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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苏州旧游印象钩沉(节选)》原文

发布时间:2023-07-04 13: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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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1919~),浙江富阳人,杂文家、学者。著有《论<儒林外史>》、《画笺十年》等。

报恩寺

从上海到别的城市,一出车站、机场或码头,第一个感觉是“这里真清静”。五十年代初那阵,初到北京、天津、广州这些如今也已闹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苏州,则在清静之外,还须加上古朴的感觉。出车站过桥进平门,踏着的便是石子路。这些卵石铺成的街道,可能还是明朝或清朝始筑的。除了观前街一带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外,其余几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则是石板铺路,与通出去的石板桥构成统一的古朴景观,和我童年时到苏州所见的并无两样。像苏州这样规模的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仍保留着这种“古装”的,全国大概也只有无锡等少数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与苏州齐名的地上天堂,敝乡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见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学友,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就对脚下的石子路发过感叹:“这里还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政治研究院设在北寺塔,这里所说的是院部。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地则是寺对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学员都是华东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只有少数是华东各地民主党派的头头。校院长级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两位学院院长,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维华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胡继瑗。此外,学友中还记得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南京大学什么院长孙本文,还有现已记不起名字来的沪江、大夏、持志等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院长多人。总之,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非浪言。

与我同来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教授和书法家、诗人、当时隶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潘伯鹰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馆,一起喝两盅;礼拜六中午,则一起乘火车回上海,礼拜天又一同乘夜车回苏州。幸亏当时还相当宽松,不然是有被视作“小集团”的危险的。

当时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两到三次听大报告,至今还想得起的是一次听院长匡亚明讲学习宗旨之类;另一次是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冯定讲哲学。其余讲题和主持人全已忘记,讲的东西当然已全部缴还得一点不剩。听报告以外,上午如不听讲就是小组讨论,下午则是每天两个小时的自学,听报告那天的自学时间则改为讨论上午的报告。下午三点以后是自由活动,也就是我们游逛的时间。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况,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贾植芳和我,五个月之间总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听报告和进餐都在报恩寺的大殿,进食时真像寺里的和尚开斋,学员里当真还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级职事僧,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系统,说能在报恩寺学习真是“有缘”0食堂里专为他开素食,但进食前没有佛门弟子的祝祷仪式,而且也穿中山装,不戴帽时才能从光头和灸疤上认知他的僧侣身份,此外则是讲话时常带“阿弥陀佛”。那么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么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顶的第九层,此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他老是劝人上去看看,说:“远眺太湖,阿弥陀佛,真漂亮啊!”

护龙街上的旧书古玩店

护龙街,如今好像已叫人民路了,十分冷静,汽车是绝对没有的,间或有一二辆三轮车或黄包车。行人很稀少也都很悠徐,在街上溜达,安全是绝对放心的。几乎没有三层以上的房子,或是二层或是平房,显得凋零和衰败。

沿街却有不少旧书店、书画店和古玩店,也有一些卖古钱、案头小摆设和雨花石之类的摊头。据说都是土改后潦倒了的地主家人,拾掇点家里剩下来的小零小碎变点钱。潘伯鹰就曾在这种摊头上花很少的钱买了几十粒石品颇好的雨花石,十分得意。次年春天还专门在他虹口的小楼上,请我和陆澹安欣赏他的水仙花盆里的这些石头。我是外行,陆澹安看了连赞好好,一问价钱,他笑着骂潘公;“你不如抢人家好!”意思是便宜得不像话,等于白送。

