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人，作家。著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欧行书简》等作品。
巴黎是我欧洲之行的第三站。
在此之前我在联邦德国的绿茵上穿行，并顺访了音乐之乡的奥地利。七月八日乘车抵巴黎，九日清晨就迫不及待去朝拜雨果故居。
在已故的一代法国文学巨人中，我偏爱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一直把被国内评论界誉为“法国文学的星魁北斗，法国社会的折光镜”的巴尔扎克，置于雨果之后。这和中国自盛唐之后，“扬李贬杜”或“扬杜贬李”之说，实出一辙，多由个人气质和经历所决定，实无更多的标准好讲。“没有偏爱，就没有艺术。”这是别林斯基说过的一句内行话，应该铭刻于艺术圣殿的鸿匾之上。
很遗憾，因为雨果故居坐落于一个偏僻街巷，我和向导小杜在巴士底狱广场下车后，向刚刚开门营业的商店，至少询问了“一打”商人，竟无人知晓雨果博物馆的准确位置。是不是因为商品价值上升，文化价值失重，我一时还难以评断；但对那些满面红光的富贾和柜台后边的太太小姐们，顿失敬意，则是我的真实感情。
还算不错，小杜的背包里带着一本巴黎街道地图，靠着它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个幽静的小巷之角，寻觅到了雨果故居——今天的巴黎雨果博物馆。
黑色大门口悬挂着一面法国国旗，时正天落霏雨，被打湿的黑红黄竖条旗，掩卷着沉甸甸的头颅，像是对这位世界艺术巨匠，默默地述说哀思之情0
“巴黎人都到哪儿去了？”我看看紧闭的两扇黑门，门口只有我和小杜两个中国人，不禁有些失望。
“我看看表！”小杜提醒我说，“九点半开馆，现在还不到开馆的时间！”
真糟——我们早到了近四十分钟。
按照我的想法：坐等开馆。小杜则觉得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巴黎古迹名胜，多如仲夏星空，不如先去凯旋门或罗浮宫一览巴黎的历史文明。执拗地坐等开门，是无任何意义的，但我还是要求小杜，第一天的行动路线，要符合觐圣的规范，在巴黎寻找雨果的昔日萍踪。小杜发现我很顽固，便挥手叫来一辆“的士”，开始了并非旅游的旅程。
在车上，我的感情逐渐平复了一些。并不是宽阔美丽的赛纳河，给我服用了镇静剂；在我的印象里，赛纳河虽然并不失其为美，但缺乏流荡在德国的莱茵河的妩媚柔情，也欠缺横流于奥地利南部多瑙河的婀娜姿容。赛纳河只能算一个眉眼端正，肌肉丰腴，曲线并不突出的雍容华贵的夫人；它缺少海涅《罗曼采罗》的爱的诗情，更乏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神韵——一句话，它没有唤起一个来自黄河之畔的中国作家的任何幻想。使我内心的感情有所平衡的是那位出租汽车司机：金黄色的头发，凹进去的眼窝，凸起很高的鼻子，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方向盘。这个充满了浪漫劲儿的小伙子，原来也是个雨果迷，他告诉我，法国以文化名人命名的广场、街道和纪念物，最多的属于雨果；他虽死犹生，因为雨果的作品，凝聚了法国过去和现代的不朽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悲惨世界》，还是《巴黎圣母院》；抑或是《九三年》和《笑面人》以及雨果的戏剧和诗章，里边都充溢着法兰西民族洒脱的浪漫的气质，因而只有雨果的卷卷大书，最有资格被确认为是用法兰西的血液浇铸成的文学诗碑……
小伙子是用民族性的视角，来崇敬雨果的。难道这不是雨果作品的内核之一吗？记得，昔日读雨果的传记时，曾提到有的青年，对雨果作品爱到了疯癫的程度，只因对剧院上演的雨果剧目，逢遇了相异的评说，剧院散场后居然在门口发生格斗。我想，这种文坛轶事，只可能诞生在法兰西的豪迈国土。雨果多卷的丰伟著作中，正是蕴藏了本民族的魂魄，才成为世界文化巨人的——小伙子的职业虽然是开出租车，真可以顶替我们有些法国文学的研究家了！
