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在我们村，是唯一的。
整个小村沸腾了，如水开了锅。喜气就像袅袅升起的炊烟，弥漫在小村的天空。
一向愁眉苦脸的母亲，用皱纹的线条，巧妙地在自己的面容上编织出无数朵花儿。
父亲把赶集的路走得很壮阔，连他那辆破自行车与地面碰撞的声音，都招来乡亲们经久不息的感叹。
村长第一个到家里祝贺。村长对父亲说，这不光是你一家的喜事，也是全村的喜事。所以，你该像样的操办操办。
父亲十分犹豫。以往谁家若有婚丧嫁娶，才操办的。对于升学，是没有先例的。
村长为了说服父亲，一口气把一茶杯烈酒撂到肚子里，红光满面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0无奈，父亲答应先放一场电影，再请乡亲们喝两盅。
村长趁着酒劲，结结巴巴把消息率先在全村发布出去。
随后，从东邻西舍开始，乡亲们陆陆续续给我们家送上一份贺礼。那时大家都很穷，生活好一点儿的家庭，才解决温饱问题。若是生活差一点儿的，一天还沿袭着吃两顿饭的节俭习惯。有的送来三块，有的送来五块，送来一块钱两块钱的也有。一开始父亲是十分客气的，固执地不收大家的礼。但母亲说，请大家吃酒，不还得用钱？家里哪有钱？我们家的人口多，劳力少，是属于还没解决温饱的户。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父亲才抓耳挠腮地收下大家的一份心意。
放电影的那个晚上，星光照耀着我们村的大地，大地一片流光溢彩，仿佛披上一件金色的华丽衣裳。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飘落的清香和灶堂里升腾的肉香交织着，大家的欢声和笑语混合着，晒场上银幕下孩童的嬉戏和村外无序的狗吠此起彼伏着，给小村平添了节庆的气氛。父亲频频举杯，吆三喝四地劝大家尽兴，直到把自己的舌头弄得如石头一样坚硬，说话的语腔也踉踉跄跄。至于电影《早春二月》的情节，父亲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一阵热闹过后，父母就着昏暗的灯光盘算所有的支出。父亲用铅笔一笔一笔地累加着，又一笔一笔地减除着，如一位孜孜以求的小学生。母亲站在父亲身后，不曾离开半步，等侯父亲报出子丑寅卯来。父亲摘下花镜，仿佛自言自语，又仿佛对母亲说，亏了一百五十八块。听到这个数字，母亲像一株断了水的黄瓜秧，蔫儿巴叽地萎靡不振。母亲唉了一声，嘴里说，怎么亏这么多，错了没？父亲也觉得错了，又埋头算了一遍。然而结果，是和第一次吻合的。
母亲突然问父亲，看看有没有老安的帐？
父亲仔细地翻着帐本，肯定地回答母亲，没有！
母亲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该死的，吃白食的东西。那晚老安喝得酩酊大醉，是被人抬回家的，难怪母亲对老安格外留心。
老安是我们村的光棍，按辈份我该叫他伯伯。但老安有一个偷偷摸摸的坏毛病，在全村人的眼中形象是十分恶劣的。一提起他，有人会恨得咬牙切齿的。
母亲还在唠叨着老安的不是。
我对母亲说，安伯把钱给我了，我上同学家花了，忘了讲了。
母亲盯了我一会儿，眼睛里发出奇异的目光。她问我，真的？给你多少钱？
我犹豫了一下，说，一块钱。我之所以作以简单的思索，是因为我假如说多了，父母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安在我们村，是属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家，哪有过多的钱作为贺礼呢。其实，我连老安一毛钱都没有见到。我只是用撒谎的方式，想把父母从对老安的责怪中引导出来。
之后，我从偏僻的村子里走出来。一路走来，走进了城市。城市的灯红酒绿让我逐渐对小村产生无比的恐惧，贫穷和富裕的纠葛让我刻骨铭心。但每年，从单位发放给职工的免费贺卡中，我拿出一大摞，一一给小村的乡亲寄去，以表示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1985年的冬天，离春节还有三天，父亲从邮局给我打来电话。父亲说完一大堆注意事项后，最后顺便告诉我，老安死了。
我哦了一声，问父亲，去年安伯不是很好的吗？身子骨蛮结实的？
说起老安，父亲很轻易，似乎在说一位大鼓书里的小人物。父亲说，这个该死的老安，不知发什么神经，大过年的，垫什么路。说什么村里要回来大人物，大人物要开车回来，怕不好走，进入腊月就自个干上了。那天不巧，被一辆大卡车撞倒了。
我的心里突然痛了起来，像被一把无名的刀子捅了数下。一个月之前，我收到老安请人代笔给我的一封信，邀请我回家过年，最好开着轿车回家。安伯肯定是为了我，才惨遭不幸的。
本不想回家的我，那年回了家。在安伯的新坟前，我撒了一瓶酒，算是给安伯的一份新年贺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