苏州是文物之邦,真是藏龙卧虎,哪怕看上去不像模样的一家书画古玩店,也有意想不到的珍品。显然,这些好货都是从倒楣的地主豪绅家里流出来的。那时刚解放不久,文物之类的货品没有人要,标价便宜得骇人。一幅王石谷的翠绿山水条幅,标价只有四十万元;沈石田的行书横披三十万元,翁同和的一幅五言对联更不值钱,只要十万元(当是还没币制改革,万元是后来的一元,上面说的四十万就是后来的四十元)。我的天,简直是糟蹋圣贤!开头我以为是赝品,但潘伯鹰多少懂行,仔细辨认了一会,说是真货。我舅舅家原来有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中堂,日寇侵华时被劫,经常一想起就深表惋惜,我想买这一张条幅送他,也可使他稍得慰藉。心想即使是赝品,也不过是六斤螃蟹的价钱,那时最大的螃蟹每斤只卖七千元(即七角)。于是就买下了。礼拜天带回上海,特地请徐森玉先生去鉴定,徐森老一打开就点头道:“没错,一点不假。”一问价,他只摇头叹气。这幅画一直没机会带回杭州送给舅舅,却在“文革”中给抄了。

砚台就更不值钱了,潘伯鹰只花上十万(十元)买了一块椭圆形的端砚,刻饰上乘,镌有梁山舟的题识。听说后来他送给了沈尹默。

旧书店里也颇有些好书,明版不少,清初刻本更多。但明刻本多数残缺,这些书想必也是土改后地主藏书家捆载而来变点钱的。我非藏书家,对明版什么的并不追求,残本更无兴趣,却淘到了一部完整的《知不足斋丛书》,系字墨精良最早木版印刷本;我在坊间或藏有此书的人处见到的都是竹制印的,这套却是白绵纸印本,盖有“鲍廷博自藏”的阳文长方印记。店主索价八十万,结果六十万(六十元)成交,老板还十分高兴,格外巴结,加送了一本《吴郡墨卷选粹》。在“文革”被抄去的书籍中,我以失去这套《知不足斋丛书》最为心疼。

因为常路过这家书店,有时进去看看书,不进去时也常和老板打照面问个好。彼此熟了,知道他是山东人,姓王,便问他是否是王鏊的后代,居然竟是,因而想起金圣叹的朋友王斫山,问他是否知道。王老板笑道:“知道,是败家子,王家就是他败掉的。”此说正和金圣叹所记王斫山一掷千金的轶事相合,我曾缀一小文以记。这位王老板还介绍了他的一个在临顿路开酒店的堂弟和我们相识,我们以后成了这家酒店的常客。

小酒店里的美食

贾植芳的宿舍在院子靠里,每天下午三点多一点,经过我的门口,就喊:“老何,喝酒去!”于是我们就上街喝酒。有时也有别的人,但以两人对酌为多,一周至少有三四天如此。

开头是不择店家,后来就固定是临顿路上那家王姓的酒店,叫什么店号记不起了,也许就没有店号。临街一开间的门面,有四张小桌子和一些矮椅子。当时没有卖瓶头酒的,都是零酤。老贾和我都还有点量,白干是每人半斤,绍兴酒则每人大约两斤,老贾专喝白干,但这家的白干不佳,我就改喝苏绍。一次店主人还郑重其事地献出了一小坛陈酿,据称已是二十年的旧藏。启封后已凝缩只剩大半坛,酽如蜂蜜,沾唇黏舌。经潘伯鹰开导,方知必须掺以通常的新酒方能饮用,果然香醇异常,为平生所饮过的最陈年的老酒,令人难以忘怀。

但更难忘的是那时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难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应的。酒店里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发芽豆,猪头肉,凉拌海蜇之类,我们通常也要一两碟,所说的可称之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妇女们提着食盒到酒店里来兜售的。这些都是地主家的妇女,烧的全是过去做给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馆供应的菜肴比起来别具一格,风味大异。餐馆里的菜肴大抵带一种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市场味”的流行口味,犹如罐头食品那样规格一律,带有批量生产的统货味道,而这些妇女提来卖的却是精致的家常菜肴。苏州人是讲究吃食的,地主绅士等有钱人家尤精于食事,即使寻常菜肴也都精美别致。通常的红烧牛肉,鸡脯,虾球,葱烤鲫鱼等并不名贵的品色,滋味都各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餐馆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颐。价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葱烤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这些地主家的妇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虽已没有质量较好的衣服,但都梳妆穿着整齐干净,言谈举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养的样子。现在屈身于“提篮小卖”,楚楚可怜,确也令人矜悯。一个小姑娘因为常买她的菜熟悉了,谈起来知道是初中学生,每天放了学才赶紧回家提菜出来卖。我给她点钱,她开头坚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里,才低声说:“多谢!”双眼泫然欲泪。她说她的菜都是“阿”(妈妈)烧的,并说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这点小菜不在话下。我们尝的是苏州大家巧妇的美食,这种机遇应当是空前绝后的,那些日子我们真过上了苏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隔壁是一家小面馆,喝罢酒以后,便叫那家面馆送一碗阳春面过来,就着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带着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总是当我们经过北寺塔门口,院里吃罢饭的学友也稀稀落落地从报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进晚餐的人顶多也只有半数。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达,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终大抵是进戏院或书场。

