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衫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过了20多分钟了，佳原还没有来。他总是迟到。傻子，该不是又让人讹上了吧？冬天清晨，他骑着车去图书馆，路过三王坟，看到一个被撞倒在路旁、哼哼唧唧的老太婆。撞人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他便把秃顶的老太太扶起，问清住址，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路边锁上，搀着老太太回家。结果，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作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是老年人的错乱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当他说明这一切，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么？”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1975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
他总是不按时赴约，总是那么忙。连眼镜框上的积垢和眼镜片上的灰尘都没有时间擦拭。在认识他以前，素素可从来不忙。她的外衣一枚扣子松了，滴拉耷拉，她不缝。主要是除了她的奶奶，这个城市对于她是冷淡的，不欢迎的。城市轰她走，她才16岁。然而说轰是不公正的。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80岁到8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世界胜过从前渴望有一个双铃大风筝。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牧草，庄稼。她欢呼这个绿的世界。然后是黄的世界：枯叶、泥土、光秃秃的冬季。她想家。还有黑的世界，那是在和她一道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通过“门子”走掉之后。她得了维生素甲缺乏症，视力一度受损。
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坛的回音壁呼喊。
爸爸和妈妈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出了一切解数，调动了一切力量，她回到了这个曾经慷慨地赐予了她那么多梦的城市。终于，爸爸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回城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也是一个陌生的、荒唐的梦。她不留恋这些梦了，她也不再留恋牧马铁姑娘的称号和生活，她很少说起这种称号和生活的各个侧面的迥然不同的颜色。一个多面多棱旋转柱。
她回来了，失去了许多色彩，增加了一些力气，新添了许多气味0油烟、蒜泥、炸成金黄的葱花。酒呃、蒸气、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她去一个清真食堂做服务员，虽然她并非回民。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涌向三两一盘的炒疙瘩么？有一次她翻到一张她小学一年级的照片。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她七岁，两个小辫，两只大蝴蝶带着她起飞。辅导员引着她，她飞上了天安门城楼，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了手。她那么小，还没和任何人握过手呢。毛主席的手又大、又厚、又暖、又有劲。毛主席好像还对她说了一句话，她没听清。事后回想，好像有“娃娃”。两个字。她怎么这么幸运呢？她是毛主席的“娃娃”，她永远是幸运的人。
但是后来，她认不出这张照片了。这是真的吗？她认不出自己，甚至七五年她回城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毛主席。从前，毛主席的腰板挺得多么直，动作多么有力量啊！可现在在新闻简报上，好像挪动一下双脚都很艰难，嘴巴张开，半天才合上。可报纸和电台又整天闹闹哄哄地宣传毛主席的叫人似懂非懂的最新指示。她真心酸，她真想去看看毛主席，给毛主席熬一碗山药汤。奶奶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熬汤，白、滑、细的山药块，甜、麻、香的山药汤。补老年人的气虚。不，她不想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告诉毛主席，不应该打扰他老人家。如果她在毛主席跟前掉了泪，她一定转过脸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再是幸运的了吗？莫非她的运气七岁时候一下子就用完了？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为了奶奶？也不行。报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于是素素再也不做梦了，不做梦，却又不停地说梦话、咬牙、翻身、长出气。“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她醒了，茫然，不记得什么梦，只是一头冷汗，一身酸懒，好像刚从传染病房抬出来。
