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个早晨，我要离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城东这座古老的院落，残旧的游廊带着大字报的印痕在晨光中显得暗淡沮丧，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的故事。我抚摸着树干，默默地向它告别，老树枯干的枝，伞一样地伸张着，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力图把我罩护在无叶的荫庇下。透过稀疏的枝，我看见了清冷的天空和那弯即将落下的残月。
一想到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内心便涌起一阵悲哀和战栗。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我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着了。盖这样的蓝章，在那个年代于那个年轻的民警可能已司空见惯，在当时，居民死亡，地富反坏右迁返，知青上山下乡，用的都是同一个蓝章，没有丝毫区别，小小的章子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不得而知，这对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实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然而对我则意味着怀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启程便在今日。
母亲还没有起床，她在自己的房里躺着，其实起与不起对她已无实际意义，重疴在身的她已经双目失明，连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七岁丧父，母亲系一家庭妇女，除了一颗疼爱儿女的心别无所有。为生计所难，早早白了头，更由于“文革”，亲戚们都断了往来。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哥哥，长年在外，也顾不上家。家中只有我和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67年的冬天，母亲忽感不适，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放过母亲却拦住了我，他们说我的母亲得了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生日已为数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击令我喘不上气来，面色苍白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说不出一句话。我努力使自己的眼圈不发红，那种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当时的家中，我是老大，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甚至于连倾诉的对象也找不到。我心里发颤，迈不动步子，我说：“妈，咱们歇一歇。”母亲说：“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边坐着，静静地攥着我的手，什么也没问。那情景整个儿颠倒了，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属。
从医院回来的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下学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旷的地方，将实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吓傻了，睁着惊恐的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我，竟没有一丝泪花。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声地问：“怎么办哪？姐，咱们怎么办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下来……是的，怎么办呢，唯有隐瞒。我告诫妹妹，要哭，在外面哭够，回家再不许掉眼泪。一进家门，妹妹率先强装笑脸，哄着母亲说她得的是风湿，开春就会转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这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吗？
回到屋里，看见桌上的半杯残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变浓变酽，泛着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放着昨天晚上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绳结结实实地捆着，仿佛它们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经历多少劫难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的，所以这活儿非他莫属。本来，他应随地质队出发去赣南，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两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质队员之手，随着大绳子嗤嗤地勒紧，他那为兄为长的一颗心也勒得紧紧的了。妹妹已经起来了，她说今天要送我去车站。我让她别送，她说不。我心里一阵酸涩，想掉泪，脸上却平静地交代由火车站回家的路线，塞给她两毛钱嘱咐她回来一定要坐车，千刀别走丢了。我还想让她照顾身患绝症的母亲，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把重病的母亲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实在太残酷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轮车，那也是昨天晚上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门口的车上抬。我来到母亲床前，站了许久才说：“妈，我走了。”母亲动了一下，脸依旧朝墙躺着，没有说话，我想母亲会说点什么，哪怕一声轻轻的啜泣，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着，等着，母亲一直没有声响，我迟迟迈不动脚步，心几乎碎了。听不到母亲的最后嘱咐，我如何走出家门，如何迈开人生的第一步……
哥哥说：“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被妹妹拖着，我向外走去，出门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古旧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亲躺着的单薄背影，将这一切永远深深印在心底。
走出大门，妹妹悄悄对我说，她刚才关门时，母亲让她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好好儿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哥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走了，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班，不能耽搁了。下车时，他没拿正眼看我，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大约是不愿让我看见的缘故。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看见了外套下面她烂旧的小褂。我对她说：“你周三要带妈去医院验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压了十块钱，是抓药用的。”妹妹说知道，又说那十块钱昨晚妈让哥哥打在我的行李中了，妈说出门在外，难保不遇上为难的事，总得有个支应才好。我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妈不让，妈还说，让你放心走，别老惦记家。你那不服软的脾气也得改一改，要不吃亏。在那边要多干活，少说话，千万别写什么诗啊的，写东西最容易出事儿，这点是妈最不放心的，让你一定要答应……
我说我记着了，她说这些是妈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时就让我告诉你的。我的嗓子哽咽发涩，像堵了一块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知女莫若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母亲担忧的正确，参加工作只有半年的我，终于因为“诗的问题”被抓了辫子。打入另册以后我才体味到母亲那颗亲子、爱子的心，但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了。
我至今不写诗，一句也不写，怕的是触动那再不愿提及的伤痛。为此我愧对母亲。
那天，在火车里，由于不断上人，车厢内变得很拥挤，妹妹突然说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拦，她已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我从车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钱。我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这时车开动了，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我听到了她的哭声，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再也支撑不住，我趴在小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火车载着我和我那毫无掩饰的哭声，驶过卢沟桥，驶过保定，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哥哥去了赣南。
半年后，妹妹插队去了陕北。
母亲去世了。
家乡一别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