熏青豆与文君当垆

我对京剧兴趣不大,而且苏州也不是看京剧的城市。当时只有一家开明大戏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杨宝森到苏州演出,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戏迷的兴趣。与我同宿舍的胡继瑗老先生更为兴致勃勃,还有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年青教师孙若鉴,这名字中真没有把握说是记对了,只记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刚回国不久。他却是当过票友,上过台的。知道杨宝森到苏州演出,怂恿着大家非去看不可,杨宝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连礼拜天也不回上海。

张维华教授不算戏迷,我和他联床,很谈得来,虽然早在抗战时候,我在成都时就认得他,但只是相识而已。这回一起在苏州,一谈起来,他的续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时的同学,关系就陡然亲了一层。他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可是却儿女情长,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书场他是没有兴趣的,语言就有障碍,于是晚上就陪他上戏院,蹩脚的角儿也照看不误,为的只是打发时光。

多次看戏,即使演员唱做不佳,我们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会》,扮关公的红生唱笛腔时腔不圆不说,唱到半路竟断了气,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们实在不能再忍耐,这才半中间退席,此后再也不进戏院。在我怂恿下,我们改上书场。

张维华从来没有进过书场,双档有情节的片段还能猜懂个大概,单档的开篇之类就不大听得懂唱的什么字眼,我就给他做翻译。听了几场以后也听出了味道,回来路上还别着山东腔学两句。书场似乎叫吴苑书场,名称也不大记得真了。那时书场里的气氛还和解放前一样,一张张方桌,盖碗茶,而且还有干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别可口,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带才有。以至我们以后说上书场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两次去山东和他会晤,还提“吃熏青豆”的旧事,他还说:“那豆真不错”。

张维华奉命来苏州学习时,正在写一部关于沿革地理的论稿,是一部大书;因到苏州来而中辍,心里老是挂念着写到一半的稿子。那天听书,有一段是《红楼梦》里某一情节的开篇,首句是“秋到重阳秋气深……”其中有一句黛玉嗔怪宝玉的“你哪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往我这里掷”,很触动了他的心境。出书场后,他不断念叨着这句,喟然叹道:“真是,那么多闲工夫往这里来掷……”当时他,我,谁也想不到以后还要浪掷掉不少不少的“闲工夫”,他的那部关于沿革地理的大书始终没有完稿,1980年我去组稿时,只取回他的抗战前在哈佛燕京社少量印行过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算是我们结交了一场的纪念。

出书场转弯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夫妻面馆,我们常去吃夜宵,男的掌厨,女的应门。这是一位很清秀伶俐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我们戏称她为“文君当垆”。张维华常叹息,说苏州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女性都长得很秀气。临结业前的一天,他还拉着我,最后一次去看看“文君当垆”。

寻访阖闾城八门

苏州可玩赏之处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园林三类。这三类当然每是重叠的。自然景观中如果没有历史的人文内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灵岩这样的山,别处也多的是,不很有出众之处。它们之所以受人青睐,不仅在于它们挨近这座名城,更因为它们有历史的风云和风流痕迹,能供人发点思古之幽情,人杰然后地灵。