那天她正在路边，她瞧见了佳原这个傻子被他救护的老妇人反咬，瞧见了他被围攻的场面。佳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脸上带着各种素素似乎早已熟悉的憨笑。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素素心里说，实际上她一声没吭。她只是在上班前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这种热闹免票，而且比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表演更新鲜一些。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你们要干什么？难道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不成？”熟悉的憨笑变成睁大的、痛苦的眼睛。素素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她想呕吐。她跌跌撞撞地离去，但愿所罗门王不要追上来。
真巧，晚上小傻子到她铺子吃炒疙瘩来了。又是笑容了。他只要二两。“二两您吃得饱吗？”素素不加思索地改变了从来不与顾客搭话的习惯。“噢，我就先吃二两吧。”小子抱歉地说。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往上推推自己的眼镜，其实眼镜并没有出溜到鼻子尖下的意思。“如果您的钱或者粮票不够，”不知为什么，素素会这样想，而且会这样说，“那没关系。您先要上，明天再把欠缺的送来好了。”
“那制度呢？”
“我先垫上，这不碍制度的事。”
“谢谢您。那我就得多吃了。因为中午没有吃饱。”
“你吃一斤半吗？”
“不，六两。”
“行。”她又端来四两。厨师发现这位顾客是素素的相识，便在盛完以后又加了一勺羊肉丁。每一颗疙瘩都过过油。金光闪亮，像一盘金豆子。金豆子的光辉传播到脸上来了，小伙子的笑容也更加好看。素素第一次明白炒疙瘩是个绝妙的、威力无比的宝贝。“说我骑车撞了人，把我的钱和粮票全要了去了。”
“可是您没撞？是吗？”
“当然。”
“那您为什么给他们钱？一分也不该给，气死人！”
“可那老太太需要粮票和钱。再说，我没有时间生气。”那边的顾客在叫。“来了！”素素高声回答，拿起抹布走过去。
晚上回家以后，她想给奶奶讲一讲这个傻子。奶奶犯了心绞痛。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送医院。“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个过道里躺五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素素说。爸爸瞪了她一眼，那目光责备她这样说是对奶奶全无心肝。她一扭身，走了，回到她住的临时搭就的一个小棚子里。
这天夜里，素素做了梦。这是她许多年前最常做的梦之一——放风筝。但是每次放的情景不同。从1966年，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而从1970年，她已经有六年没有做过任何的梦了。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不是在绿草地上，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马背上放风筝。天和地非常之大。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孩子们齐声朗诵，原来放风筝的并不是她，而是一位一顿吃了六两炒疙瘩的小伙子，风筝很简陋，寒伧得叫人掉泪！长方形的一片，俗名叫做“屁股帘儿”。但是风筝毕竟飞起来了，比东风饭店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飞呀，飞呀，一道道的山，一道道的河，一行行的青松，一队队的红卫兵，一群群的马，一盘盘的炒疙瘩。这真有趣！她也跟着屁股帘儿飞起来了，原来她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
梦醒了，天还没亮。她打开手电，找寻自己那张最幸福的照片。建国十周年，她给毛主席献过花。她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她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缝紧了外衣上的那枚已经松脱了好久的滴拉耷拉的扣子。她自动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她给奶奶熬了山药汤。
