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皮皮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北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
《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脏口”
编辑同志：
读完贵报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
编辑同志：
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
（原载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
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计萍
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
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陰影。
丁宪民
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
（原载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