟悉，更新了很多。而后来的我，对洞察阴暗的角落越来越没有兴趣，没有改变的，依然是“很难接近”——对许多人来说。而且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不可接近”的地步。
阿瑟的庄园没有围栏，四通八达，无论从哪一个方向，都可自由出入。问题是一旦进入这个“领地”，主人立刻就会知道。不论阿瑟是在山坡上的小屋里写作，还是在木工房里干木工活；或英格在她那尊炮楼一样的房子里洗印她的作品。原来各处都设有监听装置。
英格是摄影艺术家，颇具语言天才，能操多种语言，除母语之外（英格是奥地利人），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等全都在行，竟然还会说些汉语。阿瑟瞪着两只眼睛，迷迷瞪瞪地说：“和她到各个国家旅行，不论什么语言她都能说，简直像变魔术。”
自二〇〇二年英格去世后，我不再拜访他们，不论多么小心，都会是伤心之旅。从来不觉空旷的那处庄园、树林之外，平添了一个无边无际、顶天立地到无法弥补的空洞。而我们也越来越老，这样一个空洞对老去的人来说，是相当恐怖的。
我们径直走进客厅。
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是感情过剩的劳拉。它把两只前爪搭在我们肩上，一面激动地喘息，一面凑上它的腥嘴，用满是唾液的舌头，在我们脸上一通猛舔。我老担心它会不会兴奋过头，不由自主地在我们脸上咬一口。最后终于明白我们造访的不是它，它便躺在我们的身边，发出呜呜的埋怨。
不过它的失落并不长久。劳拉是个没心没肺的姑娘，很快就会忘掉我们的冷落，被屋外的一只鸟或一只蝴蝶吸引，而且镇子里那只爱串门的狗，一会儿就会准时来到。
劳拉对它的欢迎，自然要比对我们的欢迎更加疯狂。对劳拉来说，它虽然老了一点，但毕竟是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能是多数理论家的追求，可惜能达到目标的不多，弗洛伊德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它和劳拉面对面地蹲着，就跟人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一样。不过劳拉对聊天的兴趣不大，一会儿就会跳起来，撩逗对方跟它到林子里去疯跑。人家毕竟是位绅士，头脑非常冷静，也许会和劳拉到树林子里跑上一会儿，但不多留，待够半个小时一定告辞。阿瑟认为它有一种非常自觉的责任感，每天一定要把镇上发生的事传达落实到每一只狗头。
随后才是阿瑟·米勒或英格的迎接。
一九八六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在威斯林大学任教，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再见。
当阿瑟从山坡上那栋写作小屋走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腿脚更不好使了，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早知道他的腿有毛病。可当他先拍拍唐棣的头顶，又转过来拍拍我的头顶时，心上就像掠过一片云似的一暗。
在周末，阿瑟·米勒什么也不写，只是“侃”。他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坐下来就谈国际形势，老在为人类的前途担忧，而是漫无目的地瞎聊，心理咨询、驯马、绘画、哲学、天人感应、天南地北、趣闻怪谈……偶尔才会谈及政治以及某位作家和她（他）的作品，包括对几位中国作家的印象。
也许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以及有关文学的思考，暂时放在山坡上的小屋里了。
庄园里有很多树，其中有个苹果树桩子，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显得十分神秘。
因为他喜欢调侃，所以我习惯性地问道：“是真的吗？”
“真的，这是真的。”
“你写不写这个苹果树桩子？你要是不写，我可就要写了。”
他说：“好吧，我把这个题材让给你了。”
可我又想，何不让那树桩子继续神秘下去？那样，凡是来这里做客的人，都有机会到那树桩子上亲身感受一番，苹果树桩就会继续它的创作，用它千奇百怪的故事愉悦我们，如果我破了这个咒，苹果树桩也许就会走上才思枯竭的绝路。
否则阿瑟·米勒为什么对此只是津津乐道，而不把这个苹果树桩子放进他的戏剧里？
最惬意的时光，是在晚餐桌上。