这种汤真是效验如神，奶奶喝过就好多了。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坊都已起床。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了她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她吃了剩馒头和一片榨菜，喝了一碗白开水。只是在她怀疑《白开水最好喝》这篇文章是否攻击三面红旗的时候，她才从屁股帘儿上略略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她仍然系紧了鞋带，走起路来咯、咯、咯地响，好像后跟上缀着一块铁掌，好像正在用小锤锤打楔子，目的是打一个捷克式五斗柜。
“素素，你为什么这样高兴？”爸爸问。
“我要——当科长了。”素素答。爸爸高兴坏了。六岁的时候，素素在幼儿园当小组长，爸爸高兴得见人就说。九岁的时候，素素当少先队的中队长，爸爸也美得一颠一颠的。……在那个汽笛长鸣的时候，爸爸忽然哭了，他的脸孔扭曲得那么难看。火车上的孩子们也哭成一团。但是素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看来她一心大有作为，比她爸爸坚决得多。
“您来了？”
“您好！”
“今天用点什么？”
“我先跟您清帐。这是四两粮票，两毛八分钱。”
“您真是小葱拌豆腐。”
“不，我不吃拌豆腐。还是来四两炒疙瘩吧。”
“您不换个样儿吗？有水饺，每两七个，一毛五分钱。包子，每两两个，一毛八分。芝麻酱烧饼就老豆腐，吃四两只要三毛。”
“什么快就吃什么。”
“您等等，那边又来人了。……那我去给您端包子，今天还要六两吗？……包子来了，您怎么这么忙？您是大学生吗？”
“我配吗？”
“您是技术员、拉手风琴的、还是新结合到班子里的头头？”
“我像吗？”
“那……”
“我还没有工作。”
“您等一等，那边又来了一位顾客。……没有工作您怎么这么忙？”
“没有工作的人也是人，有生活，有青春，有多得完不了的事。”
“您忙什么呢？”
“看书。”
“书？什么书？”
“优选法。古生物学。外语。”
“您考大学？”
“现在的大学是考的吗？我又不会交白卷。”
“可惜，张铁生的经验不好推广。”
“总要学点什么，总要学点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还年轻。是吗？”他吃完包子，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谜。
他准时，又在同一个时间来了，这次是老豆腐。灰白色的老豆腐上撒满了绿色的韭菜花、土黄色的麻酱和鲜红的辣椒。为什么中外人士都知道秦始皇，却不知道发明老豆腐的天才科学家的名字呢？“您骗我。”
“没有啊！”
“您说您没有工作。”
“是的，三个月以前，我才从北大荒‘困退’回来。但是，下个月我就上班了。”
“在哪个科研机关？”
“街道服务站。我的任务是学徒，学修理雨伞。”
“这回您可惨了。”
“不。您有坏了的雨伞吗？赶明儿拿给我。”
“可您的优选法，还有古生物学，外语什么的……”
“继续学。”
“用优选法修伞吗？还是用恐龙的骨架做一把伞？”
“哦，优选法对于伞也是有用处的。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您听我说……再来一碗老豆腐吧，辣椒不要那么多了，您瞧，我已经是一脑门子汗。谢谢……是这样，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
“我不懂。”
“不，您懂，您已经懂了。要不，您干嘛和我说话？那位山东顾客正在发脾气，他的煮花生米里有一块小石头，把他的牙床硌疼了。再见。”
“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G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
明天他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为了寻找一匹马驹，素素迷了路。在山林里，她咴儿咴儿地叫着，她像一匹悲伤的牝马。她像被一下子吊销了户口、粮证和购货本子。
“是您！您……还来！”
“我奶奶死了！”素素像掉到冰窟窿里，她靠在墙上，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然而她仍然十分悲伤，身上发冷。
“生命是短促的。所以，最宝贵的是时间。”
“而我的最宝贵的时间是用来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好像听到了遥远的小马驹的蹄声。“谢谢您给那么多人端过盘子。但不止是端盘子。”
“还有什么呢？就是端盘子也不见得那么需要我。为了在这里端盘子，我爸爸妈妈没少费劲。”
“一样的，”一个会心的笑，“我建议您学点阿拉伯语，你们是清真馆。”
“清真馆又怎么的？反正埃及大使不会到这里来吃炒疙瘩。”
“但是您可能担任驻埃及大使，您想过吗？”
“您可真会开心，”小马驹跑进清真馆，踏痛了她的脚，“简直是在做梦！”
“做做梦，开开心，又有什么不好？否则，生活不是太沉闷了吗？而且您应该坚信，您完全可以做到和驻埃及大使具有同样的智慧、品格、能力，甚至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您可以做不成大使，但是您应该比大使还强。关键在于学习。”
“这话有点野心家的味儿。”
“不，这只是起码的阿达姆的味儿。”
“什么？”
“阿达姆。”
“什么阿达姆？”
“这是我要教给您的第一个阿拉伯语词：阿达姆——人！这是一个最美的词。伊甸园里的亚当，就是阿达姆的另一种音译。而夏娃呢，发音是哈娃，就是天空。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
“所以我们从小就放风筝。”
