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块长短不一、薄厚不一的木板钉起的木门，当然更不曾油漆，也没有门槛。代替门框的是埋在土里的、摇摇晃晃的两根柱子，门上只有一条由三个椭圆形的铁环组成的铁链，当家中无人的时候，最后一个椭圆链环扣套在右面木柱的铁鼻上，再挂上一个长长的铁锁。
铁锁是老式的，在我年幼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式样的长铜锁。开这种锁的钥匙实在太简单了，给我一根铁丝哪怕是一根木棍吧，我将在一分钟之内给您把锁打开。
据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在伊犁农村连这样的由小小的铁匠炉土法打制的锁也没有人用。简朴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财产，稀少的人烟和罕见的、因而是高贵的过客，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一切都不产生使用锁的需要。农家院落里的果树上的果实吗？任君挑选。维吾尔、哈萨克人认为，支付给客人享用的一切，将双倍地从胡大那边得到报偿。客人从你的一株果树上吃了100个苹果，那么这一株树明年会多结200个——也许是1000个更大更甜更芳香的苹果。客人喝了你家的一碗牛奶，明天你的奶牛说不定会多出五碗奶。多么美丽的信念啊！
那个时候伊犁的农民也养鸡，但他们并不重视去捡拾鸡蛋（至今伊犁农民认为鸡蛋是热性的，吃多了会上火）。鸡都是自由地走来走去的，没有鸡蛋。有时候一只母鸡许多天不见了，主人也顾不上去寻找它。一个月以后，突然，母鸡出现了，后面带着十几只叽叽蠷蠷的雏鸡，主人的孩子将先期发现这样的奇迹，欢呼着去报告自己的爹娘，而对于报告喜讯的人，按照维吾尔人的礼节，应该给以优厚的款待和报偿。从1965年到1971年我生活过的这个伊犁维吾尔农家小院，位于乌（鲁木齐）伊（犁）公路（老线）一侧，每天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当然，那时候房东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已经使用那把锈迹斑斑的锁了。
然而，纯朴的古风毕竟没有完全灭绝，我们小院木门上的铁链的最后一个椭圆上，经常挂着的是一把并未压下簧去的锁，就是说，这把锁仍然是象征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也有些时候，连象征主义的锁都不用，最后一个椭圆上的铁鼻里，插着的是随手捡起的一块木片乃至一根草棍，到这时，连象征都没有了，只剩下超现实、形而上学的符号逻辑了。
1971年，我离开这里不久以后，先是公路改了线，为了安全也为了取直，路不从村中经过了，小院马上变得安静起来。紧接着，小院拆毁了，按照建设规划，这里应该修一条路。现时，这条路已经修好了，一条乡村的土路，然而是笔直的，通过田野，通过小麦、玉米、胡麻、油菜、苜蓿、豌豆和蚕豆，越过一道又一道的灌水渠，路两旁是田间的防护林带，参天的青杨，青杨上栖息着许多吱吱喳喳的鸟雀。当人们走过这条安谧的田间土路的时候，将不会再想起，这里本来是一个不大上锁的农家院落。
房东大娘名叫阿依穆罕，1965年我住进她家的时候她已经头发白了大半，满脸而且满手的皱纹0然而，她还有很好的、我要说是少女一样的身材，苗条，修长，动作灵活。她的皮肤白里透着一点粉红，瓜子脸，大眼睛，细长的眉毛，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年轻时候的美丽。她的长相——后来我发现——是多么像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英语讲座《跟我学》节目的解说人之一、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弗劳尔啊！每逢我观看《跟我学》这个有趣的节目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想起阿依穆罕来，我以为我活脱看到了阿依穆罕年轻的时候的形象。
她最大的爱好大概就是喝茶了，湖南出的那种茯茶，我要说她是像煎中药那样地使用的。1966年五月，我来到他们家将近一年了，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在枝叶扶疏、阳光摇曳的苹果树下喝奶茶，把干馕泡在奶茶里，这就是一顿饭。经过多日的训练，我已经能够喝下两大碗（每碗可盛水一公斤半）奶茶，对于外来户来说，这是相当可观的“海量”。喝罢三公斤奶茶并吞咽下相应的馕饼以后，我感到了满足也感到了疲倦，便走进我住的那间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躺在从伊宁市汉人街用11块钱的代价买来的一条毡子上打盹。迷糊了大约有三刻钟，我起身去劳动。出门以前，看到阿依穆罕仍然坐在二秋子（当地苹果的一个品种）树下喝奶茶，她的对面坐着邻居女人库瓦罕，她是一个铁匠的妻子，年龄比阿依穆罕小个两三岁。她们常在一起说闲话，互通有无，谁做了什么好饭，一定要给对方端一盘或一碗去。我不知道库瓦罕的到来，看来，刚刚过去的三刻钟里，我还真地打了个盹。
这天下午是在离这个小院——我的“家”不远的大片麦田里打埂子准备浇水。新疆的农田浇灌，与内地做法完全不同，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粗犷的办法。这里的渠水很大，浇起来浩浩荡荡，所以从来不打畦，也没有垄沟。一块农田，小则五亩、六亩，大则十几亩二十亩，就靠一渠水大水漫灌。有经验的农民，把地势看好，然后一是确定在那几个地方开口子，先后有一定顺序，二是确定在田里哪几个地方打几道土埂子。水有水路，地有地形，从某一个地方开了口子，大水哗哗流进，必然分成几路向低处流去，土埂子恰好就要打在这几路水的必经之路上，前进的大水受到埂子的阻挡之后，必然再次分化，同样，依据地势和水量，其分化路线也是可以预见的，再有几个小埂子一挡……如此，塞而流之，堵而分之，疏而导之，高低不平的田地竟然都能上水，我这个内地的城里人，也委实为之叹为观止了。
不过1966年5月我对这套无畦无垄大水漫灌法还全无了解，虽说是依样画葫芦跟着老社员干，但对为什么要打埂子，挑什么地方打埂子一窍不通，到了地里抓耳搔腮、莫名其妙、愣愣磕磕，木瓜一般。再说，我用不好砍土镘，我用使镢头的办法弯腰撅腚抡砍土镘，角度不对，事倍功半，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收效甚微，羞愧难当，深感知识分子改造之必要与艰难。
领导我们干活的便是房东老爹穆敏，说是老爹，其实他50几岁，身材矮小，双目有神，长须长眉，有德高望重的长者之风。而当时的我，不过才31岁，尊称他一声老爹，是适合的。
穆敏对我从来是带着笑容的，但他有一个毛病，带领一批人干活时，也只顾埋头自己干，不管别人，对于我在打埂子中犯难的情形不闻不问。其他几个人也都是闷头干的老头儿……受累并不可怕，就怕干这种不得其门而入的瞎活，那个下午，我算是受了洋罪。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盼着穆敏老爹叫歇，偏偏他就是不叫。有几个老头也向他吆喊了，他点点头，仍然没有叫歇的意思。要是别人，干一个小时就会叫歇，一下午至少要歇两次，我们的这位老爹干活可真积极呀！我已经有点埋怨他了。
终于，人们不等他发话，先后自动停止了手底下的活，把砍土镘立在地里，坐到渠埂上吸烟，穆敏老爹也笑嘻嘻地停止劳动休息了，他不抽烟，只是用袖口揩着额头的汗。我学着用报纸纸条卷烟，用口水粘烟，但卷不紧也粘不牢，点火吸了两口以后，弄得满嘴莫合烟末子，又麻又辣，吐又吐不净。我想起这里离“家”很近，干脆回去漱漱口，喝碗水，倒也能清爽——这就是在家门口干活的好处了。
沿着田边一条满是牲畜粪便的土路走了几步，越过一条干涸了的灌渠，再越过公路，拐一个弯，便是我们的小院，推开三块木板钉成的门，我走进院里，不由一怔。原来，阿依穆罕大娘仍然坐在枝叶扶疏的苹果树下，她的对面仍然坐着邻居女人、皮肤黧黑的库瓦罕。她们的侧面，则坐着住在一墙之隔的大院子里的桑妮亚，桑妮亚是阿依穆罕的继女，相当年轻漂亮，已经有五个孩子，由于孩子的拖累，又由于她有一个精明强悍、会做成衣、会修皮靴、会做饭、能抓钱的丈夫达乌德，她是从不出工下田的。
经过了至少半分钟的思忖以后我才对这个场面做出了判断：原来房东大娘从中午开始喝的这次奶茶仍在继续进行！锅灶也扒出了许多灰，显然又烧了不止一大锅水，挂在木柱上的茶叶口袋，中午我们一起喝茶时还是凸的，现在已经是瘪瘪的了。摆在树下的小炕桌上铺着桌布（饭单）里放着两张大馕一摞小馕的，现在已经掰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天啊，这几个维吾尔女人，其中特别是我的房东阿依穆罕大娘可真能喝茶！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能相信，简直能喝干伊犁河！我在书上看到过古人的“彻夜饮”，那是说的喝酒，而且只见如此记载，未见其真实生活。今天，我却看见了“彻日饮”茶！
“请过来，请到桌子这边来，请喝茶！”她们热情地邀请我。我本来是想喝点清水的，因为奶茶太咸又有油，但既然她们盛情相邀，便过去喝了一碗，只喝得浑身透汗，神提目明。我心想，盛春之际，树下畅饮砖茶奶茶，确是边疆兄弟民族农家的人生一乐！
晚上下工以后，大娘宣布，由于没买着肉，不做饭了。伊犁维吾尔人的习惯，吃面条、抓饭、馄饨、饺子、面片之类，叫做“饭”，吃馕喝茶虽然也可充饥，却不算吃饭，只算“饮茶”。这个晚上，又是奶茶与馕。我以为，经过一中午和一下午的“彻日饮”，阿依穆罕可能喝不下去多少了，谁知道，她仍是一如既往地两大碗。
这还不算，饭后一个小时，她还要再精心烧一小壶茶。这种睡前的清茶，有时加一点糖，有时就一点葡萄干或者小馕，边啜饮边谈话，与其说是一种物质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阿依穆罕烧这种清茶的本事也是很高的，先在铁锅里烧半锅开水，把一撮湖南茯砖茶放到一个搪瓷缸子里，用葫芦瓢把开水舀入缸子，缸子放到柴灰余烬旁边，既不让水沸腾，又维持一个相当的温度，我想是摄氏90℃—95℃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掌握一个适宜的时间，大约11—20分钟，然后倒茶喝。看起来，这个工艺过程很简单，然而在新疆这么多年，我喝的砖茶可谓多矣，没有一处能把茶烧得像阿依穆罕大娘烧的那样好。我自己在家里也烧茯茶，尽量按照我观察学来的方法去做，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同样的水平。
喝着清茶，我与房东二老轻轻地谈着天，释却了一天的劳乏。阿依穆罕看着茶碗，不动声色地对穆敏老爹说：“老头子，茶没了，该到供销社去买了！”
目光清明、声音清亮、个子矫小、胡须秀长的穆敏老爹叫了起来：“胡大呀！这个老婆子简直成大傻郎了！一板子茶叶，两公斤，十天就喝完了！”穆敏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蹦出来了，好像受到了突然的击打。他确实是在惊呼，然而满脸仍是笑容，他好像在着急，却仍然充满轻松，他好像在埋怨（甚至有点激昂慷慨），却又充满得意，也可以说是欣赏，或许是在炫耀。这一辈子我见到的各样的人的各式各样表情也多了，但是这种难以言传的“轻松愉快的着急”，是只有穆敏老爹才有的。