餐桌上烛光摇曳，蜡烛就插在毕加索捏咕出来的烛台里。“侃”到高兴的时候，阿瑟·米勒会来段即兴表演，比如在想象的提琴上拉出任人想象的曲子。他的头、身子和手腕，随着那些旋律，比演奏家更演奏家地抖动着、摇摆着，脸上的每一根神经让那些音符牵动得很是繁忙。那时，我就会忘记他先拍拍唐棣的头顶，又转过来拍拍我的头顶，让我心头像掠过一片云似的一暗。
记得有天晚上，从荷兰来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开始阿瑟·米勒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着话筒一味在听，过了很久才听见他说：“那你干吗不写个新的？”
我猜想大概是个新手，希望得到阿瑟的指点。
而后阿瑟·米勒便放下话筒，拿起咖啡壶煮咖啡去了。
我们都认为电话已经结束，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
咖啡煮好之后，阿瑟·米勒给自己倒了一杯，一边慢慢地啜着，一边慢慢对我们说：“这是一位导演，正在排演《推销员之死》，打电话是为了说服我把第一场换到最后一场，把最后一场换到第一场去。”
喝完那杯咖啡，阿瑟接着去听电话，原来电话并没有结束。
他还是什么也不说，只一味地听。直听到不但那头，就连我们也都以为阿瑟·米勒接受了那位导演的意见，把第一场换到最后一场去了。这时只听阿瑟开口说道：“等我死了以后，你爱怎么着再怎么着吧。”
有时阿瑟·米勒为我们播放录像带，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并向我们介绍达斯汀·霍夫曼拍摄此片的一些情况。我坐在地毯上，一面看一面想，这位霍夫曼要是不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才叫怪。
可能世界上的顶级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吧？不过比来比去，我还是最喜欢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可惜那部电影没在中国放映。
一般说来，聊到十点，阿瑟就会说：“好了，咖啡店关门了。”
客人们就会回到各自下榻的屋子里去。
凡事有得必有失，在餐桌上，我们不得不领教英格并不高明的厨艺。与阿瑟·米勒结婚初期，英格曾从欧洲带来一个法国厨子。可是那位厨子声称受不了美国人对美食的亵渎，把英格下岗之后便回法国去了，从此英格只好亲自下厨。
烹饪过程中，她总是不甘寂寞地从厨房里跳出来参加客厅里的谈话，常常是一只脚踩在厨房里，一只脚踩在客厅里。如果我们吃到焦煳的，或是夹生的饭，也就不足为怪。我想，厨房连着客厅，对英格来说无疑是个陷阱。
难得那次为宴请我的母亲，她成功地做了一只烤鸡。
那一次英格拒绝了客厅里的诱惑，只见她不断打开烤箱，把烤盘里的汁水浇到烤鸡上去。那只鸡被烤得嫩黄流油、香脆可口，可以说是饭店级的水平，在她的厨艺中实属意外。可惜母亲那天突然头晕，不适乘车旅行，未能赴约。不完全是为了报答英格的盛情，那天我吃了两个人以上的分量，减肥计划再次告吹。
吃甜食的时候，英格会问谁要咖啡、谁要茶，我自然要茶，咖啡只在早上饮用。“什么茶？”她问。
接着就会和我异口同声地说：“薄荷茶。”
然后跑到院子里，揪几把薄荷泡在开水里。茶水浅浅地染着薄荷的雅绿，沁着新鲜薄荷的清凉，可谓色香俱全。
有一次的饭后甜食让我嫉妒不已。那是一大盒装在松木盒子里的巧克力，每一方巧克力上，都镌刻着阿瑟·米勒一部剧作的名字。
猜一猜这礼物是谁送的？林肯艺术中心！这样的礼物，哪怕你做二十年作家协会主席或党组书记，也是无法得到的。
我小心翼翼地咬着那些巧克力，先从边缘地带咬起，然后渐渐进入纵深，最后还是把阿瑟·米勒的那些剧作吃了下去。
我对阿瑟·米勒说：“我咬一口巧克力，就像咬了一口你。”
阿瑟·米勒却抚摸着他亲手做的、足足可以坐下十二个人的餐桌说：“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在这张桌子上，我接待过很多喜爱的朋友。”
1991年4月7日于北京
二〇〇五年，我在德国Schoeppingen住了几个月。二月十日那天早上，办公室的Mr．Kock突然从电脑中调出一份资料，其中有我和阿瑟·米勒的一张合影，记得那张照片拍于一九八六年。随后Mr．Kock与我谈起阿瑟和他的创作……几个小时后，我就接到唐棣的e-mail，说阿瑟·米勒因心力衰竭去世。
很快，Mr．Kock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一脸惊诧地说：这真有点儿怪，我们早上刚刚谈到他。
阿瑟·米勒，也许我不该那样问，关于那个神秘的苹果树桩子，看来果真不是你的调侃。
2005年10月又及
与阿瑟·米勒
与阿瑟和英格
夏日与阿瑟和英格
秋日与阿瑟和英格以及朋友们
与小狗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