“瞧，您是高材生。”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航船。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
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你有没有海外关系，如果再搞清队、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就要为你设立专案。我没有砸一个盘子。我不想当科长。我知道穆罕默德、萨达特和阿拉法特。我一定欢迎你担任我的专案组长。
同时，她和佳原“好了”。情报立即传到爸爸耳朵里。对于少女，到处都有摄像和监听的自动化装置。“他的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时间？本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帐目和储蓄……”所有这些问题，素素都答不上来。妈妈吓得直掉泪。你才24岁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才好搞对象。有坏人，到处都有坏人。爸爸决心去找该人所属街道、单位、派出所、人事科、档案处。为此，他准备请一桌涮羊肉，把他熟悉的有关人员发动起来。砰——噗，爸爸最心爱的宜兴陶壶被掼到了地上，粉碎了。“您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找到反革命，但永远不能找到朋友！”素素大喊，完全是一个铁姑娘，然后她哭了。
饭馆的主任、委员、干事、组长、指导员也都向她提出了爸爸式的问题和妈妈式的忠告。无产阶级的爱情产生于共同的信仰、观点、政治思想上的一致。长期地、细致地互相了解。要严肃，慎重，认真。要绷紧弦，带着敌情观念。选择爱人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饭馆的茶壶不能摔。在少先队里，素素从小受到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
毛主席去世了。素素战栗着，哭得闭过气去。她早就想哭了，哭毛主席，也哭自己和别人。“中国完了！”爸爸说，但完了的是“四人帮”，只是在瞻仰遗容的时候，素素才第二次走近了毛主席，“我给您献花来了”。她轻轻地、平静地说。
她知道一切都在变。她可以大胆地学阿拉伯语了，虽然打一夜扑克的人仍然比学一夜外语的人更容易入党和提干。她可以大胆地与佳原拉着手走路了。虽然有人一见到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气得要发癫痫病。但是，他们仍然找不到谈话的地方。公园的椅子早就坐满了。好容易发现一个，原来脚底下一大摊呕吐物。换另一个开阔散漫的公园吧，那里每个长椅旁的电线杆上都挂着一个广播喇叭。“现在播送游客须知”。须知里净是些“罚款5角至15元”，“送交专政机关处理”，“自觉遵守，服从管理”之类的词儿。须知挺复杂，看来不经过一周学习班的培训，是无法学会逛公园的。能在这里坐下来谈情说爱吗？走。
到哪里去？护城河边倒是没有须知的喇叭，但是那里偏僻。听说有一次，一对情侣在那里喁喁地谈着情话，“不许动！”一个蒙面人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攮子，旁边还站着一个帮手。结果，手表抹（读妈）下来了，现金也被搜了腰包。爱情在暴力面前总是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公安部门破了案，抓到了坏人。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公安局呢？没有公安局不行。
去饭馆。你先得站在别人的椅子后面，看着他如何一筷子一勺，一口汤一口饭地吃完，点上烟，伸懒腰。然后，你好不容易坐下了，你刚动筷子，新来的接班人为了不致被人抢班，早把一只脚踩到你坐的椅子衬儿上。他的腿一颤一颤，肉丁和肚片在你的喉咙里跳舞。
去咖啡馆或者酒吧间，那是腐蚀人的地方。所以没有。溜大街或者串胡同。美国也正在提倡散步，免得发胖。冬天太冷。当然，他们也曾经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穿着棉大衣和棉猴，戴着皮帽子和毛线围巾，戴着口罩谈恋爱。倒是卫生，不传染。再有，胡同里还有一些顽童，他们见到一对情侣就要哄、骂、扔石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人世的。
佳原总是随遇而安。一段栏杆，一棵梧桐下，一道河边，佳原就满足了。他希望早一点坐下来，和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谈，素素总是挑剔、不满意、不称心。
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就像山东顾客不容忍煮花生米里的石子。三年了，他们的周末几乎是在寻找中度过的。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1米6、体重48公斤和身高1米7弱、体重54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
素素揉了一下眼睛，眼睛火辣辣的。是她的手指接触过辣椒吗？是眼睛辣了才伸出手指，还是伸出手指，眼睛变辣了呢？今天晚上我们有地方呆吗？天在冷着，但还不用口罩。