“你才傻郎呢！”老太婆自言自语，口齿含糊不清，既不理直气壮，也并无愧色。她仍然什么人也不看地说：“不是10天，是12天。又不是我一个人喝的……反正你明天得给我拿茶来。”
“喂，老太婆，砖茶多少钱一公斤你知道不知道？茶叶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运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尤其尤其最重要的，我已经没有钱给你买茶叶了，你知道不知道？”老爹把声调提高了，眉头也皱起来了，说完，哈哈大笑。
阿依穆罕大娘一边拾掇茶碗饭单馕屑一边嘀嘀咕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喝茶。”
“呜……呜”，老爹叹了口气，“可怜的老太婆！”然后他用命令的口吻说：“给我两个小馕！”
“你……”老太婆抬起了头。
“今晚我要去伊犁河沿检查他们的夜班浇水！那个能说会道的马穆特，只会开会的时候没完没了地给干部提意见，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负责任……昨天晚上他们组浇水。他呼呼地睡大觉，包谷地里的水全跑了……要在旧社会，这样的人不饿死才怪……”老爹恨恨地说。
穆敏是生产队的水利委员，而五月份，是昼夜浇水最紧张忙碌的月份，老爹夜间去巡查浇水的情况，是他这个水利委员分内的事，当然不足为奇。但他事先一点没有说要上夜班，故而阿依穆罕与我听了都一怔。
这也是穆敏老爹性格上的一个特点：他不喜欢预报自己的行动。当大娘问老爹第二天做什么的时候，他常给以的回答是：“谁知道呢？”要不就是：“让胡大来决定吧。”
老爹解开黑布褡膊，把两个小馕放好，再把褡膊围着腰系紧，临走出房门的时候，回首向老太婆一笑，老太婆跟了出去。我看看天时已晚，便铺床准备睡觉。谁知没过一分钟，听到院里一片喧嚷，劈哩扑通，老头喊，老婆叫。我连忙推门走出，只见房东二老正与他们的毛驴“战斗”。
穆敏老爹饲养和用以代步的是一条个儿虽不大，但很结实，毛色棕褐的母驴。一个多月以前，母驴刚刚产了一驹，老爹已经好久没有骑用它，今晚要用，母驴恋驹心切，不肯外出，只是随着老爹的紧抓着缰绳的手打转，嘴被勒得咧开了老大，显出粉红色的牙花和舌头，鼻孔大张，十分丑陋。老爹大喊大叫，脸红脖子粗，硬是指挥失灵。老太婆尖声斥骂母驴，照样无济于事。二老一驴，斗得难解难分。见此场面，我想帮忙又帮不上忙，想笑又不敢笑。母驴伸长了脖子，更激起了老爹的怒意，跳起来照着母驴就是一拳，用力一拉，估计使出了老大的力气，母驴跟着向外走了几步，老爹终于憋足了劲把驴拉到了门外的土台边（维吾尔农家门口大多砌这样一个土台，为骑马骑驴的人上下牲口之用，夏天，人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卖呆乘凉）。
穆敏老爹骑上了驴，但母驴仍不肯走，在街心转着圆圈，任凭老爹拳打脚踢，就是不肯就范。最后还是阿依穆罕大娘，打开驴圈，把驴驹赶到大路上，果然，母驴精神抖擞地带着小驹子向庄子方向进发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实，大概是白天盲目打埂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一觉醒来，茶已经烧好，老爹没有回来，我俨然是一家之主，坐在“正座”上喝了茶。不管喝茶还是吃饭，阿依穆罕大娘总是半侧着身坐在靠近锅灶、碗筷的地方，不论吃喝得多么简单，她都是盛好，恭恭敬敬地用双手端给老爹和我，吃完一碗，需要加茶或加饭时，也都由她代劳，她绝不允许我们自己去拿碗拿勺。维吾尔家庭男女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中午，阿依穆罕一反常例做了拉面。她告诉我，她早晨在供销社门市部排了一个小时队，买了五毛钱羊肉，她估计，老爹中午会回来，“老头子一定会给我带茶叶来的，”她笑眯眯，说起来挺得意。她还告诉我，在供销社排队买肉的时候，一位新迁来的社员对卖肉的屠夫说：“你别给我这么多骨头，我要骨头少一点的。”屠夫回答说：“骨头该多少就是多少。如果骨头少，羊怎么立在地上，又怎么在地上走呢？”屠夫的回答使所有排队的人大笑。阿依穆罕大娘还告诉我，这位屠夫很有名，宰了一辈子羊了，他宰出来的肉又干净又好吃。我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一点异议，我说，羊肉好吃不好吃，恐怕决定于羊本身，与谁宰没有什么关系。大娘打量了一下我，叹了口气，“哎，老王！您不懂，谁来宰，关系大着呢！比如×××，××××（她提了几个名字），就是肥肥的料羊（指用精饲料喂肥的羊），他们宰出来也是淡而无味呢！”
她的说法使我将信将疑。
大娘做好了菜，又做好了面剂子，然后烧开了一大铁锅水。水开以后，她把柴火略略往外扒一扒，走出院门站到街心眺望。她站了十几分钟，回来，打开盖锅的大木盖，看看水已经熬干了四分之一，便用大葫芦瓢舀上两瓢水，重新续柴火，把水烧滚沸，又往外扒拉扒拉火，走出门去迎接。如是搞了好几次，也没有把老爹等来，只是费了许多水又许多柴。我连忙拿起扁担去挑水。大娘的洋铁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大娘的扁担是自制的，原是一个树棍子，圆里咕隆，中间拧了一道麻花，扁担钩子一端是铁匠炉打制的两环一钩，另一端是自己用老虎钳子折曲了的粗铅丝。挑起这两个空桶，走出去不到两步，扁担在肩上翻滚，水桶在扁担钩上荡来荡去，叮当作响，活像是闹了鬼。好在这种水桶比关内农村用的上下一般粗的铸铁桶小巧得多，装水也少得多，挑起来除了肩膀被挤得生疼以外，并不费什么力气。但挑回水来以后，看到大娘仍在顽强地从事着她那不断添柴添水，不断晾凉熬干的无效劳动，我忍不住进言道：“等老爹回来再烧水不好吗？您看，您烧了好几锅水啦，老爹还没有影儿呢。也许，老爹不回来呢。”
“老头是个急脾气，回来吃不上，要生气的。”大娘笑嘻嘻地说。
“可这样多费柴火呀！”我忍不住说，说完，又后悔了，本来应该是贫下中农对我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的，怎么我这样僭妄，竟然倒过来去“教育”起贫下中农来？
“柴火么，老头子会拿回来的，还有茶叶，还有钱，这都是老头子的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笑得更开心了，她充满了信赖。
“可您怎么说老爹脾气急呢？我看他一点也不急呀！”
“当然啦，老王，他急。我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话，高个子气傻了眼，矮个子气断了魂。越是矮个子越爱生气……当然，他现在老了，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这天中午，老爹没有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老爹也没有回来。大娘又是烧开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伫立着眺望通向庄子的那座架设在主干渠上的木桥，前前后后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烧干了一锅又一锅的水，耗费了一把又一把的柴。
快睡觉的时候，老爹回来了，他显得疲惫而又阴沉，大娘热情地向他说这问那，他一句话也没有，茶叶也没带回来，他也不做任何解释。大娘对他的这种表情好像很熟悉，便不说什么，默默地侍候他喝奶茶，并把中午剩的面条过了过热水，拌好，递给老爹。大娘也很沮丧，她不高兴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把上唇尤其是人中拉得很长，有时谈话当中做鬼脸时也是这样一种表情，这是我在汉人中间从没有看到过的。
遇到二老不愉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尴尬、举措无当，如芒刺在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板着面孔，我不能板着面孔，我没有任何道理要板面孔啊！但我又不能在他们不快的时候若无其事地与他们说闲话，那样的话我未免太风凉、太轻松愉快、太不尊重与体贴人家。我谨慎地试探着与老爹说了两句不相干的话，“美国飞机又轰炸越南了，”我用我学得还不纯熟的维吾尔语，再加手势，再加汉语单词，吃力地表达着，对于他能否听懂，全无把握。“噢，太糟糕了，”老爹首肯着，向我礼貌地一笑，笑容旋即消失了。“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有的房顶子都漏雨了。”我又说。“噢，北京下雨了，好。”他的笑容更勉强了。
无话可说，我便睡下，等醒来，老爹已经走了。
“……老头子不放心，睡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马穆特浇夜班，睡大觉，大水豁了口子，跑到伊犁河里，哇哟，哇耶……”大娘叹着气，哼哼唧唧，一脸的愁容，把情况告诉我。
“您的气色很不好，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问。她吐着气“呜——呼”，摇着头，“没有别的麻达（麻烦、问题），茶没了，老头子说给我买回来了，可他空着手回来，他在生气，可能是没能支上钱……没有茶，头疼，我要死了，要死……”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您把购货本给我，我去买……”我自告奋勇。
“不，不，让你买得太多了，老头子知道了，会生气的。这个月可能就是不愿意让你给我买茶，老头子总是把购货本带在身上……”
无法，我又坐了下来，只能同情地、忧郁地说：“您真爱喝茶……”
我这句话好像触到了大娘的某一根神经，她的眼圈红了。她说：“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孩子了，胡大不给。我生的六个孩子全都死光了。我15岁那年嫁给艾则孜依麻穆（伊斯兰教《可兰经》诵经领诵者），我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第二个男孩长到了四岁，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个小石滚子，一副小套绳，还有拥脖（套包子），他把拥脖放到我们的一只黑猫的脖子上，呵，那真是一只大黑猫，简直像一条狗。我的儿子每天赶着猫拉石滚子，在院子里‘轧麦场’……我的儿子长得真好看，他多有本事啊，不到一岁就生吃了一头皮牙孜（葱头），到四岁的时候他都会写字，会写名字，会念‘拉衣拉赫衣，衣拉拉赫衣……’（经文起始句）了……”
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经听她说过几次了，但是，一遇到砖茶断绝供应的时候，她就要回顾这一段。也许，这回顾和叙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饮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妈妈，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儿子……都死了，胡大把他们的命收回去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老王！”
