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陽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
1975年我留学美国。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关于龙华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后陽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陽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陽／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
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
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陰、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
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皮皮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说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皮皮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皮皮了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着。
（原载1998年2月26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