佳原说他要去房管局呢，有了房就结婚，他们再不用串胡同了。“我说同志姐，你能不能告夯（诉）我，这个大市街要往哪哈（下）里走呢？”一个有口音的、背着一个大包袱、被包袱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新衣服上沾满了灰土的人说。那人其实比素素大许多。
“大市街？这就是大市街呀！”素素向那正变化着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指。那儿，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就像海潮一样地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地涌上去，又停了下来，停下来，又涌上去。
“这儿就是大市街？”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翻起了两枚乌黑的眸子。素素的脖子也跟着发酸。乌黑的眸子表示着诚实的不信任。素素重复强调：“这就是大市街。”她恨不得把百货大楼和中心烤鸭店放在手心上托给这位老实而又多疑的问路者。问路人犹犹疑疑地挪动了脚步，他横穿马路却没有走人行横道虚线。穿白衣服的交通民警拿起半导体扩音喇叭向他高声喊叫。被呵斥搞慌乱了的中年人干脆停在马路中心，停在汽车的漩涡里。他歪着脖子问交通警：“同志哥，大市街在哪哈里？”
“素素！”佳原来了，满头大汗，头发蓬乱，喘着气。“你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怎么等也等不着，忽然又冒出来了。”
“我会隐身术。我本来就一直跟着你呢。”
“如果我们都会隐身术就好了。”
“为什么？”
“在公园跳舞也没人看得见。”
“你喊什么？让人家直看你。”
“有人一听跳舞就觉得下流，因为他们自己是猪八戒。”
“你的话愈来愈尖刻了。从前你不是这样的。”
“是秋风把我的话削尖了的。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
佳原的眼光暗淡了，她低下头。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无数灯光、窗户、房屋。“没有吗？”
“没有。房管局不给。他们说，有些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已经有了孩子，然而没有房子。”
“那他们在哪里结的婚呢？在公园吗？在炒疙瘩的厨房？要不在交通民警的避风亭里，那倒不错，四下全是玻璃。还是到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去？那么，门票可以涨钱。”
“你别激动。你……”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推一推自己的眼镜，尽管眼镜并不会出溜下来，“你说的当然是了，但是，房子毕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多人需要房子，确实有人比我们还困难啊！”
素素不言语了，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一块其实并不存在的石子。
“可是怎么样？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晚饭呢。”佳原换了话题。“什么？我只记得我给很多人开了饭，却不记得自己吃过什么没有。”
“那就是没吃。我们到那个馄饨馆去吧。你排队，我占座，要不我占座，你排队。”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样儿，你说话快赶上开大会时候的某些报告了。”
馄饨馆很拥挤。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不要钱。好像吃这里的馄饨会每碗倒找两毛钱。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馄饨了，买几个烧饼算了。买烧饼也得排队。要不，我们甭排队了。到对过那个铺子买两个面包吧。刚巧，到那边伸出手来的时候，售货员正把最后两个果料面包卖给一位已经穿起前清时候的貉皮袍子的小老头儿。要不，要不我们甭吃面包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呢？
“要不我们甭生下来了，那有多好！”素素冷冷地说。“如果不是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我们也许根本不会降临到人间。”
“何必那么怨气冲冲？而且我们出生在新人口论出生以前。”
“果料面包没有了。”
“来，两包饼干。我们有饼干，我们又端盘子又修伞。我们学习，我们做好事，帮助别人。好人并不嫌太多，而仍然是不够。”
“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七块钱和二斤粮票拱手交给讹你的人吗？”
“讹去七百块也还要拉起受了伤的老太太……难道你不这样吗？素素！”打起雷来了。打起闪来了。电线和灯光抖动起来了。
佳原突然喊起来了。“你尝尝我这一包吧。”
“一样的。”
“不，我这一包特别香。”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呢？连两滴水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尝我的。”
“那我尝你的。”