“如果医疗条件好一点……”我小心地说。
“也许……那时候伊犁也有医院……我的孩子陆续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亚。桑妮亚是艾则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给艾则孜哥的时候她才一岁，然后我成了桑妮亚的妈妈，我给她做饭，我哄她睡觉，我抱着她……”
大娘的回忆充满感伤，我也感动了。只是有一点，她和她的继女桑妮亚的年龄我怎么也算不对。如果阿依穆罕是15岁结的婚而当时桑妮亚一岁的话，那么阿依穆罕比桑妮亚大14岁。如今，桑妮亚自称是33岁。那么阿依穆罕只有47岁，显然不太对头。桑妮亚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但长得结实、苗条、不显老，她很可能少说了两岁，比如，她可能是35岁。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说不定记错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恐怕也还要加上两三岁。那么，她不仅是超过了49，说不定是53岁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后我才和穆敏结了婚。艾则孜哥死了以后，为了将桑妮亚抚养大，我守了十几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则孜哥留给我的产业差不多全给了她，只留下了这个小院和这一间小房，这原来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间小贮藏室是穆敏后来盖的。我本来不想再结婚的，乡长和工作队长都来说合。我知道穆敏是个好人，他下苦（扛长活）几十年，又整整当了七年民族军的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没结过婚。他不愿意别人说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桑妮亚家是那样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这里是这样寒酸。
“……我与穆敏结婚以后，又生过两个孩子，”阿依穆罕继续说，“我不是不生孩子的女人，我生过，我有过，”阿依穆罕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眼里充满了泪水，“两个都是儿子，头一个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只小猫。第二个孩子长到了一岁半，他会叫大大和阿帕（妈妈）了。我是生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我生活着，像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们都讨厌，自己也讨厌……”
“也不能这么说……”我无力地劝慰着。
“不，我不这么说，唉，老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下，我们又说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总是给我买茶不管他怎么发脾气，骂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会给我买茶来的……而且现在有了您，您也给我买过好几次茶了……”说着，她宽慰地笑了。阿依穆罕的信赖是没有错的，她对穆敏的信任使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温暖。这天半夜穆敏回来的时候带着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来，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来，也不知道他走。只见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开眼笑地大把抓着茶煮。这天的茶让人觉得特别有味，虽然我不理解茯茶怎么可能弥补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个繁忙的暮春和初夏里，穆敏老爹每天没日没夜地操持着队里全部农田的浇灌工作，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有时他回来睡上两、三个小时，吃上顿饭，匆匆又走了。我问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笑一笑说：“人就是这样子，愈睡，就愈松松垮垮。从小，爸爸是不让我睡多了的，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时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这样，就惯了，我从来不会睡得太多。”
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对于我们浇水的人来说，夏天，在哪里不能睡觉呢？有时候我靠着墙坐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就是一觉。马就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你可曾看见过马躺在地上睡觉？马不是小猫，它从来不会盘成一团，卧在火炉旁。一匹老马，站在那里，忽然闭了眼，又睁开了，这就是睡觉了，这就算是睡了一觉啊！”
我点点头，他的关于老马和小猫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动，而且带着惭愧。
然后是夏收大忙季节，然后是给麦茬地普遍浇一次水和伏耕，据说经过保墒晒土的伏耕以后，土地的肥力会大大提高。然后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后是苹果熟了，哈密瓜熟了，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园吃果，到瓜地吃瓜，记上块儿八毛的帐，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运到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说是要脱土坯、挖菜窖、修厕所，搞几天家务。但一连三天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他说要休息，但既不进城（伊宁市）游玩，也不在家睡觉，每天只是从早到晚坐在二块板钉起的院门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的表情是忧郁的，遇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谦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觉得难受，就连说话，他也是懒洋洋的。
“老头子没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诉我说。
“没精神”这句话在维语里可以当生病解，也可以只是当作不振作解。我便关切地问候老爹：“您是生病了吗？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兴，他说：“动不动就说生病吗？坐上一会儿就是生病吗？”
我抱歉地笑着说：“那最好，没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快并没有多少道理，转过身来，向我解释说：“人的精神嘛，一天会是好几样，一年会是好几样，一生嘛，更是一个样子又一个样子。这几天，我只觉得我非常懒散，松松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这样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
“您想什么？您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然后他严肃地说：“我在想死。”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么？”
他悲哀地笑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清真寺里的阿訇告诉我的，如果我们是好人，我们每天都应该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祷，就想五次死，夜间，更应该多多地想到死。”
“为什么呢？”我惊异地问。
“唉，老王，亏您还是个知识分子！”他遗憾地摇摇头，“人应该时时想到死，这样，他就会心存恐惧，不去做那些坏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难道您不明白吗？难道您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很少想，”我摇摇头，“但我也不愿意做坏事。”我又补充说。
老爹浅浅地一笑，和解地说：“当然，你们是汉族，你们不是伊斯兰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旧没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说，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脱土坯，他至少应该赶着毛驴去麦场，驮两口袋麦草回来。库瓦罕家已经卸了一车麦草了，而老爹还没弄回一根麦草来。
阿依穆罕讲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应了。当他在驴背上放了两条带补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长绳，赶着驴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个小时，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面色红润，气喘吁吁，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亮又大，说话声音洪亮，与前几天那种痴呆抑郁的样子判若两人。