到了繁闹街市，弃车步行，街道上各种肤色的游客，蝼蚁般地接踵擦肩而行，他们皆无一例外地迷醉于巴黎秀色。只有小杜和我，像被探警追赶异国的逃犯一样，在神色悠然的旅游者中间，匆匆穿行。小杜在巴黎练就了一双行路的铁脚板，我只好舍命陪君子——拿出昔日在劳改队农田耕作时，忽闻收工哨声，忙不迭地奔向小窗口去领那两个窝窝头和一碗白菜汤的架势，尾随在小杜之后，迈步疾行！
“小杜！这是去哪儿？”我头上冒出了汗。
“拐过这条街，就是巴黎圣母院了！”他回头一笑，马上又收敛了笑意，“我看……咱们在路边长椅上休息一下吧！”
“不！”我掏出手绢擦擦汗说，“我当年经受过‘马拉松’的锻炼！”
行抵巴黎圣母院广场，适逢悠扬的钟声从云中传入耳鼓。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尖顶，直矗云天，巴黎的上空似乎显得低了，而缓慢的修道院钟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巴黎圣母院，当年有多少在这儿洗俗的圣女？游人们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得到圣母马利亚的头上灵光的照耀，而灵魂和肉体同时升入天堂的？游人们恐怕也不会说得清楚。教堂能烧烬了多少亿只蜡烛，又有多少信徒把青丝超度成了鹤发？一切都是个谜——一个世人心中的未知数，但是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的打钟人加西莫多，和坚贞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却被世人所熟知，巴黎圣母院也因此更为声名显赫，我跟随小杜所以能到这儿，就是被雨果的笔锋引路而来的。
教堂内光线昏暗，烛火影影绰绰。据说，当年拿破仑曾亲自到这里来觐见圣母之灵，但圣母并未启示他如何避免滑铁卢战役的全军覆没。俱往矣！尔今在教堂内被隔开的一个个房间里，我还看见浑身艳装的新潮女性，在向壁画上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着、忏悔着什么往事似的，态度之虔诚庄重，如同时光在瞬间发生了倒流……
走出圣母院教堂，见鸽子在教堂的屋檐下咕咕噜地闹春，青年男女在拥抱接吻，儿童在广场嬉戏追逐，直升飞机如同大蜻蜓一般在头上飞鸣而过。这儿是生机盎然的巴黎，是流动着的彩色世界。我想，雨果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在圣母院的广场上，祝愿那些在热恋中接吻的青年早成眷属，祝福那些儿童张开翅膀像“大蜻蜓”般地去翱翔宇宙。祝天空更蓝，祝草坪和森林更绿，祝赛纳河成为一条没有污染的清澈河流，祝整个巴黎都跳起充满生命朝气的迪斯科狂舞……
在索尔邦学院雨果塑像的眼神里，就滴露着一种对人类生存延续的祝福。这是一座石雕，石面并不光洁；它不像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遍地耸立起的光洁无痕的“伟大”雕像，目光炯炯，挥手前方；雨果坐在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上，似乎有些困倦，他用手背顶着自己的腮额，仿佛在构思着一幕外星人的戏剧；不，也许他正对受苦的小女孩珂赛特以及为她而卖掉了金牙的母亲芳汀，进行人道的回盼。
其实，世界上的底层人儿，何止法兰西存在，我在社会的底层，因穷苦得无法填饱肚子时，卖过《鲁迅全集》，也卖过你的成套著作。这一摞摞的书籍虽然没有闪烁着金色的光亮，却有着金子的内核。中国古人说：书中有黄金。不！不仅仅有黄金，雨果的大书中蕴藏着黄金也难以买到的人类的良心。