“那我尝完了你的，你再尝我的。”他们交换了饼干，又一块一块地分着吃，吃完了，素素也笑了。饿的人比饱的人脾气要坏些。
天大变了。电线呜呜的。广告牌隆隆的。路灯蒙蒙的。耳边沙沙的。寒风驱赶着行人。
大街一下子就变得空旷多了。交通民警也缩回到被素素看中可以作新房的亭子里去。
“我们要躲一躲！”冰冷的雪一样的雨和雨一样的雪给人以严峻的爱抚。雨雪斜扫着。
他们拉紧了手。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话。对于自然，也像对于人生一样。他们是不设防的。然而大手和小手都很暖和。他们的财产和力量是自己的不熄的火。
“我们找个地方去！”他们嚼着沙子和雨雪，含混不清地互相说。于是他们奔跑起来了。不知道是佳原拉着素素，还是素素拉着佳原。还是风在推着他们俩。反正有一股力量连拉带搡。他们来到了一幢新落成的十四层高的居民楼前面。他们早就思恋这一排新出世的高层建筑物了。像一批陌生人。对陌生人的疑惑和反感，这是被撞倒的老太太和穿貉皮袍子的老头儿的特点。那个老头儿买面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了他们俩一眼啊。好像他们随时会掏出攮子来似的。早就流传着对于这一排高层建筑的抨击。住在十四层的人家无法把大立柜运上去，便用绳子从窗口吊——蔚为奇观！结果绳子断了，大立柜跌得粉碎。新的天方夜谭。但是素素他们不这样想。他俩来到这座楼前，总有些羞怯，因为他们的眷恋是单相思。
风雪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冲进去了，他们一层一层地爬着楼梯。楼道还很脏。楼道没有灯。安了灯口，没有灯泡。但路灯的光辉是一夜不断的，是够用的。他们拐了那么多弯还不到顶，那就再拐上去。他们终于走上了第14层的一个公共通道。这一层大概还没住人。有浓厚的洋灰粉末和新鲜油漆的气味。这里很暖。这里没有风、雨、雪。这里没有广播须知的喇叭、蒙面人、行人、急不可耐地抖着大腿让你让位的人。这里没有瞧不起修伞工和服务员的父母。这里没有见了一对青年男女就怪叫，说下流话辱骂甚至扔石头的顽童。这里能看见东风饭店的25层楼的灯火。这里能听见火车站的悠扬的钟声。这里能看见海关大楼的电钟。把视线转到下面，是蓝绿的灯珠，橙黄的灯眼，银白的灯花。无轨电车的天弓打着闪亮的电火花。汽车开着和关着大灯、小灯和警戒性的红色尾灯。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上了天堂。“你累了么？”
“累什么？”
“我们爬了14层楼。”
“我还可以爬24层。”
“我也是。”
“那人可真傻。”
“你说谁？”
“刚才有一个乡下人，他到了大市街口，却还满处里找大市街。你告诉他了，他还不信。”
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交谈。结结巴巴，像他们的心跳一样热烈而又不规范。佳原准备明年去考研究生，他鼓励着并无信心的素素。“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要努力。”佳原拿起素素的手，这只手温柔而又有力。素素靠近了佳原的肩，这个肩平凡而又坚强。素素把自己的脸靠在佳原的肩上。素素的头发像温暖的黑雨。灯火在闪烁、在摇曳、在转动，组成了一行行的诗。一只古老的德国民歌：有花名毋忘我，开满蓝色花朵。陕北绥德的民歌：有心说上几句话，又怕人笑话。蓝色的花在天空飞翔。海浪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怕什么笑话呢？
青春比火还热。是鸽铃，是鲜花，是素素和佳原的含泪的眼睛。叭啦……“什么人。”一声断喝。佳原和素素发现，通道的两端已经全是人。而且许多人拿着家伙。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擀面杖，锅铲和铁锨。还以为是爆发了原始的市民起义呢。
于是开始了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查。什么人？干什么的？找谁？不找谁？避风避到这里来了？岂有此理？两个人鬼鬼祟祟，搂搂抱抱，不会有好事情，现在的青年人简直没有办法，中国就要毁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姓名、原名、曾用名……你们带着户口本、工作证、介绍信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呆在家里，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不和领导在一起，也不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你们不能走，不要以为没有人管你们。说，你们撬过谁家的门？公共的地方？公共地方并不是你们的地方而是我们的地方。随便走进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随便？简直是不要脸，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耻……侮辱？什么叫侮辱？我们还推过阴阳头呢。我们还被打过耳光呢。我们还坐过喷气式呢。还不动弹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拿绳子来……素素和佳原都很镇静。因为一秒钟以前，他们还是那样的幸福。虽然他们俩加在一起懂几门外文。懂一点点也罢。但是他们听不懂这些亲爱的同胞的古怪的语言。如果恐龙会说话，那么恐龙的语言也未必更难懂。他们茫然。甚至相对一笑。