“怎么弄两麻袋麦草就用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婆边埋怨，边质问道，“我们烧开了茶，等着你，等了一个多小时，瞧，把老王都饿坏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说，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着四分惭愧，六分得意。“我走小路去庄子的麦场，正碰到我们的前科长、玛衣努尔的爸爸在打院墙，我发现他的院墙侵占了道路，比原来的院墙往外扩展了15厘米，我给他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骂我。”说到这里，他皱了眉头。
“什么，他骂你？”老太婆马上扬起眉毛，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气。
“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叫来了许多人……大家都批评他不对，支持我……后来，当着大家的面，也当着‘科长’的面，我抄起一把砍土镘，把他已经打起来了的墙根，全给他拆了………”
“傻郎……管那么多……”老太婆拉了拉上唇，转而批评起穆敏老爹来了。
“什么？你想想，不管怎么行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要有人管呢！如果没有人管，人们会走到什么道路上去呢？事情会办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要有政府，所以要有党。党每天都教育我们。教育了十几年了，‘科长’还是这样自私自利，如果不教育了，那还怎么得了！”
“哼……和‘科长’吵架吵了五个小时？”老太婆并不想与穆敏辩论，便提出了新的疑问。
穆敏轻轻一笑：“我帮着场上的人装车来着。”
“装车？”老太婆惊呼了一声，“你不是接连几天没精神吗？”
“谁知道。反正扛起麻袋来，似乎精神好了一点。”
“场上有场上的人嘛，你去扛什么麻袋！”
“几个年轻男女在一起，打打闹闹，叽叽咯咯，不好好干活。粮站的卡车开到了场上，硬是磨磨蹭蹭，不快快地给人家装车。我看不过去，便去扛麻袋。”
“可你今天是歇工的啊！这工分怎么算呢？”
“工分有什么用？这不是我拿回麦草来了么？这就是工分啊！”
“你不扛麻袋，不是照样可以拿麦草吗？”
“噢，你不出工，也不开会，你简直什么也不懂。你去拿麦草，你能到那里拿起麦草就走吗？歇工，你也是社员呀！我还是老农，是委员……”
“真积极……”老太婆咕哝了一句，不再吭声了。
这天晚上，新华社新疆分社驻伊犁记者站的一位同志到毛拉圩孜公社来看我，在这样的年月能有人来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这位记者同志带着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1966年夏天，伊犁地区还很少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公社更是从来没见过。当喝过晚上的那次清茶，把“牡丹牌”放在小小的炕桌上，对准新疆的维语台，放送出维吾尔语的新闻和音乐节目的时候，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都惊呆了，四只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屏住了呼吸，看看“牡丹牌”又看看我，再看看那位身体瘦高的记者同志，显然，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帕夏依仙！”老太婆喊了起来。收音机开始播放帕夏依仙的歌曲，帕夏依仙是著名女声歌唱家，她是原水定县人，离伊犁40多公里。
“可这里……没有电线，没有电呀，它怎么出的声音？”老爹颤抖着声音问。
“有电池。”我回答。
“可电线呢？没有线，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把我绕住了。看来，老爹是依据对于有线广播的理解来理解晶体管收音机了。
我应该告诉他，在无线电收音机里，电线只起着接通电源、提供能量的作用，因此用电池的直流电同样可以起这样的作用，而转换成声波的无线电磁波，并不需要借助电线的传导，便可以自天而降到我们这个不需要上锁的小院里。但是，我完全不掌握物理学、无线电方面的维语词汇，何况我对收音机、广播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虽然结结巴巴说了半天，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
我的记者朋友虽然不懂维语，但从我们的表情和手势上也大致知道了谈话的内容，他便把半导体翻转过来，然后把收音机背面的塑料壳子取了下来，这样，四节二号电池、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元件和线路，以及小小的银灰色扬声器，都暴露在房东二老面前。
“斯——大（啊哟）真有本事！真能干！这人的本事简直和胡大一样大！”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赞叹，好像在他们面前不是打开了一台收音机，而是打开了一个活人脑壳。他们并且问：“这是上海出产的吧？”
“上海，当然是上海。”我回答说。伊犁人对上海是很崇拜的。当我在伊犁河谷农村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提起上海，我也有一种由衷的景慕向往之情，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海，表达了这种共同的对于工业文明的敬意。其实，很快我就发现，我搞错了，牡丹牌晶体管收音机并非制造于上海，而是产自北京。但我始终没有更正。为什么呢？也许我直觉地认为，在伊犁，把上海抬得高高的，是一件好事吧？
我的记者朋友走了以后，我连打了几个哈欠。能吃能睡能劳动的“三能”方针，对于下乡锻炼改造的人们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方针。我的哈欠传染给了大娘，她也捂住嘴打起哈欠来。但是穆敏老爹兴奋万分，他的眼睛比平日睁得大了许多，他不准大娘把炕桌收走铺褥放枕，而且下令大娘再烧一壶茶，“我有话要和老王谈。”老爹说。
“傻郎，这么晚了还烧什么茶！”大娘自言自语咕哝着，做着鬼脸，但还是遵命去办。
我等着穆敏说话，穆敏却不言语，他紧皱着双眉，显得眉骨更加突出，眼窝更深，他似乎陷入了严峻而又苦恼的思索之中。
他的表情使我为之一震，他究竟要和我谈什么非同小可的话题呢？我的睡意全消了。
他几次要说话，几次又把话咽了回去，如是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说：“你请听着，老王。像半导体收音机这种东西，它的制作方法是写在书上的，对吧？”
我不知所云地点了点头。
他有点兴奋：“是的，阿訇们早就讲过的，世界万物，飞机大炮，轮船火车，机床高炉……一切种种，都是写在书上的，你找到了书，按书上写的办法去做，就什么都造出来了。”
“什么书？书是人写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写的呀！”
“不，不，不，老王，你不懂，”老爹笑起来了，似乎发现了我的无知并确证了他的信念的正确，“那科学家、技术员他们读的书又是哪里来的呢？经验？难道凭经验可以造出半导体收音机来？帕夏依仙在乌鲁木齐唱歌，你在伊犁就能听到，谁有这样的经验？”
“科学家们读的书，是前辈科学家们写的呀！再说，经验是慢慢积累，慢慢提高的呀！”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我的维文词汇不够用，便结结巴巴起来。穆敏老爹似乎认为我的结结巴巴是理亏的表现，是他的理论已经把我击败的证明，他高兴地捋着胡子笑了起来，眼珠一闪一闪：“所有的书，都要有所本嘛！这个本就是《可兰经》！”
“《可兰经》上可并没有写怎样造收音机！”我尖锐地指出。
“圣人们在修《可兰经》的时候也写下了如何制造万物的书，这些书有的藏入了山洞，有的沉入了海底，人们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些书，便造出了万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王！”
“纯粹是一派胡言，骗人的鬼话！”我喊了起来，老爹的“理论”是这样荒唐而且恶劣，而他的态度又是那样傲慢，还有我的不听话的舌头和捉襟见肘的维语，使我激怒了，“您知道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历史？如果这一切都现成地写在书上，还要科学家干什么？还要美国的爱迪生、法国的居里夫人，英国的瓦特、俄国的罗蒙诺索夫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您知道吗？如果书是藏在山洞海底的，那么应该是一些猎人、渔人、探险家、登山运动员去当发明家和科学家了，然而，又有哪个人打猎打成了发明家呢？如果是阿訇们所说的圣人留下了这样的书，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留给清教徒——穆斯林呢？现代，恰恰是伊斯兰世界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难道是伊斯兰教的圣人偏心眼儿，不把科学技术留给自己的信徒，却偏偏留给‘卡伯尔’——异教徒吗？”
估计我的话老爹最多听懂百分之四十，老太婆大概只能听懂百分之一二三，但老爹显然已经被我的雄辩所压倒，目光暗淡地垂下了头，而且重复着我所说的“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看来我抬出的这四大国比他的阿訇厉害得多，我举出的爱迪生、居里夫人、瓦特和罗蒙诺索夫，也比他所说的“圣人”更切实具体，他的表情是慌乱和惶惑的。
阿依穆罕大娘和解地说：“对嘛，对嘛，老王说得对嘛，他说什么来着？法国？法国比南疆还远吧？法国的科学技术好得很哪！”
老爹没有言语，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依然是含笑的、从容不迫的和胸有成竹的了。他说：“您说的那些国家，就是欧罗巴吧。听说欧罗巴的科学和技术是很先进的，比苏联还先进。”
我正考虑着怎么解释清楚有关几大洲和几大国的地理概念，只见老太婆向老爹挤了挤眼，并且插嘴说：“还是我们的中国好！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愈来愈进步！我们比欧罗巴好！也比苏联赫鲁晓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当然，毛主席最伟大，最好！”
原来阿依穆罕的政治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她的插话不仅对于老爹是必要的，我听了以后也觉得踏实了些。当然，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对于世界科技发展的讨论是以牢固的爱国主义信念为前提的，阿依穆罕的补充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连忙点头称是。
