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1884～1926），报人、政论作家。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俄国之研究》、《邵飘萍文集》等。
我昨天走过宣武门，遇着五六辆汽车，里面坐的好像全是外国人，大约是初到北京来游历的，他们的鼻子上，都套着一个黑罩。有一两位没有黑罩的，也都把手帕紧紧裹着。鼻上黑罩，乃时疫盛行时预防空气传染之用。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北京并没有什么很著名可怕的时疫，他们何以预先都把黑罩套上，好像到时疫最盛地方去探险救护的样子呢？前后一看，一辆汽车的中间，必有一两部粪车。只见汽车也没有法子，还是慢慢地跟着粪车走。汽车里面坐着的人，个个身首异处的摇摆着，又好像已经昏迷不省人事的样子。我料他们也必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想，以为中国人何以本事那么大，既不怕臭，也不怕那街道高低，身子颠越，天天肯受着种奇怪的生活，一句话也没有。我当时一同被挤在粪车中间，七高八低的在那里摇摆，但是鼻子上并没有带着黑罩。他们对我微笑着，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我一转念，呵呵，北京的粪车，大约是世界闻名的了，所以他们来游历，都预先带着鼻罩来。但是，一个首都所在的地方，街道坏到这步田地，恐怕他们更要诧异以为想像不到的事情呢。你们知道街道怎样会坏的？北京的马路，一大半都被“死症公所”里面的人吃掉了。这句话决不是随便瞎说的，现在修马路的经费，五分之二用在路上，五分之三是用在人员的开支和奸吏的吞没，这不是一大半马路明明被他们吃掉了吗？
至于粪车这个问题，原是警厅的责任，应该从速去解决的。但是说起来，总是没法子。难道警察的力量，连一些粪都不能调度么？从前警察的精神散漫，总推说窝窝头都没有吃，还管他粪不粪。现在要办警捐了，警捐办起来，至少也须做一两件事情给我们看看。倘若老是现在的样子，恐怕人民是不见得肯始终默认的呢。
我所举的，不过是北京两件最坏的东西，其余还多着哩。再过几天，北京的街道，就要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模样。且看“死症公所”的老爷们吃下去那许多石块水门汀如何能消化啊？
1924年5月22日
选自1924年5月23日《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