“我们要动手了！”一个“恐龙”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说完，赶紧躲在旁人后面。“我们可真要动手了！”更多的人应和着，更多的人向后退了，然而仍然包围着和封锁着。佳原和素素欲撤不能。
正僵持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手持半截废自来水管的勇士喊叫起来：“这不是范素素吗？”
点点头，当然。
然后是一场误会的解除。对不起，请原谅，是小偷把我们给吓坏了。据说有的楼发生过窃案，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有坏人，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真可笑。对不起。
素素依稀认出了那位长头发的男青年是她小学时候的同学，比她低两级。他现在倒白胖白胖的，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小学同学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去做客。“既然来到了我的门口。”
“那也好。”素素和佳原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跟着小学同学走到日光灯耀眼的电梯间。他们在这幢楼里已经暂时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他们是某个住户的客人。电梯门关上了，嗡嗡地响了。他们的安全和尊严又开始受保障了，感谢这位热心的同学！电梯间上方的数字愈变愈快，从14到4的阿拉伯字都亮过了，现在是耳朵——3亮了。电梯停了，门开了。他们走出来，左转一个弯，右转一个弯。多齿多沟的铜钥匙自信地插到锁孔里，它才是主宰。呱哒，再拧一下把手，吱喽。门开了，叭，叭，前厅和厨房的灯都亮了。雪白的墙，擦了过多的扑粉。吱喽，又拧开一间居室的门。屋里充满了街灯映照过来的青光。素素真想劝阻小学同学不要拉开电灯，然而电灯已经亮了。请坐。双人床，大立柜里变得细长了的影像，红色人造革全包沙发。五斗橱。铁听麦乳精和尚未开封的“十全大补酒”。小学同学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新居：面积、设备、布局。水、暖、煤气。采光，通风和隔音。防火和防震。
“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小学同学更得意了，搓着自己的手，“我爸爸给我要了一个单元。老人急着让我结婚。我准备明年‘五一’解决。到时候你们一定来。就这样说定了吧。我已经找好了人。我的一个好友的舅舅过去给法国使馆做过饭。中西合璧，南北一炉。拔丝山药可以绕着筷子转五转而丝不断。你们可不要买东西。不要买家具，不要买台灯，不要买床上用品。所有这一切，我全有！”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噢，还没定下来。”
“等待分配吗？”
“不是。我是说，到底跟谁结婚还没定下来。明年‘五一’前会有的，一准！”
素素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了一个玩具气球，把气球在沙发的人造革面子上使劲摩擦了几下，然后，她把气球向上一抛，吸在天花板上，不落下来了。她仰着头，欣赏着自己从小爱玩的这个游戏。
“天啊，它怎么不掉下来？怎么还没有掉下来？”小学同学惊呆了，他张开了口。
“这是一种法术。”素素说，她瞟了佳原一眼，作了一个怪相。然后他们告辞。好客的主人送他们上电梯的时候还有点魂不守舍，他惦记着那个吸附在天花板上的绿气球。素素和佳原离开了这幢可爱的高楼。雪雨仍然在下着，风仍然在吹着。哐啷哐啷，好像在掀动一张大化学板。雨雪和他们真亲热，不仅落到脸上，手上，还往脖子里钻呢。
“这一切都怪我。”佳原心痛的说，“我没有本事弄到它，让你委屈……”素素捂住他的嘴。她咯咯地笑了。笑得真开心，一朵石榴花开放也没有那么舒展。
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起来。他们都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
素素在前面跑，佳原在后面追。灯光里的雨丝，显得越发稠密而浓烈。“这儿就是大市街，大市街就在这里！”素素指着饭店大楼高声地说。“那当然了，我从来也不怀疑。”
“握个手，再见吧，我们过了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
“再见，明天就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
“那很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
“祝你好梦。”
“梦见什么呢？”
“梦见一个——风筝。”
什么？风筝？佳原怎么知道风筝？
“喂，你怎么也知道风筝？你知道风筝的飘带吗？”
“噢，我当然知道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素素跑回来搂住佳原的脖子，亲了他一下，就在大街上。然后，他们各自回家去了，走了好远，还不断地回头张望，招一招手。
1979年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