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双手举起了“黑人民俗”，“黑人民俗”也同时举起了她……
——题记
在诺贝尔文学奖金城一般的名录中，有一个钻石般不可替代的名字，叫托妮·莫里森。这位193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雷恩镇一个黑人家庭里的非洲裔黑人女作家，曾先后浸润于霍华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专门研究福克纳和伍尔芙的小说，从他们的小说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维生素，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华德大学；之后，辞去教职，供职于兰德姆豪斯出版公司。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散文集《在黑暗中表演：亲眼目睹和文学想像》，剧本《新奥尔良》《充满幻想的埃米特》等，是她的主要著作。
1993年，当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里森的消息滚雷一样传来时，莫里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给她的学生们授课——此时，她已辞去出版公司的编辑工作，在纽约州立、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她说：“改变一下语言，摒弃种族主义色彩的语言，用黑人女性自己的声音去填补当下的空白，是她一直的努力。”
她的努力，终于力挑百磅，笔扫千军，赢得了星辰一样多一样亮的赞语：“其艺术视野囊括了家族的以及的民族的文化传统”；“确实非同一般……读过它就像经历了一场恋情一样地触动着我们的灵魂”；“《所罗门之歌》把托妮·莫里森安置在了美国小说行列的头排位置”……这些星辰一样的赞语，把莫里森的长篇代表作《所罗门之歌》从浩瀚的文学宇宙中一下子挖了出来。
《所罗门之歌》讲述的是——一个被别人称作“奶人”的黑人梅肯·戴德，因为与家人，尤其是自私的父亲背道而驰，便日益陷入矛盾与痛苦的漩涡；加上他与外甥女哈加尔终止情爱关系之后而招致疯狂的追杀……于是，他选择了出逃，踏上了自己的梦想之路：去寻找父辈流失的黄金。历尽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他最终找来的却是黑人先辈们留下的无数传说、神话和歌谣。而在这时，一直躲在暗角里窥视着他的命运，又一次按住了他的头：他的亲密的朋友吉他，用魔窟一样的枪口对准了他……
赋予《所罗门之歌》以特质的，不是它的扑朔迷离的情节，也不是它的诗情画意的语言，而是它的民族性——由民风、民俗、民情、民意、民心、民望等等所组成的“歌中之歌”。单就它的民俗——黑人民俗——来说，就没有哪部小说是这样活灵活现、直指人心的。它是脆响，也是清唱。而这样的脆响或清唱，就像黑金属发出来的声音一样，又黑又亮。黑得深沉，亮得耀眼。
2004年5月30日，我在答广东汕头电台新闻频道“把酒论诗”节目主持人问时曾经这样说过：“民族性就是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你看，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好，歌舞也好，习俗也好，多独特。比如蒙古民歌、新疆民歌、藏族民歌、壮族山歌，还有英格兰民歌、苏格兰民歌，等等，你一听就会有感觉，甚至上瘾。这说明，是独特性起了作用。大一统了，也就抹杀了这种独特性了，也就没有了原质性、淳朴性、丰富性了。你穿西装，他也穿西装；你说普通话，他也说普通话；你跳交际舞，他也跳交际舞……这就是独特性的丧失。中国有万里长城，美国也跟着来一个万里长城；埃及有金字塔，英国也跟着来一个金字塔……这就是不可替代性的消亡。独特性丧失了，不可替代性消亡了，又何谈世界性？你有的，人家早就已经有了，就永远谈不到世界性。世界性不是统一性，而是独特性，不可替代性。艺术一旦离开了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寿命是绝对不会太长久的……”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性或独特性或不可替代性，其中当然包含着类似《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民俗”——
“随着早晨的到来,一只小鸟会在这儿降生的.”
“哦?”做玫瑰花瓣的女人说，“明天早晨？”
“今天一过就是明天。”
“不会吧，”那做玫瑰花瓣的女人说，“时间不到。”
“不，正是时候。”
两个女人正在面面相觑，霎时围观的群众中发出了一片震耳的呼声——一种
颤动的声“喔”声。史密特先生一时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正在勇敢地扒住从圆屋
顶上突出的一根三角形的棱木。那唱歌的女人马上又开始唱歌了：
呵甜大哥飞去了
呵甜大哥走掉了……
在城里的消防队员正在穿上他们的大衣。但当他们赶到慈善医院时，史密斯先生已看过玫瑰花瓣，听过那首歌，跳进茫茫的大气中去了。
这是一个黑人婴儿在慈善医院降生前的一幕。还有，当吉他遇到了麻烦，奶人在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想助他一臂之力时，莫里森融进了这样一些文字——
在他身后的孩子们在玩一种叫“围绕着玫瑰红的环”或者叫“小萨利·沃克”的游戏。奶人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玩。大约有八九个男孩和女孩站成一个圈。一个男孩站在中间，伸平了两只手，像飞机似的在旋转，站圈的孩子们唱着没有什么意义的歌谣：
所罗门的惟一的儿子杰伊
来呀布巴呀里，来呀布巴汤比
旋转呀摸太阳
来呀布巴呀里，来呀布巴汤比……
他们继续唱了几个歌谣，中间的男孩一直在模仿飞机的样子。游戏的高潮是很快地喊着没有什么意义的词儿，伴随着更迅速的旋转：“所罗门燕麦巴拉里shoo；雅拉巴·米迪那村落foo”——到最后的一句是：“二十一个孩子中最后一个叫杰伊！”这时中间的男孩瘫倒在地，其他的孩子一起尖叫。
奶人似乎从孩子的游戏中，看见了他和吉他昔日的美好。
这样的“黑人民俗”，是直接参与了由莫里森所创造的“心灵现实”的。它像茅草一样丰茂，也像泉水一样鲜活，就仿佛刚摘下的樱桃，或山民胸腔里淌出来的山歌。场景好造，意蕴却难造。莫里森把场景和意蕴一并造好了。你可以说它是作品的一个部件，但一旦拿走了这样一个部件，作品这个大机器也许就会停转了；即使不会停转，也肯定会转得很慢，或十分吃力。在《所罗门之歌》中，更多的民俗却是像水一样融入其中，和它的文学精神一起荡漾，和它的文学价值一起闪光的。它是一种意趣，也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昭示。它把“种族歧视”这座大山狠狠地踩在了脚下。
民俗是埋藏在一个民族文化土壤里的稀有金属。无论越过多少年，这样的稀有金属都是肯定不会变质的。变的，只是人们的眼光。如果连一位作家的眼光也变了，视这样的稀有金属如生铁了，那他的文字也就离黯淡和枯萎不远了。道理很简单，那些远离自己民族、民俗的作品，它的生命力往往都是衰竭的；只有那些有着自己民族特点、民风民俗的作品，它的生命力才是汪洋大海一般不可低估，时光一般涌动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