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中国人都忙着防震、抗震和关注“文革”局势，我却忙着当新郎，而且是八方找烟票、四处借糖票。没办法呀，我都34岁了！
本打算国庆完婚，不料，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幸在9月9日逝世，举国哀痛。我没有兴致。更没有胆量按“既定方针”入洞房了，只好把婚期往后挪。
眨眼过了10月上旬，我实在是稳不起了。急得像火烧屁股般叫嚷：“再不结不行了！”这绝非本人打熬不住，也非父母亲友催促，更不是妻子身上“有了”。然而情况确实十万火急——糖，在化了；烟，快发霉了；熬夜炒的瓜子有点粘手了……于是当机立断：虽然亿万同胞情绪不好，但本人却必须立刻结婚。
婚礼当天清晨，蓉城里突然锣鼓喧天，大街小巷竟然塞满了欢乐的队伍。一问，才知道是在举国欢庆打倒“四人帮”！哈，我居然歪打正着地选了个绝无仅有的好日子。看来，我可以堂而皇之地热闹一番了。然而，妻子的半句话：“唉，你那点烟糖……”又浇了我一头冷头。来帮忙的朋友们听了后笑我多虑：“怕啥子？‘节约闹革命’！”
午饭后，窄小的新房热闹起来，借来的“红灯”牌收音机和请来的男女宾客，用欢歌笑语为我营造着欢乐的氛围。我那群干练的男子招待在为来客敬烟上茶后，还不时地互相传达临时总管的“口谕”：“态度要热情，烟糖要控制。”真难为了这帮朋友，他们脸都笑烂了，就是难得“务实”。烟，点发；糖，点散；瓜子不停地抓；开水不停地掺；龙门阵不停地摆……要烟糖么？比割他的肉还恼火。有的甚至还对“不识相”的生面孔采取怒目“政策”。此举果然奏效，不但来客闭嘴歇手，而且有两个小孩还哭叫着要回家去。唉，惭愧啊！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惟有出此下策。
入夜，大院空坝灯火通明，200多位来宾围成厚厚人圈，婚礼开始了。我们夫妇一边羞羞答答地表演着各种节目，一边又提心吊胆地扫瞄着客人席上的烟碟、糖盘。因为，我们那点东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键时刻，幸好文艺圈的朋友们登场献艺了。转眼间，精彩的曲艺、舞蹈和音乐节目鱼贯而出，弄得全场掌声如潮、欢声如雷。这情景甚至引得邻近的高楼住户也倚窗观赏。一友人也趁机在我耳畔打趣：“这一演，给你节约惨了！”
深夜，送走客人后，我与朋友们清点剩余物资。好悬啊！烟，剩了19包；糖，仅余7斤6两；葵花子剩得最多——10斤2两3钱，无意中，我把我几个数字念了一遍，心里突然一动：哈哈，把它们连起来恰恰是我的婚礼日期——197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