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我出个题目：“我的书斋”。这个“斋”字，高雅有点可疑。
在我们老祖宗看来，书斋并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而且是修身养性的所在，所谓“养心斋”之类的匾额，就透露了这样的秘密。圣人要我们把我们修炼到严肃而谨慎的样子(斋如);
达到无所不明,无所偏颇 (斋明)，严肃庄敬(斋庄)，专一庄敬 (斋肃)的境界。达到这样的标准的“书斋”，肯定不是一般的斗室，而是很豪华的，要花一大笔银子。唐代元稹在《遣悲怀》中透露：“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在经济上阔气，才能保证在心境上高雅。但是，这一切可能只适合著作等身，财源滚滚的金庸那样的大师，一般平头百姓，以为只有在这样的书斋里，才能出好人格，好文章，就未免有点傻乎乎了。
就我而言，最令我骄傲的文章莫过于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0年末，写这篇文章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睡，就在一间十四点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并没有刘禹锡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那样的景观。整个房间，只有一张直径一米的白木桐油的桌子，兼饭桌和书桌双重功能。通常是堆满了杂志、书籍、来信和讲义。有时，次要书籍和草稿，上不得台盘，就屈尊于地板上。吃饭的时候，用我太太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在乱纸堆中，刨一个坑；写作的时候，就再刨一次坑。稍稍有异者，孩子坐到痰盂上，空气中就弥漫着某种气味，然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五千文字，一气呵成。开头一两百字，还记得要分段，剩下的四千八百字，长达三页，就懒得费心，让它一段浑然。
八十年代初期，分得套房。卧室遂与六平方米“饭厅”分治；而书房仍告阙如。《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一百余万字，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均完成于衣橱前半平方米翻板之上。夏日炎炎，既无空调，亦无电扇，晶莹汗水，如珠，如溪，如川。无书斋之雅，而学术生涯中奠基性著作大抵均完成于此时。
九十年代中叶参与集资建房，乃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之“豪宅”，遂拥有八平方米之书室。两面书架直顶天花板，一面供凭窗远眺，正面空调、电脑、扫描仪、打印机一应俱全。坐拥书城之豪情油然而生。借互联网之便，驭信息高速公路之风，
“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坐享刘彦和神往之境界。俨然有文化南面王之感。
感恩科学技术，坐如此豪华之平台。老妻得免于抄写之劳，自家又免于遗失稿件之痛。
写作之速度空前提高，年近耳顺，蓄养胸中浩然之气，作少年不平之鸣。于斗室中，发出“孙大炮”的呐喊，一炮，轰高考一考，二炮，轰四六级英语统一考试。所喜，均非空炮。高考分省自主命题，英语四级考试与大学生学位脱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每思及此，于心常沾沾自喜焉。
书城颇大，藏蓄亦丰。研究资料，辄能自足。巡视书架上，圣贤、大师拱立待命，检索电脑，当代思潮谱系胸前。生为读书人，与书为伍，为友，为臣，为仆，为命。日日读书，享人生之至乐，饮生命之醍醐，自撰格言曰：读书之乐乐于当官。
然多年来，疲于应命，性命耗于作文者几倍于阅读，中年常叹，壮志未酬。壮志者何？青年时代，聆何其芳先生教，有计划缺课，顺序读文史；未半，为大跃进运动所阻。又羡马克思每年重读莎士比亚之乐，乃重读《沫若文集》，又中断于下放山区。至今有闲之日在望，然又逢信息爆炸之时。知也，千倍于庄子时代之无涯，而生不加多。自家藏书，伸手可触，曾有此生重阅一过足矣之想。然，书店购进，故人赠送，出版家奉献，昔日门生，素昧平生者之作，源源不绝，一周之内，几及等身，书城膨胀至客厅，至茶桌，至电脑旁，至沙发下，至沙发上，至书桌上，至坐椅后，至坐椅旁，至坐椅前，至书桌旁，至书桌中。
于是二十年前之旧状重现，当其饮食、作文之时，又复从书堆中，作兔子扒窝状，刨一小坑。 重阅架上之书，殆成空想。何况，电脑尚存有鲁迅全集、二十五史、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等等，遂悟生也有涯，嗜书之欲也无涯，乃人生一大矛盾，一大悲哀。乃有愧对“书斋”之叹。
愧对书架上的历代圣贤，从孔夫子到司马光，愧对蔡伦后嗣，愧对北大方正，愧对激光排字；愧对电脑软件，愧对爱迪生，愧对让我占有着比唐太宗更多资源的高科技时代，愧对生命。愧对有限的时间。唯一不感到愧对的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西廂记》。文革期间，被强制做清洁工，从资料室窃取。隔离审查，整整七月，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精装本）以外，就只有此书与我为伴，舍不得一口气看完，用写交代的纸张，逐字抄写。唯恐抄写太快，遂用仿宋体，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
当其时也，书是有限的，纸是有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时间，在我年轻的感觉中，我的生命，是无限的。
回想起来，好不令人神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