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等出版。
偶然浏览某些报刊文字，都说前几年思想文化界有一种“名词轰炸”，指的是新引进的一些名词术语吧，是不是形成了“轰炸效应”，我不知道，因为我向来对各种理论文章，也止于偶然浏览而已。要我来折衷，则新范畴需要新术语，但“轰炸”总是不好的。
仔细想来，那几年倒确是让我们一下子接触到许多“主义”。这些主义在外面的世界，可能是百数十年间先后陆续产生的，但我们过去闭目塞听，不知道，一旦打开门，就同时潮涌而入，应接不暇，以致很有几次生出对“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同感。不过，继而又想，人家的各种主义，原是客观存在，不照搬不盲从是应该的，但还有一一弄清的必要，否则无端地又陷入了“不承认主义”、“闭关主义”、“排外主义”、“国粹主义”了。一九七九年，当时任委员长的元老叶剑英元帅，在一次纪念讲话里，就总结过一个教训：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多年，到头来发现，什么是修正主义还没弄清呢。
这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辞书辞典，综合的或分科的，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民俗的，等等等等，于各种主义一一罗列，或详或简，加以注释，或许就为补上这一课吧。
近来于报刊浏览得少了。每天晚上看看电视，渐渐觉得“主义”还少，“精神”却多起来。说“主义”少，因为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反对的也集中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八十年代初期提出过反对一个封建主义残余，不久前却有人（其中就有著名学者曾经著文，我只从文摘小报获悉）说近年来的反对封建主义往往其实是反对社会主义，于是对封建主义也不大见有人反对了，虽然也未见公然提倡。至于“尊孔”种种原是属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似与封建糟粕没有关系。我想那是尊孔而不读经，做点表面文章罢了，真一读经，则信仰的也许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孔丘主义了。
说“精神”多起来，远的不论，去年夏秋开始是一阵“亚运精神”，这一项随着亚运会结束，亚运村交付北辰总公司经营，而“亚洲雄风”风流云散，不大有人再提了；又听说要发扬“民航精神”以至“运七精神”；同时，纪念学习雷锋运动二十八周年，三月份重提“雷锋精神”，配合影片《焦裕禄》发行，“呼唤焦裕禄精神”。张海迪癌症开刀，又一次战胜死神，“海迪精神”更见光辉。报载现在成立了一个“延安精神研究会”，刚刚开过盛会不久，依我的理解，延安精神中自然包括了“南泥湾精神”，不知这个研究会下是否设有“南泥湾精神”以及其他精神的分会。还有人撰文阐述“西柏坡精神”，不知这些精神比起“井冈山精神”来何所后先。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真有一点精神就很不错，也很不容易，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多“精神”，如果没有点精神准备，怕会无所适从，因为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过于庞大，子系统支派杂出，仰之弥高，叹为观止。
记得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去世后，每逢集会，讲话中流行一句曰“总理精神不死”0有个新军阀蹩会训示，最后高呼“总理不死”，满场愕然；听了亲信侍从悄声提示，连忙补充，“还有精神！”一时传为笑柄。可见精神两字成为口头禅，是早有的事，甚至可以从那个军阀所在的民国年间，溯源到宋明以上。这也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一脉。说是包袱，则要清理；说是财富，也当点清。文天祥《正气歌》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之为气也，或氤氲于庙堂之上，或沆瀣于寰宇之中，捉之无物，视之无形，仿佛凌虚蹈空，形诸言语，也最容易成为空话。相信这种精神万能，不过是以为空话万能。以为空洞的精神说教能化为精神凝聚力或者其他物质力量，也是一厢情愿；因为所谓“精神变物质”，不但要有一定的条件，且要看那是什么精神，那精神有没有物质基础，是否来自过去的社会实践并经得起当年实践的检验。光是喊这“精神”那“精神”，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终于好精神即正气不见发扬，坏精神即邪气占了上风，此中消息，倒是该反省一下的。
还是毛泽东的语言朴素，“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诚然是不刊之论。人若没有精神，就成了行尸走肉。我相信中国人民就总体说是有这“一点精神”的，它无须藉助于玄言妙理、术语名词，不是徒托空言、清淡“精神”者所有，而是基于常情常识，代代相传，时见熠耀。亲爱的小读者，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亲爱的大读者，你心中能没有这种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