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行。
你一口气跑上九楼，每一步跨两层台阶，共跑了280级楼阶。你好不容易叫开我的家门，你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还行。
你与我同年出生，比我小一个半月。就是说，你以为你已经不行。你竟从深夜一点爬楼这件事情上感动于自己的力量。你兴奋于一个新的开始。
我还行。你这样自言自语，不顾受惊吓的我的妻子。我已于当天——1980年8月23日飞赴广州，将要从那里去香港，从香港去圣佛兰西斯科，开始我的首次美国之旅。算起来，你是先到达美国的，你是为了告别才深夜爬楼的。第二天清晨你就要阔别你的我的我们的祖国。
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哭得一塌糊涂，哭得周围的旅客都感到尴尬，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你。
哭得空中小姐歉然，不知道在波音747上她做了什么错事。
而你是一个46岁的男人，饱经沧桑，眼角皱纹细密如网0你的两只眼又小又是三角形，为什么却配置出一股热情，曾经是那样专注，那样单纯？你的个子不高，肩膀宽，走路如飞跑，停下总是微劈着腿，那劈腿而立的样子很像有点武功，在美国，叫作“中国功夫”。
其实我知道，你从来不进行体育锻炼。因为你没有时间。早在50年代，我看到过你的写着一周日程的纸片，每天早晨从6时到晚上11时半，密密麻麻，我不知道——例如它像不像国务院总理的工作日程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十年。
还在50年代，我记得你向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相当幼稚的问题。我当时是“老革命”（比你），是你的“上级”。你问我，周总理有这样大的才能，为什么不去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于万国万代呢？我记得我给你解释了革命活动、政治活动的巨大意义。而你仍然摇头。你似乎深深地为着周恩来总理而惋惜（不知道你后来是否检查交代了这种思想）。你当时不但迷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迷着康德、黑格尔、笛卡儿……你崇拜著书立说的人。
在当时的（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对于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团员，你号召的——大体上也是我号召的是向科学进军，做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巨人，攀登珠穆朗玛峰，做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做大自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我们学习、宣传和讲解帕·费·尤金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把历史发展的钢铁规律抓到手里如抓住舵轮的把手，我们在大海里航行，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想起我们主持一个区、一个学校的青年团工作的情景，我恍若隔世而又不寒而栗。我说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
在讨论总理为什么不去搞学术的那一次，你还一再引用《参考消息》上的一则报道，忘记了是美联社还是合众社的电讯。那则电讯对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论说，中国像一个发育神速的孩子，脑袋很大，身体还小，大步前进……我却没有理解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形容有什么可爱可贵。
我不知道你的魅力在哪里，但即使对于我，你也是有魅力的。可能是因为我这一生再没有见过说话对手的这样专注亲切诚挚的目光。可能是由于你的头发，正中间分开，两面自然下垂翻起如波浪。到80年代，你已经有了许多白发，但头发仍然一样地浓密丰盛自然潇洒。可能由于你的健壮的精力四溢的四肢。更可能是由于你的谈吐，你的狂热，你的多发多变多彩多姿的笑容。你的眼睛是会笑的，而且笑得恰到好处。我给你起的绰号是“拚命三郎”，你记得吗？你上楼梯和下楼梯都是乒乒乓乓地跑。你给团员做报告时口若悬河。你即使上厕所大便时也从来拿着书、报。后来你住单元楼房时你的卫生间里摆着那么多书。是专为如厕时准备的。那甚至更像书房而不像厕所。很抱歉，我又在我的作品里写到大便。已经有不止一个评论家和爱我的读者给我以亲切的批评，批评我没有注意语言的“五讲四美”。