我永难忘却，在劳改队的小屋，我的枕下放着雨果的《悲惨世界》，书籍的封皮上却障人耳目地写着《……选集》。这是在我和文学诀别的年代，从刚刚卖到废品站的书籍中索取回来的一本书。像暮秋的寒蝉一样善于伪装，我用最辉煌的书名掩盖住了书胆。
我读。
我抄。
我默默地背诵。
记得，当我读到马德兰市长，在法庭承受良心审判的那一章节，我的心颤栗了。从法官到听众，没有一个人怀疑马德兰市长就是逃犯冉阿让；而那些嫌疑犯不断被提进法庭，代替冉阿让接受审讯时，冉阿让——更名改姓的马德兰市长，突然从尊贵的旁听席位站起来，缓慢而沉重地走上被告席。法庭上下先是惊愕，后又哗然，在这短短时刻里，马德兰市长的黑发童话般地变成雪白——只有雨果才有这样奇伟而浪漫的想像力，冉阿让在这个章节中闪烁出了人的真正光辉……
至今，我抄写这一章节的本本犹在。历经时间的凋蚀，以及劳改队老鼠的吞噬，纸页已然变黄，边边沿沿残留着鼠牙的印痕；但是，用钢笔抄写下的密麻麻字体，却没有褪色。出行欧洲之前，行程匆忙，要是能携带上我这个“囚徒”的笔记，并将它呈现给雨果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惜，我忘记带上了它。
小杜见我对雨果雕像一片依恋之情，虽没有开口催促我离开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但他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一种无言的提示。他虽读过许多雨果著作，能滔滔不绝地论及雨果戏剧中的人物，但因他和我经历心境不同，他无法觉察到我此时的心绪之复杂。忆往昔，我不也是个东方的“冉阿让”吗？像磨盘上的驴儿一样，走着我脚下无穷尽的圆弧……小杜——一个留学法国的博士研究生，能对人生理解得这么多吗？！
巴黎街头的行人脚下匆匆，显示着欧洲人特有的气派。我脚步踽踽，不要去比那些金发披肩的男士女士，就是和小杜相比，我也总是落在他后边老远。因而，小杜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等我；
“累了吧！”他很关切。
“是的。”我觉得心疲累了。
“坐会儿吧！”刚才他就这样说过，“不然拦一辆‘的士’，这儿离雨果故居，路还不近呢！”
我未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吝惜口袋里的法郎——只要不遇上巴黎扒手，法郎足够我花到返国；实因雨果的那尊手托腮的雕像，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我愿意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粗略想想，雨果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直到生命的垂暮之年，他还不忘勤奋地笔耕，作家的桂冠，对他说来是受之无愧的。我是什么？能算个作家？几本小文，疵斑累累，回首望之，常使自己脸红心跳。重返京华以来，尽管自己一直警惕惰性浸入骨髓，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偿补一下二十年流放之苦的安逸享受意识，还是时有漫延之势，面对雨果，我深深地感到内疚。我又想到我们可敬的老一代作家和文苑的后生晚辈。知自尊自爱者固然多多，但也不乏安徒生童话中的胸前挂满勋章，“光着屁股的皇帝”。其实，人的才情有大有小，“光着屁股”也无甚难堪之处；可畏的倒是，兜里装着一部长篇或早年几篇小说什么的，便动辙以文坛霸主自居。那架势，颇有取巴金老冰心老而代之的虎威，实不知世界上有“廉耻”二字矣！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有的刚刚写过一两篇小说、或几首小诗什么的，作家、诗人的彩色花环，就套在了自己的颈上（也有恐怕被别人误认为不是新潮代表的评论家，而跪拜奉献的）。如果这些本不是鸡群之鹤的“鸡群之鹤”，能在雨果雕像脚下站上一两分钟，审慎地问问自己：我到底算不算个作家，那该有多么体面？！