但当时满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因此我们玩赏名胜古迹的兴趣就被减掉了大半。近处的园林,似乎只到过拙政园、狮子林去浏览了两三次,城南的沧浪亭去过一次。稍远的如留园,直到快离开苏州前几天,才和张维华去游虎丘经过时转了一圈。远郊风景则本来没有去游赏的打算,只因偶然在旧书店里觅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吴郡诸山录》,才引起了一点兴趣,有两个礼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约了张维华和潘伯鹰两位,去游了天平、灵岩和石湖。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有好几个下午,陪着张维华去勘察苏州古城几个城门的故址,他那时专攻沿革地理,于此道最为留心。

以城市的建制史来说,除了楚国的郢都,即纪南城以外,苏州城即阖闾城是长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国都了。史载阖闾城建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这年份,是查书查来的,可张维华专治这一行,博闻强记,烂熟于心而随口可以说出。我们住在平门里,他就指着平门说,伍子胥攻打齐国就领兵从此门出发,要平掉齐国,故曰“平门”。并且说笑话:“这是你们江南人侵略我们山东的历史见证。”又讲了齐门的历史,说是齐景公的女儿嫁给吴王阖闾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夫差的长兄,不料嫁过来后,太子就死了。齐景公的女儿思乡情切,号哭于此门,因号“望齐门”,略称“齐门”。这些大概是附会之谈,但我后来读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果然有此说法。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阖、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

在满地枯叶的枫林中溜达时,发现不少株老枫已经枯死,只剩下秃枝枯干。眼前这片枫林的树龄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担心再过百十年后将逐渐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苏为王西野画家祝八旬寿诞时,重游天平,才欣喜近十年来已补植了一批,总算有了“第三梯队”。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就在枫林下野餐,这时来了一个挑着一小钵一小钵的甜酒酿来卖的汉子,苏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这正是农家口味,别处是不大能碰到的。这玩艺入口甜润,却颇有后劲,潘、张两公一钵下肚,脸上已有春色,面包之类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后来都犒赏给了马车夫。

于是到天平山庄的听莺阁喝茶。听说沏茶的水是从半山上的白云泉用接长的竹管引来的,那么我们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绝照了面。

在天平山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这山庄的主人范允临,连带而及毗邻的范仲淹祠堂。话头又带到更早和苏州这地方有关的春秋人范蠡。苏州这块地面,每踩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联。谈次,大家都有一个同感:以历史年代的辽远和烙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之深而言,恐怕要算伍员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无人能及。胥门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见伍子胥在苏州的民望,可能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种移情作用,古代吴国人在伍子胥身上寄托着亡国之痛。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其实那天我们是从盘门一侧入城的,胥门从来没有找到过。但要做诗,凑合那意思,就只好附会一下,否则,第三句就没有着落了。

逛玄妙观

游石湖那次非常扫兴。这回除了我和张维华以外,还有位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他说曾从茅以升那里听来:石湖的行春桥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桥,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赵州桥。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门,天就洒起雨点来,孟说,雨中看风景也别有意趣,于是在南门买了三把伞,撑着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起来,只好在河边遥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们捣蛋,一回到城里,雨霁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时已是午刻,再回头已无兴趣,商量着只有下午这点时间,别处已不适宜,来苏州几个月,虽常在观前街来回,但玄妙观从未仔细观光过,于是饭后逛玄妙观。

也许是从文字记载中得来的印象,玄妙观一带,就像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那种光景。那天去时,游人真还不少。小摊小铺,卖膏药、梨膏糖,卖盆花、卖鸟儿,卖蟋蟀的都有;还有牵猴子变戏法的汉子,吸引着一小圈观众。看相测字的迷信摊头虽已被取缔,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识的“地下”术士踅来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们邂逅一位在东吴大学教书的熟人,告诉我们凡是在广场上摆小书摊的主儿,十之八九就是过去看相测字卖卦的术士。我们走到一个书摊上去一看,陈列的书有《整风文献》和别的新印行的小册子,但大量的却是《关帝圣君觉世经》、《太上感应篇》之类的劝善书。我花了一千元(即后来的一角)捡了一本石印本的《玉历至宝钞》。摊主接钱时,悄悄说:“先生要看个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观有名的……”报的名字忘记了,不外是“张铁嘴”、“赛诸葛”之类的称谓。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会,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断,要买《玉历至宝钞》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顾,于是兜起生意来了。