现在我要说说你的面孔。我不知道现代心理学派会怎样分析一个男人对于另一个男人的面孔的感受。你的面孔多骨又多肉，既方且圆。当年我就不愿意把目光停留在你的面部的饱满紧凑而又富于表情的筋肉上。你迷恋理想，又吸引于现实。你渴望苦行和献身，又渴求享受。你的面部表情里有一种健康的活力，却也有几分肉欲的粗鄙。愿你的在天之灵原谅，我说的只是我当时的直觉。你的面孔对于女孩子是危险的。当时你刚刚恋爱，我也刚刚恋爱。
我们都沉醉于罗曼蒂克的初恋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老辣的穿透性见解。
恋爱中你读屠格涅夫的《前夜》，你赞叹《前夜》对于爱情的描写是如何饱满。我当然同意你的见解。但更适合于当时的我的心境的却不是《前夜》，而是《处女地》，是《贵族之家》，乃至于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到爱情的描写我也不会忘记爱伦堡和费定，巴甫连柯。
你爱上的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16岁女生，后来的被你毁坏了一生的妻子。我们姑且用J来代表她吧。J是你们学校团总支的组织干事，常常到团区委取送团员登记表和入团申请书，以及上缴团费。当时批准团员及使用团费的权限不在基层而在区里。你是你校的团总支的书记，我是团区委的副书记。
J有一双怎样的圆而大的黑眼睛，不论岁月和风雨怎样吞噬了青春，不论严酷的生活使J变得怎样丑了，她的圆而大的黑眼睛永远与纯洁激越的50年代同在。我相信就是她的早熟的眼睛吸引了你。她热情质朴如一头受惊的牛犊。我没有想到你会爱上她，我依稀（极其“依稀”）觉察到了你的爱情中的一点自负、自信以及残酷。
20余年后，J来我家诉说：他追我的时候我才16岁！当时爸爸妈妈跟我说，这么小不许搞对象！我不承认。但是他老是到我们家来找我，我欢迎他，我不能抗拒……J太痛苦了。但她并没有来找我。她对我十分客气乃至谦卑。她自制也自尊。每次都说不愿意打搅我。有史以来她总共来过我这里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我捎话要她来的，我要把我在美国与你会面的情况告诉她，我有一个残酷的任务，打掉她的幻想而又努力安慰她。我一生注定了扮演多次类似的角色，不知道是由于我的善良还是我的世故，是由于我的机敏还是由于我的愚笨自误。
第二次则是在1984年（1983年？）真是，愈近的事愈记不清楚，我们都老了，不是吗？是深秋。就假定是深秋吧。
J说，我一滴眼泪也没掉。他报应了！这是报应！他对我太狠了……我立刻给L打电话。我说，报应了。
我还行。
我妻子给我形容你深夜来告别时的神色，两目放着熠熠的光。你大汗淋漓，你兴奋地喘着气，你的样子像是要飞起来，你是飞到九楼上而不是爬到九楼上的。你急需一个人分享你的兴奋。你想歌，你想唱，你忽然想起寻找你50年代的朋友。到了这种时候，青春时代的老友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实后来我们已经谈不上是朋友了，早在70年代中期我们相隔近20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你对我的态度中包含着虚与委蛇。你对一切的态度都包含着虚与委蛇。
70年代，经过了伊犁地区农村的劳动锻炼，经过了两年“五·七”干校里在盐碱地上开荒的生活，我终于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又似乎毕竟是恢复了一个“干部”的身份。当时妻活动与旅行比我方便些。在1973年冬，她回到北京探亲的时候我托付她去寻找你。我能有勇气去寻找50年代你这样的旧友，显然说明“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反倒终于使我思想“解放”些了。这也可能与林彪的覆亡给我的潜在的鼓舞有关。我的妻子费了老大的事，终于找到了你。可悲的不在于你的遭遇，而在于你经历了如许沧桑以后仍然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当初上学和做团的工作的那所中学里。你就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红”，“黑”，懒散，衰老或者腐烂下去。
你没有惊喜，没有热烈的反应。你没有给我写一封热情的回信来回答妻带去的我写给你的热情的信。
1963年12月，我离开北京去新疆的时候你已经变得冷静多了。你在家里为我饯行。你的简陋的平房里放着一个墨绿色天鹅绒面长沙发，还有一串彩色小灯泡。这在60年代是罕见的。何况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窗外刮着西北风，刮得窗纸簌簌地响。你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你怎样在三年困难时期用很“划算”的价格从委托商行买了这些。你问，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沙发我就不可以有呢？当然。那天J做的炒藕片非常好吃。此后我一直想再吃一次那种做法的藕片，在火候上、程序上不断变法试验，始终没有尝到那种味儿。
你和J患难相依，亲密和谐。我和妻在你那里度过了阔别北京前的一个温暖的夜晚。