这一晚上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关于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关于塑料是用什么做的，关于火车是什么样子与为什么火车能拉那么多东西，关于广播、电视、电报和电话，关于熊猫、大象、犀牛和金丝猴，关于黄金究竟有什么用和为什么值那么多钱……老爹的求知欲和对待知识的严肃思考令我大为吃惊。当我的回答所提供的信息与他过去所持的观念乃至思想体系相左的时候，他认真地、可以说是苦苦地掂量着、思索着，非要弄出个究竟来不可。阿依穆罕大娘坐在旁边，最初还搭讪几句，慢慢她睡着了，灰白的头发垂到了眼睛上，但老爹仍然兴致勃勃。我几次劝老爹睡觉，并指出大娘已经睡着了，但老爹不以为意。终于，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站了起来，老爹也长叹一声，叹道：“世界上的事，太麻烦了！……我们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老王帮我们挑选。你说对吗？老婆子？”
阿依穆罕睡眼惺忪地咕哝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空话。”
“不，我们一定要买，坚决，绝对，非买不可！”然后他转头向我再次宣布：“我要头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您听见吗？”
“当然，一定的。”我完全同意。
“老王您今夜就睡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吧，不必回那间小土房去了。”老爹又说。
这一夜的睡眠是不安的，半导体收音机似乎把一股热浪带入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这间歪歪斜斜的土房子里。夜半，载重卡车从院门前公路上驶过，马达声突突，车轮轧过地面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整个土屋和小小的窗户都随着颤抖，遥想那养鸡而不捡蛋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的旧话了。
凌晨时分我睡得正香，依稀听到院外有人叫：“穆敏哥，穆敏哥！”然后是一连串响动，我想睁眼，却睁不开。
醒后才知道，是住在大队部后院的一个叫做奥布尔的农民死了。奥布尔正当壮年，不过50岁上下，浑身黑如漆炭，素以强壮、能干著名。他有个小儿子，也是黑黑的，聪明伶俐，会说汉话，还认一点汉字。说是他昨夜一阵心口疼，儿子给他套了驴车，准备送他去医院，没等抬上驴车，他就断了气。
穆敏老爹是全村著名的行为端正、奉公守法、热心公益，同时恪守伊斯兰教的戒规的德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裹白布、诵经、作乃孜尔（祈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啊，人”之类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是我们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这些打人骂人造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为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1966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但1966年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3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收完了以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说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量都超过了预计。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地干以后再继续打麦。春天继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按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1966年，给社员进行年终分配的时候却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1966年的年终分配，一定不准少于1965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1966年的分配比1965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80块钱，头一年是110块，究竟是80块钱多还是110块钱多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硬说分80块钱比分110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20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20块钱，’他对他爸爸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100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20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100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20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100块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80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起了炉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妈妈的一项任务，似乎也是她的一大乐趣，每年她都要拆这个灶，砌那个灶，垒这个烟囱，通那个火道。每个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而且是灶大腿小，有一种特殊的苗条秀气之感，说不定这种炉灶的长宽比例暗合什么维纳斯的法则或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别看茶棚简陋，自从有了它，我们便尽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饭、谈心、夜话。从三月初雪还没有化尽，到十月底清晨已经见了冰碴，我们都在室外活动，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舍不得进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园，小小的关也关不紧的屋门，仍然是充满了生活的温馨和生动。连小小的麻雀也喜欢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离盘腿喝茶的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双的燕子，经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飞翔，呢喃絮语。夏日，当把路边明渠的水引入小园内的毛渠去浇老妈妈栽种的少许辣椒、西红柿和茄子的时候，潺潺的水声更给我们这蓬松的茶棚增添以新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东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们的计划是拆掉我曾住过的那间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库房，用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们现在一起住的这间大约有12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间来，这样，就有里外间了，达到了一般水平。城乡的维吾尔人，一般都至少有两间房，平常吃饭、睡觉、活动在外屋，里屋布置得尽可能整齐、高级一点，专门用于待客。
这样，房东二老便奋斗了两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后老爹都挖土和泥脱土坯，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当老爹“加班”的时候大娘也不闲着，她把冬季烧煤剩下的煤末子与黄土与牛粪掺和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抓起来，拽在院墙与牲口圈墙上，生人乍一进来，还以为满墙都贴着大坨的狗皮膏药呢。
秋天就更紧张了，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长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过冬的全部准备。队里的生产也正是大忙季节。下工以后，还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驴驮回来，还要抓紧拉运麦草、麦尾子（碎麦草和谷壳，是很好的饲料），卸过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门窗，在门窗缝隙处钉上碎毡子以阻挡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寒风。
