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自卑到了极点，因为我连一双像样的运动鞋也买不起。脚上那双穿了两年的运动鞋早已失去了光华，走在路上，我专捡路边走，脚步也是飞快，我不想让同学看见我的运动鞋已经张开了嘴巴。但要命的是，即将举行的那场篮球赛，我该如何面对，既担心这双鞋被人笑话，又害怕因为它影响到情绪而在比赛时拖了集体的后腿。抱怨家境贫寒毫无意义，唯一的出路是自己想办法。篮球赛在诱惑着我，我必须放下自尊的臭架子，赤手空拳为一双运动鞋搏一把。
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我的床底下已经积攒下300多个易拉罐、空矿泉水瓶。这些废品，大多是我趁着夜色的掩护捡来的。运动会还有一个多月，靠捡废品实现一双运动鞋的心愿看来不成问题。
但舍友们对我的行为提出了意见。那些瓶子散发的异味让他们无法忍受，有人把这事汇报给了班长汪洋。
汪洋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爱说爱笑，乐于助人，属于那种意气风发的男生。家住本市的他，条件十分优越，但从吃饭、穿着等方面看，却是十分的朴素。我真正对他的了解是从一餐饭开始的。记得那天，因为家里的生活费还没寄来，午饭时我只买了两个馒头，打了一杯开水悄悄到食堂后面的小树林里去吃。刚咬了一口，汪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手上捧了一盒香喷喷的饭菜，递给我说：“快吃吧，什么话也别说。”含着眼泪吃完饭，我对汪洋说：“其实，我也很想和你们城里同学交朋友，可是，我害怕自己感染上攀比的坏习气。”汪洋说：“所以，你封闭了自己，搞个人奋斗，连集体活动也不参加？好狭隘的观点。”汪洋的脸上依旧是友善的表情，他说，“你的家境不好，你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很正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朋友。”
在汪洋的鼓励下，我开始改变自己孤傲的形象。我喜欢打篮球，汪洋也喜欢，我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学校的篮球场上。
每天吃过晚饭，汪洋、我和其他同学早早来到篮球场集训。打球的时候，我总是脱掉唯一的那双运动鞋，赤脚上阵，我担心我的鞋无法等到运动会就穿帮，能省就省吧。汪洋看到了，他没有问我原因，而且自己也脱了鞋打球了，这让我信心倍增。
但是，我的鞋的确太破旧了，即便能熬到比赛那天，但进了赛场也是很丢人的事，上万双眼睛在盯着它啊！
必须尽快得到一双运动鞋，我决定放弃训练，拿出百倍的勇气捡废品。
舍友向汪洋打小报告以后，他到我们宿舍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不已。但见他背着一个硕大的蛇皮袋，鼓鼓囊囊的，里面都是被人丢掉的易拉罐、空矿泉水瓶。比我床底下的还要多！
汪洋默默地把蛇皮袋塞到我的床底下。这时候，有人的脸突然红了，有人还向我表示歉意。
收拾好废品，汪洋对我说：“多么伟大的壮举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有环保意识，那么我们头顶的蓝天会更加蓝。”他的表情是真诚的，他在给我鼓劲啊。
有一天，当我在校园里看见汪洋从一个垃圾筒里大方地捡起一个丢弃的矿泉水瓶时，我为自己偷偷摸摸的行为感到脸红。我躲在一棵树后，看着树根下躺着的蛇皮袋，终于，我提起袋子，大方地走在校园里。此时，手里的袋子似乎也不再那么沉重了。
篮球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我终于有了一双崭新的运动鞋。这双鞋，有汪洋一半的汗水与功劳。我拉着汪洋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汪洋说：“其实，我曾给你买过一双运动鞋，就在我准备送给你的时候，我发现你晚上在校园里捡废品，那鞋，我退回去了。”汪洋并没有讲为什么退鞋，但从他激动的眼睛里，我明白了其中的原由。他不想“受我以鱼”，从而让我心理上增加负担。
篮球比赛结束了，我成了学校的篮球明星。我把那双运动鞋放进箱底，只有在开运动会的时候才拿出来。在比赛结束以后，我放弃了捡废品。但是，汪洋却没有放弃，他用捡废品的收入，给班里购买了上百册世界名著。
毕业后，我和汪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工作。
汪洋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一个贫困县支教，而我选择留在这个大都市，做了一名衣食无忧的公务员。我们联系的唯一方式是古老的书信，汪洋舍不得用学校那部唯一的电话。
一次，汪洋写信给我，大意是说那里很需要教师，问我愿不愿意去。我犹豫了很久，终于没有答应。同是师范同学，唯有他作出在我们看来如此悲壮的选择，我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贫困山区究竟是什么样子。
汪洋以后写信再没有提起这事。
物质的年代，在浮华的大都市里成长起来的汪洋，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必然有一些轨迹可寻，可我至今没有找到。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汪洋在校园里从容地捡废品的身影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那激动而坚定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