下午三点，小杜带我终于再次来到雨果博物馆门外。大门敞开，人流如涌，早晨见到的那种冷清和寂寥已不复存在，说着西班牙、意大利和亚非语种的雨果读者，进进出出。
经小杜翻译给我听：这所小楼是雨果三十二岁到五十岁的故居，这段时日是雨果创作的黄金岁月，因而在他几所故居中这所故居占据着显要地位。抬头望望，曾被授与法兰西文学院士、功成名就的伟大作家的故居，外表并不那么辉煌，一座四层小楼，有的楼窗漆皮已开始斑剥，使人看了有一种破落之感。走进楼内，色彩和格调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红漆涂过的楼梯，被一批批的朝圣者，踏得露出白白的木茬。一楼陈列的照片、画相和遗物，多是雨果的童年及其家族的历史。上了二楼，和雨果创作发生密切关联的遗物骤然多了起来。玻璃橱内陈列着雨果的原稿手迹和与友人的信函，还有法兰西文学院授与的院士功勋带，以及他穿得破旧的西装坎肩……平凡和不凡在这二层楼房里并存，充分揭示了雨果从平凡中赢得不凡的崎岖里程。
每层楼房都有七、八间屋子，每间房子都有博物馆文职人员看管。在雨果的写作间里，除保存了雨果伏案挥笔疾书的木桌木椅之外，墙上镜框中间镶嵌着许多法国著名画家生前为雨果画的肖像。在墙的一角，木几上摆放着雨果的半身雕像，它无肩、无臂、雕塑突出雨果的胸部和头颅。雨果的目光既不看窗外的远方，也不看室内如织的来者，他低垂着被胡须遮盖着的下颔，圆睁二目似在为整个人类祈祷着光明的未来——那是雨果毕生追求的人道世界。
拾级而上到了三层楼，不禁使人愕然，原来珍藏着雨果各种版本著作的资料室，不接待瞻仰者。正在郁郁不知所措之际，小杜按响门铃，开门后，他向一位年轻女士叽哩咕噜地讲了老半天法语。并递上我的名片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看那女士的脸色由阴转晴，大概她确信了我们来瞻仰雨果的诚意，又确信我俩不是乔装的文匪，便礼貌地让我们进得门来。
这是宽敞的丁字形大厅，四周都是钢琴色的高大木橱。密密麻麻的大格子里，陈列着各国出版的雨果著作。从他早期的有浪漫主义宣言的剧本《克伦威尔》，到后期小说《九三年》，以及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等等。那位女士兴致勃勃地开动电脑，找出中国于八五年召开记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文稿。这些文稿汇同世界各国对雨果著作的评介文章，装订成一叠叠的资料册，这些资料橱阁整整占了大厅的一面墙。
感叹之余，不禁有些遗憾，这儿虽不缺中国评介雨果著作的资料，但在整个大厅却无一本中文的雨果著作。在我记忆中，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多种雨果作品的，为解疑我询问那位女士说：
“这是不是你们工作的疏忽？”
她笑了，对我反“将”一军说：“这是中国出版雨果著作的出版社，欠缺礼貌。包括非洲出版雨果的书，都和我们打招呼，贵国出版机构出版雨果著作，事先没有函告我们，事后又不赠送样书，我们无从知道。”
我顿时哑言。是啊！这到底是谁的疏忽？从五十年代起，雨果著作已经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历经三十几年的光景，巴黎雨果博物馆中还没中国版本的雨果著作，这也算一件不大不小的憾事吧！
《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一节，曾有夏娃偷吃禁果繁衍了人类的神话，我们也能把翻译雨果著作的目的，是为了繁衍世界文化以此来解释我们的摘果行为吗？
前者是人编的神话！
后者是人为的现实！
愿雨果在天有灵，切勿为此而怒发冲冠。
1987年10月3日于北京
选自《人民文学》，198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