不论出现了怎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老爹的辛劳并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他常常愤慨于社员劳动态度的稀松与对集体利益的漠不关心，他有时候悲哀地叹息：“不是大家都明白吗？如果都好好干不就都好吗？为什么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好好干呢？”他的这种劳动态度和对生产队的责任感使我非常感动。“穆敏老爹真是一个好人、好社员、好穆斯林啊！”我常常与队外的一些人这样说。但是我的评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称赞穆敏老爹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尖锐地反驳说：“我就不喜欢穆敏老爹，我们许多人不喜欢他。他太积极，他不懂得‘护民’。”“护民”这个词儿出自穆罕默德·阿麦德之口使我震惊，也使我迷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护民”这个词，是在去新疆之前，1962年一次到京郊房山县陈家台去的时候，一个农村小姑娘批评他们大队的一位老军属模范“不护民”。谁想得到在地区、民族、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口中又出现了这个词的维吾尔语说法呢？我想起老爹干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长的非法占地的墙角来了。难道这就叫作不“护民”吗？我不禁为穆敏老爹悲哀，捎带着也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悲哀，更为许多许多牵扯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这几年的无休止的辛劳和仍然常常是快乐的岁月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房东二老似乎老得很快，当后接的八平方米大的里间屋终于在1968年夏末用又细又弯的椽子和被虫蛀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顶的时候，老爹和老妈妈已经与我1965年初到他们家相比判若两人了。老爹病过一次，眼睛深陷而两颊瘦削。他向队里提出：辞去水利委员的职务，他老了，没有精力去抓昼夜三班浇水了。老妈妈呢，她的头发和牙齿都有新的脱落，做事也常常丢三落四了。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渐加强了。1965年的封斋月，他们并没有封斋，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做乃玛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祷），等到1968年，封斋与一天五次祈祷已经是一丝不苟了。由于我们已做到情如一家，无话不谈，我问过他这方面的变化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觉体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来愈应该想想身后的彼岸的事了。
封斋期间，人们宰牛宰羊，无牛羊可宰的也要买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东西，连口水也不咽。天黑以后，吃一顿饭。由于饿了一天，骤然大啖会伤身体，所以一般是先喝一点清茶，吃一块小馕，垫补垫补，然后再吃荤菜荤饭。睡下以后，半夜三四点钟阿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饭了，五六点钟，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祷，再吃一顿饭。为了白天不吃饭而能顶得下来，斋月期间饭虽只在黑夜吃两顿，但要求吃得好。维吾尔人中有所谓“挣一年，吃一月”的旧谚。
二老的封斋活动对我来说倒是并没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顿饭，老妈妈给我留着，我在天亮起床以后再吃。中午，单独给我烧一点奶茶。傍晚，和他们一起吃，这样，我的营养反而随着肉食的增加与伙食的改善而更加充分了。哦，慈母一样的维吾尔老妈妈哟！
1969年7月，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航天飞船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软着陆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老爹。
“吹牛，瞎说！”老爹断然驳斥。
“这是报纸上登的！”
“报纸吹牛！”
“这是美国人宣布的！”
“美国人也吹牛！”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拍去了贺电！”
“他们受骗了！”
老爹的顽固简直不可理喻。
过了一会儿，他解释说：“《可兰经》上讲过的，月亮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走40年也走不完。”
我没有读过《可兰经》，老爹也没有读过《可兰经》，他不懂经文（古阿拉伯文），也没上过经文学校，我不知道是否《可兰经》上真有这样的论述。至于说骑上马，不论是什么样的千里马，走40年也走不到月球上，我信。
我无法使老爹相信美国人的、也是人类的这一新成就。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主动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他说，在下午的瓜地劳动中，“前科长”告诉了他同样的消息。
“如此说来是真的了。”他迷惑地、我以为是可怜地自言自语，“到底是怎回事呢？《可兰经》上明明说过的嘛。”
我说了，老爹不信。一个被他拆过非法占地的墙脚，被他斥为心术不正的“前科长”一说，他就信了，我悲哀，但他终于信了，我高兴。
这天睡前，穆敏老爹的乃玛孜做得比任何一天都长，跪拜和颂赞“哎斯萨拉姆来依库姆拉赫迈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这一年的初秋，一天穆敏老爹带了一位长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高个儿的中年人回家，老爹是在买肉的时候与他搭话相识的。随着“文革”的轰轰烈烈开展，供应状况日益恶化，从国营肉铺和供销社，已经很难买到肉了，于是，一批黑市肉贩子便应运而生。这位小胡子是南疆人，由于家乡生活困难，来到富庶的伊犁地区，从私人手里买牛买羊，宰杀后卖肉，从中赚几个钱。老爹去买肉，和他闲谈起来，得知他是自己的同乡，便把他让到家里来。
阿依穆罕按照礼仪给南疆来的客人烧茶做饭。小胡子客人名叫卡斯穆，鹰钩鼻、粗眉毛、大眼睛、面色阴郁，说话口齿不清，进家以后盘腿端坐，不声不响不动。我看得出，阿依穆罕对他抱着一种隐隐的反感，对于阿依穆罕衷心欢迎的客人，她会热情得多、活跃得多地接待，遇到这种受欢迎的客人，老太婆说话的声音要比平常高出八度，细声细气，唱歌一样地致欢迎词向客人问安。而对卡斯穆的款待，她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我也下意识地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他的阴郁呆板的气质，他的喀什方言味儿很重、大舌头且又结巴的发音，他的一动不动，他的对于我的问候的僵硬的回答，以及他以一个“自流人员”、私商肉贩子（当时并不合法）的身份，初次到这儿来就又吃又喝，而且穆敏老爹显然是准备留他在这里过夜，都让我从心底有点嫌厌他。
但穆敏老爹对他不乏热情。他与他谈南疆的事情，谈英吉沙的匕首，谈喀什噶尔的无花果与阿图什的石榴，谈拜城的大米、阿克苏的核桃与库车的杏。卡斯穆对老爹提出的话题只能作出结结巴巴、含义不清的谈论，但即使这样的谈论也令老爹感到某种满足。原来卡斯穆这些地方都到过，有时候坐车，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毛驴。他有家有业有妻有子女，家在岳普湖的上阿瓦台，但他很少在家，一直是南来北往，东游西串，凭手艺（他会屠宰、鞣皮、赶毡、编席、修理靴鞋、理发，还学了一点维吾尔民族医的诊断处方知识，也算半个江湖郎中）赚钱。“其实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孤身一个，走南闯北，没有户口，买黑市粮，找不到借宿的地方不得住小店，开销太大。等回到上阿瓦台，我把剩余的钱的大部分缴到队上，队里按一块钱50个工分给我记上工分，这样，才给我的妻儿老小供应口粮，最后就剩不下几个钱了。”他郁郁地说。
“那您何必跑出来呢？您在家，安心参加队里的劳动不好吗？”我客气地用着第二人称尊称“您”，却是不客气地问道。
他垂下眼帘，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这是维吾尔人用沉默来表示不喜欢某个话题或不同意某种观点的相当标准的表情。许多年后我了解到，美国人和一些欧洲人也是使用自己的“保持沉默”的权利的。
卡斯穆有什么隐痛吗？还是什么“问题”？我不能想象在搞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完全游离在社会之外、组织之外、“革命”运动之外。
阿依穆罕对这些谈话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本来是看不出老爹是南疆人而大娘是本地人的。老爹早在三区革命以前就到伊犁地区来了，生活习惯、口音、各个方面，老爹都已经北疆化、伊犁化、“他兰契”化了（他兰契，是对清代伊犁地区来自南疆的维吾尔移民的一种特殊的称谓）。但在不速之客卡斯穆到来的时候，老爹与老太婆原籍不同所造成的某些歧异，便暴露出来了。
我想，故乡和童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老爹和卡斯穆谈起南疆的时候，泪光一亮一亮的，这就是故乡和童年永远不会磨灭的余晖啊！
老爹向卡斯穆打听一个人，我没有注意听。卡斯穆表情呆板，一声不吭，既不说他知道这个人也不说不知道。过了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卡斯穆忽然结结巴巴地说：“嗯，有这么个人，这个人还有呢！他不在喀什了，他现在在和静县的毡靴厂当技术工人！”
“呵！我的弟弟活着！”老爹喊了起来，喊得老太婆直翻眼。
老爹是在父母双亡以后离家到北疆来的。来到这儿以后，他孤身一人。阿依穆罕在这里亲戚非常多，来往也很频繁，而穆敏老爹似乎完全是孤家寡人。他说过，唯一的亲属是他有一个异母弟弟，比他小20多岁，他离家时仅仅两岁的异母弟弟被他的继母的一个亲戚所收养，30年来音信全无。
过去他给我讲这个弟弟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在意，窃以为那只是在阿依穆罕亲戚六人来来往往的时候老爹自觉寂寞中的自慰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也是有亲属的，虽然这个亲属只存在于老爹的口头上，实际上毫无现实性可言。
和卡斯穆谈话第二天，穆敏老爹毕恭毕敬地把他素来不喜更不敬的穆罕默德·阿麦德请到家里来代写家书，给他的莫须有的弟弟。我很抱歉，因为到1969年虽然我已能相当纯熟地说维吾尔话和读维吾尔文，但我自己写不了。我打心里完全不相信从一个偶然相遇的卖肉的卡斯穆那里信口一问，用这种瞎猫碰死耗子的办法能够找到失落多年、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弟弟。卡斯穆的身份使我怀疑他是个骗子。在帮助穆敏老爹“找到”弟弟以后，老爹对卡斯穆更热情了。未经阿依穆罕和我同意，他已邀请卡斯穆每晚到我们家住宿。我已经与房东二老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了第五个年头，对于是否留宿卡斯穆，我似乎也不无发言权。
