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文学归类于艺术，我还是希望离艺术远一点。“作家”是什么？王朔先生早有高论，我就不再赘述。
不过落到实处，腰杆就不那么硬了，最后还是住进一个艺术村。所以，别听人瞎吹或标榜自己清高，如果有个不错的价码，清高立马贬值。
艺术村里的男女不少，最像艺术家的我看只有三位。其他所谓艺术家，包括我在内，不过尔尔。
头一位当属那位奥地利作家。
披肩发长至腰际。千万别误会，人称不是“她”而是“他”。
每从人前经过，就像滚过一只洋葱，大约一个月才见他洗换一次着装。还可能因为极喜gulasch，那是一道匈牙利名菜，用料仅为洋葱和牛肉，炖至洋葱无魂。对于奥地利作家，不能说它像人们每天须臾不离的牛奶，但三天一炖肯定不是冒估。我不是瞎说，而是根据楼道里出现的、浓度相当于夏奈尔香水#5的洋葱味儿的频率估算的。
我也喜欢这道菜，但并不喜欢为它亲自下厨，就像喜欢鱼，却不喜欢为它亲自下厨一样。偶尔烧一次，之后马上冲进浴室从头洗到脚。尽管洋葱、大蒜、鱼等等味道极佳，可在未以佳肴身份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人人都想远离，这对于无私地为我们提供了美味的洋葱、大蒜、鱼来说，真有点没良心。
所以当他对我说，他从来不使用雨伞也不在乎是否下雨时，我很理解，如果赶上下雨，说不定还像一场顺理成章的淋浴。
酗酒。白天喝，晚上也喝。大厅壁炉前，是工作之余我们流连、休息的场所。尽管楼里的暖气非常之热，壁炉里的火却总是燃着的。
记得在美国教书时，学生问我，你常在欧洲和美国来去，你觉得欧洲人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我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同，但说到情趣，肯定大不相同。
奥地利作家自然也是壁炉前的常客，每天晚上总是揽着一只酒瓶前往。可能因为自知酗酒，初始还比较矜持，毕竟都是文化人，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化”面前还有些自卑，拘谨。
开头几天还谈谈“文学”，表现为“今天写得很顺利，简直像机关枪扫射一样无法停下”，或“像流水一样无法停下”。
“我在写游记。你知道，”他不无自嘲地一笑，“当然不都是真实的。”以及每日必问我一次：“你写了多少页？”
我说：“你的提问怎么跟记者的提问一样。”
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斯坦贝克，觉得自己很像斯坦贝克。“你知道，我不喜欢读书，连中学都没毕业。搬过六年尸体，当过建筑工人，逃过兵役……我们那儿男孩子一过十八岁就得服兵役，我讨厌和三十个人睡一间房子，就跑到希腊去了，在那里以替人收橄榄为生，我的英语就是在那里学的……”
几天之后，就再不谈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事，而是心无旁骛、一口一口默默地喝酒。即便其他作家谈起自己的创作，他也并不参与，似听非听，神思游弋地盯着壁炉里的火苗。这时候，我觉得他比在场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像作家，而不是他大谈文学以及创作顺利得像机关枪扫射那样停不下来的时候。
不吸香烟，只吸自己卷的“大炮”。所用烟丝，气味强烈，或充斥大厅或充斥整个楼道，且经久不散。似乎还不过瘾，改吸大麻，一次吸完大麻后竟当着众人轰然倒地。我对大麻所知甚少，曾非常担心他过量吸入会不会导致死亡。
说脏话。最爱说的是“操他妈的钱”。
其实我也说脏话，也许比他说得还多、还脏。可是一个集酗酒、吸大麻、说脏话于一身的男人，说起脏话就有点让人不安。好比有一天他说：“指不定哪天我就去偷银行。”又说：“指不定哪天我就去敲你的门。”
我从不认为他真会这么干，但谁能担保他在吸食大麻之后的所作所为？
我回答说：“我不喜欢有人敲我的门，如果事先不打电话或请求的话。”
他说：“某某随便什么时候就敲我的门，我也随便什么时候敲他的门。”
我说：“那是你们两厢情愿，不请自来是非常粗鄙的行为。”
“粗鄙”行为在他是随时可见。
比如，打探女人的年龄。在西方，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不能打探女人的年龄；
比如，圣诞前，好脾气的Mr.Kelling气愤地对我说：“我准备提前回汉堡了，我不想当他的‘父亲’。昨晚大家聚在壁炉前，于圣诞假期的短暂别离前有个告别，气氛原本非常之好，可他不请自斟地把Sabine带去的那瓶酒全喝光了。我对他说，够了，够了，他就是听不进去，真的很让人生气。”