玄妙观当然经过了历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结构看来还是唐宋旧物。殿里的碑刻、石质雕栏都精致而古朴,但为了保护,都用绳子拦着,不许游人接近,只能远处谛视一下。可是,还是有两三个顽皮的孩子,从绳下钻进去,在一尊什么天尊的座下侧着耳谛听着什么。问来的游人,才知道据传说,这尊神像座下有一个洞孔,侧着耳细听可以听到海水波涛声,好像还同八仙过海的神仙故事有牵连。据说,解放前有人要听一听,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两个铜元的费,每天也可有一两元的进账。想来不过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敛钱的花样,人们拿一个瓶子贴上耳朵,不是也能听到嗡嗡声么?杭州西湖净慈寺里,有一口据传是济颠和尚从四川运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着灯让游客看一看井里的一截木头,说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钱,是同一类花样经。当然,必须这寺院历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编造出这类神话来。老牌子是无形资产,信然。

观前街依然热闹繁荣,行人熙来攘往,商店生意兴隆,它给天堂的苏州撑着面子。苏州著名的店家,殷实的商号全集中在这里。只要离开观前街,向任何一条小街走几步,就立刻显得清净和古朴,甚至显得萧条和败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别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着,觉得才是地道的苏州。

虎丘茶楼一席话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满天阴霾,其时学习已将结束,是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张维华说,来了一趟苏州,连虎丘都不到,交代不过去。于是陪他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天公作美,到闾门大街时云散天霁,秋高气爽。经过留园进去转了半个钟头,那时没有进园买票之说,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园的破败凋零之状,也真不可久“留”了。进门满地青苔,予人以阴沉荒芜之感。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弹子。回廊上的窗棂大半是破损的,楼轩也到处是破破烂烂的一副惨相,据说日伪时期破坏以后就没有修葺过。当时刚解放,自然顾不到这些,好在那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玩赏园林。除了狮子林,因为是石头,显不出过分衰败外,拙政园也是坍坍败败的,那情况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后的贾府大观园。

虎丘却非常热闹,这是当时郊外风景点所少见的现象。沿途摊贩、做小生意的特别多。游客中还有外国人,当然是苏联人,这倒颇有苏州往昔的景象。

我们粗略浏览了一下寺塔阁苑,在剑池边作了少许停留,扫视了一阵摩崖后,就到旁边的一个茶楼上当窗对茗剥瓜子,出门时,张维华就说今天要和我好好谈谈天,我猜想他有什么事托我回上海后给他代办,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娓娓地谈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学经历。如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学问,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着和一些知名学人的交往,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作为回报,我也自然不拘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谈得都很恳挚。那时,次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虽还不知具体将怎么干,但形势已很清楚,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大概都要归并到国家院校去。他估计齐鲁大学的最大可能是并入山东大学,后来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齐鲁大学去。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谈话还是很轻松的。忽然,他脸色庄重起来,一边用手指笃着桌面,一面很动情地说:“有几句话,如果我不讲,就对不起我们这番交往了。”

我一愣,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接着说,他要给我提点忠告。说我资质不坏,也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东搞搞,西摸摸,“打游击”一样地打下去,将一事无成。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令我惶恐震悚。最后说,两三天后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来,是专门为了同我说这句话,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容易记牢。

我紧紧握他的手,说我一定记牢。

我的确由衷感激他的至诚之言,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际。可是,我没有能遵照这规诫做。读书依然杂乱无章,治学贪多务得,东涂西抹,迄今一事无成,如他所料。

虎丘之游,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张维华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苏州旧游的种种真已如烟如梦,那一天的晤对却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诚如题目所示,是从沉埋的记忆中钩出来的,惟有这个印象却是鲜活的,不索而自来,并且陪随着对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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