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老爹同样，对卡斯穆的话深信不疑。而且老爹郑重地请他来帮助写信，使他自尊心得到满足。他写信很卖力气，态度又和蔼，看来，对老爹“不护民”的批评已经大大钝化，与老爹的感情隔膜消除了许多。
与我的不信任卡斯穆的预计相反，20余天后，收到了来自和静县毡靴厂的老爹的小弟弟复信。复信显然是请一位老秀才式的人物写的，因为信的开始大大转一回文：“……谨向我的居住于伟大祖国的钢铁边陲、富饶美丽的绿色的四时宜人的伊犁河谷、并在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光辉与慈祥的笼罩下、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同时在通向人间天堂的金桥毛拉圩孜人民公社度过着幸福的日子的失散多年的阿哥，我的可敬的勤劳的贤惠的与慈爱的嫂嫂，与来自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伟大的北京的汉族大哥老王同志致以萨拉姆，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快乐吧？并问候桑妮亚妹妹及……”
他开列了长串名单。凡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代笔的信上提到的与老爹有关的人物，人都问候到了。顺便说明一下，维吾尔人只重视年龄而不重视辈分，他们的“兄”“嫂”“妹”的称呼按汉语和汉族风俗要求，往往并不精确乃至颇有谬误。
复信提到，50年代“弟弟”听到一个谎信儿，说是穆敏哥已经死于民族军与国民党军战斗，“弟弟”哭了许多天，并且举行盛大的“乃孜尔”，超度哥哥的亡魂。如今喜从天降，接到了哥的信，由于喜，却又大哭起来……当我读信读到这里的时候，穆敏老爹泪流如注、哽咽失声。阿依穆罕在一旁一边翻眼，一边唉声叹气。
老爹尽其所能地酬谢了卡斯穆。事情发展到允许卡斯穆在“我们”的小院里宰牛和卖肉。我亲眼看见卡斯穆用一条绳索把一头黑牛绊倒，一只手扳住牛角，一只腿跪压住牛颈，从靴子里飕地拔出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屠刀，喊一声“安拉，比斯敏拉”，一刀割向牛颈，黑牛哞地低沉地一吼，淡红色的舌头倏地吐出卷向鼻孔，牛眼睛睁得浑圆老大，牛颈上赤红的热血唦地喷出去几尺远，也就在这时候牛眼牛舌全部凝固了，牛头已经被活活割了下来。20秒钟以后，开始有嗜血的乌鸦自天而降。
这天晚上房东二老、卡斯穆和我四个人坐在一起吃牛杂碎，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满身不舒服，那黑牛被屠宰时的血腥场面破坏了我的食欲。但我不敢这样表示，我怕受到笑话。勉为其难地吃了一大碗白水煮的、只放了少许盐而没有任何其他调味品的牛杂。老妈妈还要给我再加一碗飘着牛油的汤，被我拒绝了。老妈妈对我在肉食日益紧张、油水愈来愈少的年月居然放弃一碗油汪汪的杂碎汤，甚表诧异。
入夜我就上吐下泻起来。第二天一早胃如刀绞，面色灰白。我去了医院，并且在伊宁市休息了两天。
还好，两天以后再来到这个小院的时候，卡斯穆已经走掉了。否则，我难以想象与这个人和睦地共居一院一室。
穆敏老爹完全沉浸在对多年未见的弟弟的思念当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读信，并请穆罕默德·阿麦德再次写信，随信寄出了一条毛巾、两包石河子产的绿州牌方糖。他每天都要念叨弟弟，一提起弟弟就热泪满腮，维吾尔男人似乎不像汉人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穆敏老爹找到弟弟的消息与他思念弟弟的感情传遍了全队，人们纷纷来祝贺，来问候，来探讯和静县的最新消息。过去不知和静县为何物的人也来打听关于和静的气候、物产、居民以及从伊犁到和静的路程，好像位于铁门关南的这个小小县份一下子与众人相关，而穆敏老爹马上成了和静的发言人或者“和静学”的权威。
队领导也很受这一消息和这种感情的感动，他们主动来看望，并且提出可以提前支付给老爹一些钱，帮助老爹实现前往和静探亲的愿望。从这上，也可以看出穆敏老爹在队里的地位和威望不同一般。
阿依穆罕提出异议，弟弟应该首先看望哥哥，弟弟是工厂工人，筹措旅费也会比哥哥容易。穆敏老爹不和阿依穆罕讨论争辩，但也根本不理睬她的这项不无道理的异议。
这年11月初，秋收完毕以后，老爹穿着一件新买的长毛绒领、黑条绒面短棉大衣，准备上路。他准备给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带的礼物有：条绒三米，花布两米，香皂两块，水果糖一公斤，铁制彩漆茶盘一个和葡萄干、杏干若干。阿依穆罕用牛奶和积攒起来的酥油和面，专门打了一炉形状与品种各异的馕，供老爹带在路上吃用。由于油性大，打出来的馕红润光亮，喜气洋洋。大娘告诉我，用牛奶和面打出的馕，不论放多久，变多么干，只要在水里一涮，就会变得又酥又软，鲜香可口。
临行前举行了盛大的上路“乃孜尔”。来的都是老人，一个个银须长髯，端庄跪坐，衣冠整齐，不苟言笑。当他们共同用一种特有的悠扬、沉郁、诚笃而又包含着一种被压抑的野性热情的苍老声调诵经，共祝穆敏老爹一路平安的时候，这种气氛、这种场面、这种声调和这种仪式使我也感动了。抛开宗教方面不谈，这种送别的祝愿，不是充满了古老的、令人泪下的人情味儿吗？
诵经之后是由主人招待吃饭。所有的客人都留下了礼物，有的留下一块钱或者五角钱，有的送一只搪瓷口杯、一块手绢，或干脆只有一个小小的圆馕。从这些风俗习惯上可以看出惜别的情意，也可以想象过去在新疆出门上路有多么不同寻常和艰难。
第二天午夜刚过，我与阿依穆罕送老爹走出小院，他要步行近两个小时去伊宁市乘坐去乌鲁木齐的长途客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转乘去南疆的车到和静，路程加上转车，他大概要晓行夜宿，经过五六天之后才到达目的地。我是知道在漫漫的戈壁瀚海与层峦叠嶂的天山深处行路的滋味的，分手的时候，我流泪了。
老爹的计划是走一个半月，路上半月，在弟弟家里呆一个月。自从老爹走后，阿依穆罕丧魂落魄，披头散发，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吃拉面做菜卤时她忘了放盐；剁辣椒的时候她伤了手指；给牛挤奶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惹恼了奶牛，被奶牛一蹄子踢翻了牛奶桶，把牛奶洒了一地。害得老大妈用铁锨把牛奶埋了半天。维吾尔人对于食物是有一种庄严的敬意的，日常最忌浪费食物，如确实某种食物霉坏或污染不能再吃，绝不能顺手一倒完事，而要郑重地掩埋干净。
老爹走后的第四天，冷空气入侵伊犁河谷，西北风怒号，夹带着来自高山的被吹散开的积雪。吃过晚饭以后，我协助阿依穆罕大娘侍候好了驴和驹、牛和犊，回到突然变得寒气袭人的小屋喝茶。大娘一面烧茶，一面顺手丢了几个玉米骨，在刚刚安装上的、似乎还有点东倒西歪的铁皮炉子里点上一把火。小小的土屋霎时间变得灼热炙人，火光照得大娘的脸通红，然后随着火光的熄灭室温又在明显地下降。就在这种室外寒风呼啸，室内忽冷忽热的情形下，老大妈向我吐露心曲说：“唉，老王，我真不愿意老头子去南疆啊！哪里来的弟弟？弟弟又算什么呢？我1950年第二次结婚，嫁了穆敏，不就因为他人口简单，忠诚可靠吗？”
“也快，最多一个半月，他就回来了。老爹走前这一个月，干了多少家务啊，他就是希望您平安顺当地度过这一个半月……”我安慰老妈妈说。
“不一定，老王，不一定啊，”阿依穆罕打断了我的话，“老王，您给我出出主意，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好好地过日子，把身体保养好，把家照料好……”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老王，您不知道啊，南疆人的心，南疆的风俗，与我们伊犁人不一样的。您知道，我比老头子大两三岁，又没有孩子，老头子虽说是老头子了，毕竟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噢！我敢说，他弟弟一见老头子，一定挑唆他把我抛弃了，再就地给他说一个40多岁、还能生育的女人……实话对您说吧，我知道的，老头子这一去，是不会回来的了！”说到这儿，阿依穆罕伤心已极，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依穆罕大娘的话与泪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看他们平日相敬如宾、相依为命，老太婆对老爹是虽有腹诽但行动上唯命是从，为了让老爹及时吃饭不惜烧掉一把又一把的柴，烧干一锅又一锅的水，而老爹对老太婆又是那样体贴照顾，虽有埋怨但有求必应……怎么可能走一趟和静就造成这么大的危机感呢？难道人和人的相互信赖就这么不牢固，而莫名其妙的隔膜（例如南疆人对北疆人，或北疆人对南疆人的看不惯的一些说法），就可以那样有力地左右一个人的判断么？唉！
我竭尽全力安慰大娘。也好，经过这次一说一哭，什么东西都倾倒出来了，后几天，大娘的情绪正常多了，她还给我做了一回相当费事的薄皮奶油南瓜丁包子吃。
两个星期以后，一天下午，我从庄子参加积肥劳动回来，一进院门，看到正在用榔头砸煤块的阿依穆罕大娘。大娘一见我，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说：“老头子回来了。”
简直难以置信。如此隆重庄严，如此兴师动众地筹备、送行、成行，而且从精神上是那样沉重地惊扰和震动了老妈妈以后，才14天，老爹就回来了。这甚至使我觉得荒唐滑稽，替他们不好意思。
老爹态度平和，精神正常，含笑不露，彬彬有礼。对于我的关于他的路途生活、关于他的弟弟、弟妹、子侄以及和静县情况的问候他只答以“好”，“对”，“就那样”，“嗯嗯”，此外不置一词，好像根本没有谈这个话题的兴趣，好像盛大的行前“乃孜尔”不是半个月前为他举行的，而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哪个不相干的赛麦德举行的。总之，曾经使他梦魂萦绕、煎心焦首的思弟之情，已经云消雾散无踪无迹了。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您怎么不多住些日子？”不止一个人这样问他。“嗯，我想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经去过了，就回来了。”这是他的唯一回答。
事后阿依穆罕大娘悄悄对我说：“我揣摩着一定是老头子的弟妹不好，他的兄弟媳妇不欢迎他。这样的坏女人到处都有。老头子不说这些，连对我他什么都不说。”
穆敏老爹的深陷的大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种略带忧郁的光，当我仔细打量时，却又不见忧闷，老爹的眼光似乎更豁达、更宽容、也更开阔了。