奥地利作家自己并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越来越躲着他，或者他根本就没感觉到大家在躲着他，依然自得其乐地酗酒、吸大麻，像一只洋葱，说脏话……
我倒觉得，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把盯着火苗时的那种神思游弋的状态维持几个小时；哪怕几个小时，马上就会写出我们谁也比不上的作品。
其他人，包括我，都太正常了。尽管在国内有人把我视为另类，比起他来可是小巫见大巫。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循规蹈矩、不为非作歹、不异想天开，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是再好不过，但对艺术创作未必是件好事……总之他让我想起意大利的著名画家Modigliani。
第二是位韩国作曲家。
刚到不久，晚上就有人敲门，我不由得眉头一皱。怎么到了西方，还有这种事先不打招呼就贸然上门的事。
开门一看，着实有些惊吓，那样一张底色煞白、浮色又浓艳得非人间所有的脸，谁见谁不感到惊吓？何况门廊里的灯光很暗。
毕竟那是一张亚洲脸，毕竟我又是亚洲人，对东亚文化不说熟悉，至少略有所闻。“歌舞伎”——我马上想起这是各国艺术家的荟萃之地。
之后，这种十分中国化的习俗不断出现，让我不胜其烦。
从此不管谁敲门，只要事前不打电话招呼，我愣是一个没听见。
我到达艺术村的时间比较晚，初始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不爱搭理她，渐渐才有了亲身体验。
圣诞前夕有人寄来圣诞礼物，她说：“我看见有你的邮包，谁寄来的？”
或：“你多大岁数？”
或：“单身还是已婚？”
尽管心中不快，还是一一如实回答，谁让她是女人，而我对女人从来不大好意思说“不”。
心中却不免有些懊悔，何苦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复习国内习俗？
或：“我不喜欢那个德国女作家，那样傲慢。”
或：“我不喜欢那个俄国哑剧艺术家，从来不理女人，只和男人说话，并且老对男人说她没钱。”
或：“我不喜欢那个奥地利作家，在公众场合吸烟也不问问大家是否同意。”
如果一个人在背后说每一个人的坏话，那么他肯定也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真理。
更发现她对男人的示意，也相当亚洲化：媚眼乱飞、身体像一条蛇那样拧来拧去。这才明白，亚洲女人对付男人的法宝，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有一天她又对我说：“我不喜欢那个罗马尼亚诗人，他的嘴很臭，还吹我的黑管。”
我说：“不是你请他到你的房间里去，并把黑管借给他的吗？”
她愣了一下，才想起来似的：“是啊，是我借给他的。”
对我这句含义颇丰的反问，她的回答，显然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的回答。
我马上忘记对她的防范，不但在她突然造访的时候大门敞开，回国之后还寄过礼物给她。
…………
有人见人爱的艺术家吗？我说的是艺术家。他们大多随心所欲、个性张扬、瞬息万变、敏感多疑，不但激扬文字更激扬语言……但只要不损人利己，尤其不会成为自己的配偶，就是如此这般讨人嫌地活着，又与这个世界何干？
第三位就是“有一张臭嘴”的罗马尼亚抒情诗人。
初次见面，寒暄过“认识你很高兴”之后，就让我猜他脚上的靴子在哪儿买的。我说：“对不起，猜不出来。”
“你不知道吗，这是一双瑞士军靴……”然后在用巨大而坚实的石块铺就的地板上，又蹬又踹，以展现那双靴子的神威。
“你喜欢谈话吗？”
见他又蹬又踹地展现那双瑞士靴子，我赶紧回说：“不，不喜欢。”
他说：“你应该多和人谈话，与人们谈话不但对你的创作有所帮助，也对你的心情有所帮助。我喜欢与人交谈，这也是我要尽快把女朋友接来的原因，越早越好。”
果然很快把女朋友接来，但是女朋友加入了大麻俱乐部，从此她与大麻俱乐部形影不离，远远超过了与诗人的亲密接触……看到他那突然小了一圈的脸和萎顿的身影，很想和他“谈话”，可是喜欢谈话的他陷入了无言的忧郁。结果是与艺术无关的女朋友留下，他却回罗马尼亚去了。再没有谁像他那样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且来去匆匆。
有些人初始通常不大讨人喜欢，日久慢慢就会渗出他们的特质，如果没有耐心，很可能会忽略一个有潜质的艺术家。而艺术家不是榜样、标杆的料子，作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能把自己的行当操持好就行，不必让他们担当那样多的角色，是不是？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