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在作者死后，朋友们替他搜集遗著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在作者生时刊行的，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慨，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点的蓬勃的气象也没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的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的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到如今，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刘和珍是没有的。）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愤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正在效忠党国的也自颇不乏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落拓，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
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魂固然未必招得来，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往日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撮来的软片。摄照的工艺实在粗糙的很，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旧逼肖而特别亲切。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时移境迁看来也就别有隽趣。虽然还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为妙。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当日虽是布衣，现在都居荣官显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无聊，于此已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