幻想有时候比现实似乎好。有时候，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候似乎便失却了幻想。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守口如瓶，不要为生活、为人和人的关系、为一切细小的难免的挫折、为一件迟早总要过去的事情的过去叫苦，生活里已经有足够的苦被人们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小的叹息、伤感、牢骚来进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对及时归家，绝无他话的穆敏老爹致以庄重的敬礼。
1970年我们公社搞斗、批、改，搞“清理队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穆敏老爹被吸收为宣传队员，进驻公社机关，抓公社机关的运动。老爹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两个风纪扣全部系紧，手提一个儿童用的鲜红的塑料书包，内装他不会读的“语录”及“老三篇”，按时去上班。
说起红书包也够好笑的，当时推广部队搞“红挎包”的经验，人家所说的“红”，是指政治思想，指包里装满语录、宝书、宝像。当这个经验翻译成维语并在我们公社贯彻的时候，变成了红颜色的包包，结果，大队统一从伊宁市买了上千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大、中班孩子用的小巧玲珑、鲜艳夺目的红塑料包，发给这些留着络腮大胡子的维吾尔农民携带，返老还童，如嬉如戏而又毕恭毕敬，实在别有一番风貌。后来别的队也买，搞得幼儿与小学生用的书包脱销。
我问老爹：“您去揪阶级敌人了么？”答：“有就揪，坚决斗争。”问：“您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了？”答：“我让他们念报，念完了我就说，要拥护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大家的事大家做，谁也不要松懈。”问：“这样念念报就算搞了斗、批、改了么？”答：“别的事有队长、组长、党员们做主，我听着，看着。”问：“您看这个‘清队’搞得怎么样啊？”答：“老王，唉，这您也要来问我么？您这就不对了，我正要问您呢！”
我们俩相对苦笑。
这一年我的情绪很不好，放眼祖国，满目疮痍，思前想后，阴云迷雾。然而老爹是镇静的，他用他的语言劝慰我说：“不要发愁，呵，无论如何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国王’‘大臣’和‘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的岗位上的，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维吾尔语里，“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维语里“作家”与“书写者”是一个词，你说一个人是作家，他还可能以为你是记工分的记工员呢。然而只要一提诗人，就都明白了。
老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这一年，队上要求老爹去庄子盖房。因为根据农田水利和新居民点建设规划，我们队的全部社员应该迁移到伊犁河沿的庄子方面去，而且我们的这个小院，位于设计中的一条笔直的辅助道路的必经之处，小院应该拆掉，非拆不可。
穆敏老爹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阿依穆罕大娘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她带着哭音说：“我在毛拉圩孜这个地方整整生活了50年，这里买东西、看病、乘班车都方便，我为什么要到荒凉的伊犁河沿去呢？”
“唉，老婆子，咱们大队四个队的新居民点修在伊犁河沿，只有三个队居民点在毛拉圩孜的公路旁。现在，庄子也已经有了供销社、医疗站、银行和学校。队里将要给我们九分住宅地，还为我们打好房基，工、料，都支援我们。那边我们会有几间大房子，大园子。奶牛和毛驴在那里也会吃到更多更鲜的青草。上工、打粮、开会都近了……您却不愿意去，您不是傻了吗？”
队干部又来反复动员，阿依穆罕大娘只好同意迁移。她私下对我说：“我也知道老头子的心，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和土房子，毕竟是我的前一个丈夫留下的遗产，他住着，有心病。他早就想到庄子去了，那里的一切，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给的呀！”
没等到他们搬家我就离开了他们，到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地区的文教“五·七”干校进修深造去了。
1973年我回伊犁搬家。得知阿依穆罕大娘因为目疾在伊宁市住了医院。在医院里，穆敏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他们是在1971年夏拆掉了我们住过的土房和小院搬到新居民点去的。阿依穆罕从迁到伊犁河沿去以后，处处觉得别扭，不顺心，无法适应新环境，一夜一夜地不睡觉，总是想着毛拉圩孜、公路、我们的小院和土屋。终于，想出了病，把眼睛都想瞎了。
我几次找医生，医生对老妈妈的眼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是不屑于对我说。我又不是大娘的直系亲属。
我给大娘买了些水果，买了些点心和牛奶糖，喂大娘吃。大娘说，入院时她还能看见一点光亮，住了一个月院以后，干脆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这里头像火烧一样，烧得我都熟了啊！”
住院已经无益。老爹赶着毛驴车，拉着双目失明的阿依穆罕回家。由于阿依穆罕对于毛拉圩孜旧居的思念，老爹用庄子上的新房，换了一间旧居旁幸存的更加破烂矮小的房屋，他们住到那里去了。1979年夏天，阿依穆罕老妈妈长眠在那里。
维吾尔人的男女有别、男女分工是搞得很清楚的。男人都不会料理家务。阿依穆罕去世以后，穆敏老爹的生活非常混乱狼狈。队里的几个领导都很关心，帮助说合，从1980年，穆敏老爹便把另一个生产队的一位老实巴脚的孤老婆子接到家里，两个人合作过日子。
老爹已经老迈，不再下田劳动，他和另外一个老汉看管新修缮的清真寺。有时，他在前兵团农四师工程处路口卖一点沙枣和莫合烟。逢年过节，队里给他们送点油、肉。新的老两口，仍是和睦度日，相濡以沫。1981年我去看老爹的时候，见到了这位矮个子、扁圆脸，说话口齿不清的老大妈。老大妈几乎用同样的程序和姿势烧茶、铺桌、款待我，但那茶（请这位大妈原谅我）我喝着味道索然，整个家，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写起伊犁的人和事来，没有什么人比房东二老我更熟悉，与我关系更亲密，更能牵动我的心了。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六年共同生活的机会。然而，几次提笔都写不成。他们似乎算不上什么典型，既不怎么先进，也不奇特、突出。甚至写个畸形人物也比他们好写，说不定更吸引人。
然而不知为什么，虽然我早已远离伊犁，虽然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我由衷地欢呼和拥抱这新时期，包括我个人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20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塌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却具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能的厚道与含蓄。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物可谓多矣，但绝少像老爹这样的。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我听到各种振聋发聩的救世高论，听到各种伟大的学问和口号，听到各种有关劳动人民的宏议或者看到这些年也相当流行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嘲笑侮弄或者干脆不屑一顾的时候。
遵照巴尔扎克的不朽传统，我本来应该在本篇的起始好好描写一下小院的风光的，但是……那就把这小院风光的回忆，放到这篇小说的最后部分吧。
推开三扇长短不一也不平整的木板钉起的门，先看到一个大大的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作馕坑的。遇到打馕的时候，这里会冒出熊熊的火焰和团团的黑烟白烟。土炉旁便是低矮的土屋的唯一的采光用的玻璃窗，这个窗子是打不开的，换气全靠门缝。小窗子的玻璃还是两半截接在一起的，尘土和油烟使玻璃变成了褐黄色。
靠近院墙栽着三株白杨，白杨脚下是一弯渠水。渠水的另一面是搭起的架，头几年种南瓜，是南瓜架。后几年栽了葡萄，便有了葡萄架。秋天葡萄成熟的时候，常常有鸟雀来抢吃葡萄。还有一种野蜂，隔着葡萄皮吸吮匍萄的甜汁，被野蜂吸吮过的葡萄变得又小又蔫，但这种又小又蔫的葡萄仍然可以吃，而且我以为并不难吃，被野蜂吸吮剩余的那一点汁液显得更加黏稠甘美。为了惊吓和驱赶肆无忌惮地吃葡萄的鸟雀和野蜂，穆敏老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马头的骷髅，马骷髅挂在葡萄架上，它或许能起（？）稻草人的作用。
再往后面走，便是一个小小的园子，有五棵苹果树。一株叫作冰糖果，甘甜早熟，但品质松软。一株叫作二秋子，高产，色红艳，酸甜，属于大路货。这株二秋子非常高大，枝叶茂密，老妈妈生前一下午一下午喝茶便是在这株二秋子下面。我推测，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辰是在这株果树下面度过的。有一次我的爱人到毛拉圩孜来作客，阿依穆罕与她握手问好以后就不见了，我们正在奇怪，忽然头上二秋子的枝叶簌簌地摇了起来，红绿怡人的二秋子苹果落了一地，有的苹果砸到了我们的脑袋上，叫人喜盈盈的。抬头一看，大妈原来轻巧地上到了树上，她正站在树杈上为我们摇苹果呢。
其它三株是夏柠檬、秋柠檬，和一株最后因为病害终于砍掉的阿尔巴特冬果，那苹果结得比拳头还大。
春、夏、秋三季，树上都有许多鸟。每天早晨天不亮，多声部的鸟鸣就会把人吵醒。特别是春天，那鸟儿的叽叽啾啾，吱吱喳喳，滴滴沥沥，咕咕噜噜，令人心醉，令人忘却了一切烦恼，惊异于这个世界的鲜嫩、明亮、快乐和美丽。
我初到伊犁的时候曾经写过几句旧诗，算是我们的小院的即景，题名就叫作《即景》：濯脚渠边听水声，饭茶瓜下爱凉棚，犊牛无赖哞哞里，乳燕多情款款中现在，小院小园果树没有了，土房土炉葡萄架与白杨也没有了，这里是一条笔直的黄黄的土路，通向二生产队的大片苜蓿地。1965年我初到庄子劳动时，曾在一次大雨中在这块苜蓿地里迷了路。这条道路并没有多少车马行人，1981年在这条路上我见到，每一条车辙，每一行蹄印，以及人的脚印，连同狗爪、猫爪和鸡爪子留下的印迹都清晰可辨呢。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