你送给我一幅竹帘山水画，画上有一个老头坐在石头上观山听水。这幅竹画毁于1964年春乌鲁木齐的大雨中，那次大雨毁坏了绝大多数泥顶平房，我们坐在房间里，泥巴啪啪地从房顶上往下砸。我们只来得及收拾“细软”，带着两个孩子逃往南门人民剧场。到新疆三个月后成了“难民”。
我送给你黑色的铁哑铃与一顶草帽，还有一副案头的书架。我相信你的健壮的背膀需要哑铃的安抚。而那顶草帽，是一位即将担任驻北欧某国大使的老领导送给我的。我去他那里告别，说是我要去新疆了。他向我告别，说是他要去某国了。老领导用宜兴陶壶给我倒茶，茶很香，但茶水已经不热了，大概是剩茶。即将视事到职的大使在北京住得很寒伧，小小的客厅各种东西堆得乱七八糟。还放着一张行军床。他说他的侄子要睡在这里。临走的时候发现天下起了毛毛雨，或者是雪。他把草帽给了我，说，就送给你吧，反正到了×国用不着戴草帽。
我又把草帽给了你。因为我认为新疆是个寒冷的地方，只需要皮帽子。我怎么可能在永远的冰天雪地里戴草帽呢？互赠纪念品的时候我解释说，一个是希望你好好注意身体，锻炼身体，一个是永远热爱劳动，认真改造。还有学习、读书。
这时候我发现了你所购到的《辞海》。《辞海》是困难时期印的，用了质量低劣的纸，那纸一面光滑，一面糙可锉手。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地表现了对《辞海》的兴趣。也许我根本没有表现对《辞海》有兴趣。你立即建议说，你要把《辞海》“让给”我，由于书首你已用毛笔写下了你的名字，你的九成九新的《辞海》只收我八成或七成钱。你说，你需要钱，你正为用钱买了《辞海》而懊悔。而你认为我比你要需要《辞海》。
你的提议使我不好意思。拒绝你的提议会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后来我在新疆学会了一句维吾尔谚语，说是伸手求援已经是一种灾难，求援而被拒绝则无异于被谋杀。你需要钱当然。本来你的工资就没有我高。1957年的事情以后你又降了两级，于是当场成交，我买下了你的《辞海》。
我觉得你有一点变了。人生就是实实在在的。1963年的年底，你和我谈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你已经回学校做职员了。你正在多方活动，设法谋到一个代课教历史的职位。我赞成你的活动，还为你出了一些主意，认为当教员更符合你酷爱治学的天性。
J是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显然是由于你的原因，政治审查中出了问题，那一年她未能考取大学。1958年，在学校出具证明，说明你“认罪与改造态度尚好”以后，她考入了纺织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在远郊的一个工厂里。每天需要在市区与郊区的公共汽车上度过四个小时的光阴，我也习惯了。J说。我建议她应该活动到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工作岗位来。我出了一些基本无用的主意。
而我们从前，我们在几年以前是什么样的啊？1956年，我把你和另几位学校的团干部请到西郊我父亲的住宅，我把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修改稿的一些段落朗读给你们听。你完全沉醉了。只有你会现出这样诚挚的沉醉的表情。你“啊”地长出了一口气，你的三角眼里闪烁着湿润的感动的光。在我朗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忽然大叫起来，你说那里面有作者自己的形象。我笑而不答。然后你沉默着，你回味着。在你的强烈由衷的反应面前别人的一切反应都黯然失色，我再也记不起还有谁有什么反应来了。请我的青春时期的战友们原谅我。
然后你突然问，为什么不写男学生们呢？王蒙，你应该写男生，写女学生总是，总是没有什么大意思。
我知道你看不起女人，从小。
我没有想到你会爱上年纪小小的圆脸的J。然而在那个时期，在那个没有动员晚婚也没有规定中学生不准谈恋爱，但年轻人在与异性的友谊上要比现在纯洁得多的年代，我们为每个人的爱情而祝福。我们深信爱就是一切，爱本身就够了，就是幸福。我们这些同龄人前前后后参加了革命，又前前后后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红莓花儿一样的，山楂树一样的，纺织姑娘一样的，蓝色的星一样的爱情。我提到了一批苏联歌曲的名字。后来你还唱过它们吗？
而你最爱听的歌儿是苏联的《我们明朝就要远航》，索洛维约夫·谢多依作曲。你说你和J星期天到钓鱼台去了。那时候钓鱼台还是一片野地，没有修建气魄非凡的国宾馆。那时候钓鱼台有许多树，有自然的湖沼，有鸟，有开阔的田野，有扭绕如网的枝条，有经年的落叶和初萌的新叶，有树荫掩映的小路，在去钓鱼台的走着马车的土路上你还可以看到几株风姿苍劲的黄松。我去钓鱼台时曾经想到过，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一定常常在这样的夕阳映照的林间小路上散步。我从伟大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著作里嗅到了这样的大自然的气息。那时候一想到《新娘》或者《樱桃园》我就想哭。