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我在陕西省周至县挂职，在县上，除了参加必要的县委常委会议以外，更多的时候是游走于乡间，居住于秦岭深山那座民国十四年（1925）废弃的老县城里。作为领导，我不能进入角色，作为政治家，我在某些方面也欠缺得厉害，只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散淡的文人，混迹于瓜棚豆架之下，周旋于野老村妇之中，干些没有咸淡的事情，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闲话，以应“深入生活”的佳话。
今将乡间部分所记托《美文》刊出，以为汇报。性情所至，信马由缰，全无章法，既难称“主旋律”，又不轰轰烈烈，只是一瓢水，从深山里舀来的一瓢水，无色无味，清而又清，淡而又淡，盛夏之时，或可解渴。
与白居易擦肩而过
绝不敢附白乐天先生的骥尾，牵强附会地追寻什么，攀附什么，先生是先辈，是中国的大诗人，是在文学史上举足重轻的人物，我只有仰慕的份儿。
毕竟是隔了一千二百年，毕竟是走得远了，滚滚尘埃中我们只能依稀辨出他的脚印。但是某种契机却将我和他拉近，这就是周至。我们通过周至这根链条一环环传递，从元和年间的周至县尉到二十一世纪的县委副书记，竟然是毫不间断地传承下来。细想让人吃惊，这也是一种缘分。
在这根链条上，我们时常会面。
早晨上班之前，我出去散步，从县委大门向西，至三门口返回。这是一条自汉代以来就形成的古街，当然，现在已经找不到汉唐的痕迹，寻不到昔日的风光了。物的变化永远趋于先行，人的改变是缓慢的。今天的周至老街在人文上仍有着古老的风韵，早晨，行人未至，街道已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卖蜜枣蒸糕的、卖肉夹馍的、卖手工馒头的、卖油条油茶豆腐脑的，五光十色，各样小吃摊沿街铺开，吃者操秦音，用糙碗，喋辣子，大概两千年来没有太大改变。观之听之，让人有种掀动历史门帘的忐忑。
周至是关中的文化大县，在这里活跃过许多历史人物：伯夷、叔齐“采薇而食，义不食周粟”，“积仁洁行”饿死在首阳山；老子在楼观台著《道德经》，讲经布道，直至羽化升天；白居易在仙游寺写《长恨歌》；李白在终南镇作《玉真仙人洞》……周至因为是京畿要县，加之风景秀美，杜甫、王维、王勃、李华、柳宗元、元稹、岑参、贾岛、温庭筠，甚至唐明皇帝李隆基都来过这里，留下了优美诗篇。这样的背景让人神怡，走在洒满晨光的旧街上，我心内常常留神着会和他们中的哪一位不期而遇，那种心的交汇与碰撞当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县委、县政府的门楼在晨曦中显得很突出，从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周至建县的那一天起，它的位置便再没有改变过。政府所在的街叫衙门口，丁字街，坐北朝南，随着朝代的更迭变换，内里的房舍多有变化，尤其近两年增添了现代化的办公大楼，但是大的方位没变，院中平整的绿草，造型奇特的大石，显出了它的文化品位。县政府大门两侧有新栽的槐树，尚未成荫，无甚特色。老人们说衙门两侧曾有过两棵大松树，后来被伐去。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将那两棵美丽的树除去，据说还是上过县级会议研究的。砍伐的原因之一是树的年龄并不久远，与白居易也没有关系。让人痛心的是斧凿砍下去的时候也砍下去了文化，砍下去了时光留给我们的记忆，砍下去了艰难成活的生命：我们常干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
记载中白居易在县衙门口栽过两棵松，是由仙游寺移来的古松，如果存在，当是千多年的祖爷爷了。关于这两棵松，白居易在《题周至厅前双松》中吟道：
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
归家不自适，无计慰心神。
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
……
现在，白居易亲手在衙门口栽的两棵松已经没有了。
或许当时他就没把松树栽活。
县委大院的后院里住宿舍常常是我一个人，离西安太远，我一周回家一次，平时就住在办公室里。常常失眠，夜深时候推窗而望，后院一派静谧，窗南，月光下几株藤蔓在栏杆上穿来绕去，花已谢去，果实也不见踪影，只留几片叶迎着清冷的月，组成一片婆娑。有风吹来，夹带着残菊的苦香。
时光乱了，不知今昔是何年，西汉？唐朝？宋朝？
白居易在这个院里住过，他二十九岁中进士，来到周至时是三十六岁。三十六岁的县尉按现在的说法是主管政法的副县长，三十六岁的县尉尚是单身。三十六岁的县尉闲暇时在县衙内院移栽了数株蔷薇，那地点大约也就是我视线内的南面栏杆，年轻的县尉为此作了一首诗：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
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做夫人。
诗很美，在白居易留下的近三千首诗中，这首可能并不为人注意，然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让人钻到了诗的内核当中，想象当年诗人站立在南墙的藤蔓前，在晚风中为他的花而吟唱，你不由得不为之感动。后来白居易娶了周至杨家的女儿为妻，也算是周至的女婿了。
白居易将他的信息留在了这座院子里，留在了周至，与我们时时相遇。
千年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