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向是我喜欢的国家，所以我买了辆雪铁龙，它连车顶天线都是螺纹形的，很是性感。每次我们周末驱车去郊外，头顶的天线就傲然刺向苍穹，仿佛要替天行房。法国之浪世界闻名，但最近听闻的一本书还是超越了我的想象边界。
这本书叫《1940－1945：糜烂年代》，按照作者比松的叙述，在被纳粹占领的岁月里，巴黎女人忘记了被关在集中营的丈夫，和德国军官鬼混。法国的妓院有三分之一是纳粹专用，另有10万巴黎女人是临时妓女，很显然，她们是自愿的。1942年，法国有200万男人被关在监狱里，但是当年该国的人口出生率却大幅攀升，不难推测，这些行踪诡秘的蝌蚪是从莱茵河游过来的。
国土沦陷，性解放运动高涨，这两桩不搭界的事鬼斧神工地纠缠到了一起。这促使我很庄严地想起一个问题：性生活是否需要承担道义？男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官场上狼奔豸突，在职场上明争暗斗，中弹是素常的事情，当男人成了亡国奴，或是阶下囚，他们背后的女人却依然要生存，于是形成了一个悖论：要女人守节，她们可能会饿死；女人不守节，则会被骂死。
许多年前曾有一桩公案，著名的L在整风中被审查，同样著名的D去挽救L的妻子、以美丽著名的F，所谓挽救，就是谈心，交心。F对D的理论水平本就仰慕，后来就到床上接受挽救了。多年以后，L的女儿替父亲气不过，写了一篇抨击自己母亲的文章。
这桩公案发生之后20多年，北大有个年轻英俊的教授H被批斗，他那漂亮的妻子Z瞬间变脸，跟一个小白脸轧马路去了。多年以后，H不忿Z向自己泼污水，写了一篇反击文章，他的女儿央求他别写了，于是他停笔。
我早年很是不屑墙头草的女人，如今年纪大了，多了些悲悯，少了些愤慨。二战之后，法国男人惩罚法奸，一些接收过莱茵河蝌蚪的本国女子被剃光头，剥光猪游行示众，那些图片亦觉残忍。乱世里，实在不能对情操要求过高。
乱世之人，没有情操可言，没有节烈可言。
古人比今人重礼义，而且把性生活与道德严密挂钩，父母若是去世了，要守孝三年，不得婚嫁。不过这个习俗与其他孝道有重大冲突，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那时的人们想必左右为难，乱搞不孝，不乱搞也不孝。古时倒也不强制女子丧夫后不得改嫁，只是悬赏守寡之人，死后可以立贞洁牌坊，不过这个政治待遇凝聚了太多血泪和凄苦，还不如去当个荡妇划算。
我是个中庸主义者，对巴黎女人依偎在盖世太保胸毛下狐笑接受不了，对女人宁可饿死也要守节同样接受不了，前者离道义太远，后者离人性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