你告诉我，你和J到钓鱼台去，你听到从一个遥远的工地的高音喇叭里播放出的《我们明朝就要远航》，你完全陶醉了。你说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歌。那时候到处都有许多工地。有工地就有高音喇叭。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多半是《刘巧儿告状》或者《二郎山小调》，难得有播放我们心爱的苏联抒情歌曲的机会。我羡慕你在钓鱼台听到了远处的高音喇叭播放的浪潮一样的歌曲。我能想象你听到的歌曲的音响效果。你说这件事的时候激动极了。30年后，当我写这篇纪实小说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邪恶或者全无邪恶可言的念头。我相信、我猜测那次听到远航的歌的钓鱼台之游之中或者前后你和J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拥抱了她吻了她有了她。从此以后她便像一只待屠的羔羊一样的无言地无望地跟随着你。然而1957年初L向我发出警报向你发出了警告。L与我们的友谊正像我们之间的友谊。L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把J甩掉。L告诉我说你对一个厚嘴唇的丰满的归国华侨女生非常感兴趣。L说如果你抛弃了J，J将不可能活下去。我感到震惊。我不相信革命、青春、爱情能够与中途背叛连在一起。我想起了去团区委取申请表登记表的驯顺的J的纯洁的无所保护的大眼睛。我的观点当然与L一样。这是第一次你使我不放心，使我怀疑了善的力量，忠诚的力量。
在1980年11月，在美国东海岸的旧都费城，你对我说，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J对你太好了，所以你不能不和J结婚。但就在与J结婚的那天晚上，你已经意识到你正在酿就一个大错误。你后悔莫及。
我能相信你吗？
要知道这话是你在1980年的深秋，在费城对我说的呵。
你已经抛掉了J。你有了Z。
而L告诉过我，你在东郊劳动的时候，J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你，用仅有的钱买下你爱吃的东西。
第一个给我印象的美国城市名称是费城，全称是费拉迪尔菲亚。江青还在台上的时候，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艺术表演团体似乎便是费城管弦乐团。我在新疆便听到了关于费城管弦乐团演出盛况的传闻。已经进入剧场的观众从楼窗上用线把入场券缓缓系下来，给自己的朋友，帮助自己的朋友混进去。你到了美国，便住在这个费城。1776年，美国在这里宣布了独立。敲响了“自由钟”。“自由钟”至今陈列在那里供人瞻仰。
在1980年，在这个著名的费城。你下决心离弃你的妻子J。J已经与你隔着重洋。
1982年春天，在我第二次访美并见到了你以前，我托人给J带信，J这才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她向我叙述她支持你出国自费留学的情景。你与Z的婚外“恋爱”关系败露了，你各方面的处境都不好。你的护照只有在J签字的情况下才能办成。你整日躺在床上不停地吸烟，两眼发直。J判定你会发疯也会自杀。你只想着要到美国去。而Z已经先期到美国留学了。J知道你渴望去美国包含着与Z会面的动机。J想感化你。J甚至想，你只要不与她离婚，你只要最后回国来。回到J的身边，哪怕你一去美国十年八年，哪怕你十年八年间完全与Z搞在一起，她也不管。她签了字，支持你出国。你也给J写了一个保证书，保证永远不和她离婚。
J哭了。
风霜。J说话的样子像一个瘪嘴的老太婆，不一定是形象，我说的是精神。她的鼻子头也有点变红了。她的不住地重复的口头语“您瞧这事”的北京土腔，使人联想起她多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她是衰弱的，她老了，她丑了，她不懂得也无兴趣去研究四维空间、耗散结构、极值原理，没有读过法国的新小说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她只能全身震颤着绝望地哀鸣：他对我太狠了！
我想到了更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通过J而与你的一儿一女直接通信，你给他们寄来了卡西欧电子计算器与索尼袖珍录放机。而你的一儿一女不把与你通信的情况告诉他们的被抛弃的母亲。按照中国的一般规律，应该说是铁的法则，儿女本来是该绝对地站在母亲一边而同仇敌忾地反对有了外遇的父亲与破坏了自己的父母的情感的那一位勾引父亲的“坏女人”的。但是，一个卡西欧，一个索尼，再加一个日后去美国探亲、留学乃至定居的希望形成了高温，融化了子女痛恨“变节”的父亲一方的法则的铁的不可入性。我曾经估计，你不但夺去了J的丈夫，夺去了J的美丽，也夺去J的最后的生命栖息的两个小岛。
这几年我看到过不止一个与J同样命运的女人。打击使她们变老变丑，使她们更加丧失了抵御打击、奋起一搏的力量和自信，甚至使她们丧失了一些男性本位利己主义者的同情。
