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五湖四海的流寇最近集结长沙，准备跟我们乱搞。我们召集后生崽们，在长沙郊外一个旖旎得要死的别墅区天天醉生梦死。每天聚众奔赴御膳园的带头大哥是180斤的球状帅哥——这说明本单位福利好，食堂工作也搞得好；第一个应邀开讲座的嘉宾是只穿全球限量版衬衣、只戴绝版蛤蟆镜的龚晓跃——这说明格调生活离你咫尺；我们的压轴戏是带全体新人到100米外的大领导别墅里参观——得让他们知道，若是搞不好业务就只能搞行政做领导，就只能走红专道路，就只能住在这样的荒郊野岭，买把青菜都要坐俩小时的乡村巴士进城。
当我们漂流异乡或遭遇生人，最初的场景往往是被大脑皮层夹得最紧的记忆。所以我想给新同事们一个宛如初夜的幸福印象。当年我头回相亲，那女子邀集七八名横肉健妇闯入酒吧，以陪审团式目光逼视着我的每个器官，我一腔春意顿时化为脓水，当场不能人事，从此再不相亲。
有个小朋友在讲座上问龚晓跃最幸福的场景是什么，龚晓跃说是哄两岁的女儿诺娃睡觉。这便是做父亲的男人和没做父亲的男人之间的分野。在许多年间，我能想到的最幸福的场景，就是哄二十岁的、别人的女儿睡觉。
我坐在龚晓跃边上，忽然有些恍惚，想起了无数和他在一起的画面：10年前初到广州和他在臭河涌边的台北豆浆吃蛋炒饭；6年前离开广州前在五羊新城的黔程似锦包厢黯然相逢；5年前和他在北京某家肛肠医院霓虹下的湘菜馆说天宝旧事；1年前在长沙夜明星老板的办公室里边喝洋酒边啃猪蹄。所有场景都指向酒池肉林，哦，我委实是个与生俱来的，饥肠辘辘的，用味蕾追忆的贪食男人。
几天前，一位曾把我领入新闻行当的91岁老教授溘然长逝，我哭了一场。脑里浮起许多过去的碎片。14年前，他在广西最贫瘠的小镇对我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小地方，去闯世界；13年前，我刚入行，他告诫我：做新闻不可计较任何回报，生活会给你回报的；4年前，我自北京返回广西工作，他暴怒，骂我鼠目寸光贪图安逸，骂完眼睛一闭，躺在病榻上不再理我。
这位老教授叫吴子厚，早年参加革命，做过报人和教授，也做过右派和牛鬼蛇神。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他的告别仪式刚在南边千里之外的广西某城结束。每次我漂泊新的异乡前，总会在病床上用扎着吊针的手抖抖索索给远方学生写亲笔信、嘱托他们照顾我的那位老人，今生已不能相逢。今年春节，我回家时照例去看他，他已极虚弱，忽然喃喃了一句：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都记得我。我握着他干枯无力的手，无边的悲凉泛上来，不知该说什么。他亦无言。我已满头白发，他已不需教诲我，不需叫远方的旧人荫护我。彼时窗外只有斜阳远山，岭南的余晖像将尽的油灯渐渐枯萎下去，我和他在阴影里静默相望许久，仿佛此生该说的话都已说尽。那个黄昏里的相望，便是我向他的最后致敬了。
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众多场景，制造众多情景，偶尔是主角，偶尔是龙套0昨天去开会，遇见前路在放白日烟火，硝烟散尽后一队灵车鱼贯而出，我没见过此种送葬方式，只觉长沙人有创意。复又想，死者从来都是号啕声和鼓乐声里的主角，放些焰火助兴送别亦无不妥，也算生涯里的最后一道景致。我尾随灵车到了三岔路口，他们右转，朝湘江去，朝墓园去，我左转，继续驶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