而同情她们的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们走向灭亡。1980年深秋，继费城的会面之后我们又在美国东北海岸的新英格兰地区会面。那里靠近别有风味的波士顿市。著名的哈佛大学，威奥斯理女子学院就在那里。那里的教堂常常使我想起欧洲。我读的英语课本里有一节描写那个教堂的故事，说是独立战争期间是一个孩子首先发现了偷袭的英军，他勇敢地登上教堂的钟楼，敲钟报警，这个孩子牺牲了，但是英军被击退。堪称奇观的是教堂对面的一座天蓝色摩天大楼，天蓝色的玻璃面上映照出古老教堂的端庄的身影，使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据说这幢楼是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这座城市的众多的枫树与多雨的气候也使我凭添一种眷恋与感伤。我国“五·四”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曾在这里的一所大学读书，写下她的脍炙人口的著作。我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迷过这些作品，然后是我，童年。我们在这里见面，在湖畔差不多落尽了叶子的枫树下面。在这里，我见到了Z。
Z有很浓密的黑发。她简单地用橡皮筋（还是头绳？）把一绺头发束在脸侧，她的头发似乎炫耀着跳跃的波浪。潇洒。她的眼睛大而扁细，有点近视。她说话的样子看来有点……显然有意表现自己的可爱。她活泼。她想用自己的形象与活力说服我去支持她与你的“爱情”。我相信我的支持对于你们是重要的，因为我是你青春时代的挚友，因为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过去，取得我的首肯便是取得昨天的你的首肯。而且我相信它的意义更大，你谨慎地注意着我的反应实际上是在注意着故国的反应。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是在外交上，而是在你的心里。
1982年的多雨的凉飕飕的春天我又来到这个城市。我刚刚参加完一次有点激烈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会。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Z先接的电话。当我用英语说我可以与×先生通话吗以后，Z的回答是Sure，她的回答的音调美国味儿是那么足，使我马上想到40年代罗丽泰·扬主演的故事片《农家女》。华语译制拷贝女主人公有一句口头语“敢情”，非常传神，富于幽默感，引起了许多次爆发性的笑声。我相信那就是Z的这个Sure。这样，我就设想我拨了电话，电话通了。
哈罗！
请问我可以与×先生讲话么？
敢情！
挺妙。同时我的耳边出现了J的哭声，J的愁苦呆闷的脸。
1980年深秋你兴奋地、急切地想知道我对于Z的反应。那表情就像50年代我给你读完《青春万岁》的修改稿以后想知道你的反应。你好像直言不讳地问我Z好吧？你的表情是沉醉的。
我冷冷地回答说：一般。
我知道“一般”这个词在这种场合、在英语里所表达的轻蔑与冷淡。当然这并不是由于我对Z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呢？但是我无法顺着你的口气赞许。一瞬间我看到你好像缩了一下脖，苦笑了一下，这是当年戴上帽以后常出现的表情。
我可能想安慰你两句。我说我绝对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你的私生活只能由你自己做主，也只有你自己最有权做出裁判。从我们的友谊来说我只盼望你幸福。同时我非常同情J，我为J的命运非常难过。但我也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是不能面面俱到的。有权做出决定并评价这个决定的，首先仍然是你。
我希望……1981年见到J的时候我想起我在费城说的话。我甚至后悔没有谴责你，没有为J的命运痛切陈词。是不是客观上我也“出卖”了J了呢？
你说事情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中国海关工作人员的恶作剧。Z先期到了美国，她当时还没有与原来的丈夫离婚，她从美国付邮了一封给她丈夫的信，一封给你的信。结果收到信的时候，信掉包了。你收到的是她给丈夫的信。她的丈夫收到了给你的信……还说什么呢？
丑闻，轩然大波。
你坚持认为，Z在发信的时候绝对地不可能封错。是海关邮检人员故意这样做的。我惊异于你对我们国家机器的阴暗心理。我无法相信、无法理解、也无法推断这样的估计。我们都不可能查证，这就只能依赖于逻辑。你的恶意的猜测不符合任何逻辑。哪怕是江青的逻辑。
你又说，这段经历可以成为我的小说的材料。如果写小说靠你们这种——我不能对一个已经不在人间的老友用骂人的话——材料，实在是对小说的污辱。
而你从前思想里一片光明。我终于越写越明白了，你的魅力首先不是来自你的会笑的眼睛，而是来自你的容易沉醉的心。50年代我们主持的本区的每一次团书记的联席会上，当我们布置和总结“三反”、“五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改造教会学校，发放助学金以及为迎接“五·一”“十·一”怎样练队、怎样做花的时候，当我把每一件工作的政治意义浪漫地讲了个淋漓尽致的时候，你都显出了超乎常人的沉醉表情。
你常常写工作札记、笔记、读书笔记。你沉醉于团的工作。你把与每一个团员谈话的过程、做思想工作的过程都记录下来，有时候提高到理论原则上去。你在搞好班集体，启导青少年男女的政治热情方面做了许多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你为组织一次新年联欢或一次关于“什么是英雄行为”的讨论会而写过长长的、充满热情和文采的计划或者总结。你甚至亲身为联欢会制作灯谜，一晚上“创造”出上百个有趣的高雅或者通俗的灯谜来。
1952年，在马特洛索夫中学生夏令营里，你与女中的H共同负责组织文娱活动。我在《青春万岁》的后记里，提到过我的那本最初的小说是献给这个夏令营的朋友们的。月光晚会，就是你的主意。你把一切组织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幽默欣喜地主持了晚会的进行。
从那以后，H对你也是崇拜的。当然，那时候H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恋人，那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爱情终于没有成功。20余年以年，经过了太多的风雨，H在《光明日报》上读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第一个以前战士的身份向马特洛索夫前营长也就是我报到。不久我们在北京见面，她询问你的地址。不知道她见到了你没有，她一直在天津作中学语文教员。一家三口住着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几次说是给教师分房，却没有分给她。然而她给学生讲高尔基的《海燕》，讲课的时候她常常热泪盈眶。她永远是马特洛索夫营的“战士”。你太醉心于团的工作了。我记不起是1952还是1953年了，中学毕业时党支部动员你不要考大学，留校作专职团干部。我也为能与你继续共事下去而欣慰。
你当然不会忘记W。W比你高一级，他的一切性格都像你，才能也与你不相上下。区别是他个子高一些，肤色黑一些，面孔圆一些。在我的印象里W没有你可爱，因为他比你少了一点幽默感。也许只是没有来得及对我幽默，他就毕业了。他是你的前任（团总支副书记）。他的外号叫“高高的乌拉山”，因为他朗诵过一首有过这样一句话的诗，他的热情的朗诵使听众特别使女生们倾倒。他每天跑三千米，锻炼得黑油油的。他被保送去苏联留学了，最初让他学工厂管理。他大闹了一通。最后根据他本人志愿去学了高能物理。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早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便在当时好不容易允许出版的科技画报上看到过他在比利时的照片。真是幸运儿。一接触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起了你。
我还行。
你这样说，大概也包括事业。包括了与W的竞争心理。你对事业的期望与H不同。你早就不是马特洛索夫营的那个你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你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你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和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想当这个想当那个，想干这个想干那个。早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你就发表过这样的讲演：未来的五年计划建设者，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思想家和国家的未来的领导人们，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你承认，你是个“野心家”。在1957年。听到你被揪出来我立刻失魂落魄。听说你真诚地说，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这样地坏。我相信那时你的目光同样是专注的沉醉。1957年以前我对你已经有不幸的预感。因为我已获悉，由于你的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经历及“海外关系”，属于不能吸收入党的那些杠杠之内。专职政治工作干部。却又不得入党。到哪里去呢？
然而你不知道。直到1957年你一直是生气勃勃。一年有半年穿着短裤，露出你健壮的、发育良好的，似乎也是相当性感的大腿。你的身材丝毫不比我高，你怎么会有那么结实的腿呢？
就在1957年整风开始之前不久，你邀请我到你家去，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见到你的父亲和继母。你家住在北京东郊，新兴的纺织工业区。你父亲是终身搞纺织工业的一个极高级技术权威。这样的平地而起的工业区与这样的工业区住宅楼都使我兴奋。它们常常使我想起安东诺夫的脍炙人口的小说《第一个职务》。看了这篇小说以后，我为我未能去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学土木建筑深感痛惜。你们的公寓式楼房，一套至少有四间房子，一个门里又有那么多房门，使我感到敬畏叹服。两个小沙发与沙发桌上的挑花台布使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上流社会。你的父亲与继母各自有自己的卧室，这种高雅的文明使我觉得羽化而升空。你的父亲老态龙钟，面孔严肃。你的继母要年轻许多，说话是南方口音，有些字咬不准我也听不清。一位扎着围裙的保姆做饭端饭，筷子和碗碟都清洁得惊人。每碟菜的量都很小，但都雅致可口。饭后每人一块小方毛巾擦手擦口。
你的家给我以全新的经验。但是还是离开你的家以后我的心情更加舒畅。那天我们说好了散步，你送我直到朝阳门，一共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两边是新的厂房，新的住宅，商店、饭馆、理发店。每一块红砖都沁发着建设的芳香。四层以上的楼房都是高层建筑。马路也是新铺的。过去这里只有沼泽和乱坟头，这里倒是一个夏天捉蝈蝈、秋天捉蟋蟀的好地方。一夜之间这里成了新的工业区。这里的空气似乎特别清爽。这里的新建的交通警岗台也令我倾心。
我爱
你新
工业
区
我的心情如马雅可夫斯基体的“楼梯诗”。
这一晚上我们谈到了我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的惊涛骇浪。我们为毛主席讲了话而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
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宽广而且灿烂的前景。
但更多的谈话是你介绍自己的身世。你说你的亲生母亲是得精神病而去世的。你依稀记得她曾被捆缚在床上。她曾经撕碎自己的衣衫，露出肉体，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你说你的生母是当时一位非常新派的女性，她是县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这个队在全省联赛中得过冠军。你父亲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了，出身于豪富。他看球赛看中了你的母亲。不久就结了婚，就生下了你，就疯，就死去了。你说，你和你的父亲、继母，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之间，似乎相当隔膜。
我坚信，这种不幸的事，都是旧社会的产物。一切对于昨天的不幸的回忆，只能使我们更加沉醉于今日的辉煌。
你建议我潜心研读一批外国哲学著作，提起他们来你非常兴奋。你给我讲解“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的命题的意义。我建议你学外语，当时指的是俄语。但是你拒绝接受。你说，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翻译工作会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完备。你如果去搞外语，就会用去你大量的本来可以阅读多得多的重要著作的时间。你宁愿选择让翻译人员为你服务。
我建议你买一辆自行车，你也不同意。你认为公共交通的发展前景远远比自行车辉煌。
“我的精力，包括我的钱，要派更重要的用场，不必花在购买和骑蹬自行车上。虽然我有足够的精力和钱去买、用自行车。”你的关于自行车的思想逻辑，也是艰深、浪漫、严谨的。
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你，然后是我，陷入了那个运动泥潭里。
60年代中期你开始学习英语，“文化大革命”中你学英语进入了高潮。1979年以后你开始发表你翻译的英语文学作品。你也早就买了自行车。你给我形容过你骑着自己的从旧货委托商行买的破自行车去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的景况。
你挟着一牛皮纸袋稿子走进了忙碌的编辑部。你问：这里收翻译稿吗？
一位大模大样的编辑点了点头。眼睛也不看你，用手指一下墙角的尘封已久的一大摞稿子，说是来稿太多，短期间不可能看完。
其实，不用看那么多。我译的稿子，只希望你们能读三行。
那人惊了，他看了一下你，他留下了你的稿子。一个月后，你得到通知，稿子已被接受。
然后你把你写的英语论文寄给了美国的15所大学，为自己争取奖学金。你选择了费城的这所大学。你认为他们答应的条件更优惠。
1979年你曾对我讲过你正在联系赴美留学的事。我很惊奇，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自行投书的办法。我觉得你的做法似乎很危险，我设法劝阻过你。
然而你成功了。
然后，1980年10月我在宁静的美国中西部衣阿华城，衣阿华河岸的“五月花”公寓212A房间拆阅了你来自费城的信。你的信纸是蓝色的，字迹潦草，从中文中不时有几个英文单词跳入眼里。你说你是嚎啕大哭着离开了中国的，哭得整个经济舱的乘客惶惶不安。你是欣喜若狂地来到了美国的。到达费城的时候你的口袋里只剩下了十几个美元，这构成了第二天便挨饿的恰到好处的条件。你说你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教会的学生寓所，是一个喜欢助人的素不相识的美国青年人帮你找的。你说你已领到了奖学金，已经为赚钱给本校的教授修剪过草坪，打过工。你说你已经买到了一套旧家具，极便宜。
你说，你这一生做了许多梦。美国梦大概是最后一个梦。你的美国梦实现了，赤手空拳，只剩下十几个美金，闯到了费城，你生活下来了，随之你的美国梦也就破灭了。你完全不理解跑到美国是要做什么。你说，当你走到唐人街，看到那里定居多年的美籍华人的时候你觉得不寒而栗。你想死。只有死。
我当真以为你要自杀。我立刻按你信上说的电话号码给你拨电话。在美国打一次长途电话要拨十一个数字，我常常拨错。拨对了接电话的永远是一个美国老妇人，相隔几千公里我也听得出她的苍老和少牙缺齿。我的英语只够表达我与你通话的意思，却完全听不懂随后这位老太太的踢里吐噜，我嗯嗯哈哈，发出不解的愚蠢的声音。于是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漏风的嘴又对我踢里吐噜一番，我益发不解，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忽然想起来应该三克油，也许实际上说成了顾得白。
后来收到了你的来信，说你搬了家了，电话号也换了，你一到美国就开始折腾上了。你是“还行”。
我们终于通了话，我知道你并未也未必自杀。你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没劲，觉得没劲。
你说你来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英语还差得那么远。你说教授上课口若悬河，信口一列举参考书就是十几本，你完全吃不消。你说你看到一些华人，心照不宣地努力消灭自己身上的一切华人迹象，只羞愧于未能投生在白人血统系列之内，这使你非常痛苦。我问你对美国的印象，你回答说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走到大街上，横过马路时，汽车看到行人便主动停下，并含笑伸出手来向行人致意，请行人先走。二是到处都有遛狗的。遛狗的人有的带着器皿与工具，随时收拾狗屎。有的未带器皿，便掏出手绢，把鲜狗屎包起。你说费城所属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规定，遗狗屎于公共场所、道路上者，处以重罚。你补充说，尽管如此，狗屎仍然到处可见。
你提醒说，我们的通话时间已经太长，而这次通话，自然是由我来支付电话费的。
在那么多令人激动的体验之后，我们在美国的第一次通话的话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的电话费的15％是为了费城街上的狗屎而赔（Pay、支付）出去的。
1982年我们再一次在波士顿见面的时候你已经不谈梦、痛苦、破灭、死和狗屎，然而你仍然有一种失神和苦笑的神情。你的苦笑的嘴角使我难受，使我怜悯你，使我觉得你该失去的与不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想得到的却没得到。你是冷静的。你到波士顿去是因为Z在那里。你已买了一辆旧汽车，车身是桔黄色的，你常常驾车从费城到波士顿去。
我相信让飞速旋转的四个轮子带着你迅跑的体验填补了你的许多失落感，你年轻时就喜欢新的体验。1956年底，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做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酒仙桥商场的西餐馆吃过西餐。我们叫了炸大虾，叫了罐焖牛肉，叫了咖喱鸡。我们怯生生地觉得自己正在过着豪华的生活。你为了壮胆一再说：我们需要体验体验嘛。
Z已经找到了职业，给一家公司做操纵电脑的职员。你好像一面当着学生一面当着教师，给美国学生教授中文。然而你仍然向我诉苦，诉说在美国生活是多么艰难，生病的时候也不敢休息。你说，离开了大锅饭才知道大锅饭的好处，吃大锅饭简直是天堂一样的日子，一切都给你想到了，用不着你操一点心，到时候有你的吃，有你的穿，有你的说，有你的做。你说出国以后最怀念的是国内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一屋子人吸着烟泡着茶谈论形势的大好，风气的不正，既可以发牢骚又可以表忠心，既可以引经据典，又可以天空海阔……这样的好时光美国人一辈子也享受不到。
我看了一下你的脸色，你不像是在讽刺。
然而我直觉地感到了你哭穷中的潜台词。后来变成了显台词。你忽然郑重地请求我回国以后不要把你买汽车的情况告诉J。我答应了你的请求。我知道，以中国的生活水平，很难不夸大买一辆旧车的意义。
两年以前在费城你还向我激昂地表示过，你承认你对不起J，这一生你永远对不起她。
你说如果将来你有了钱，你一定给J许多钱。你甚至请求我关心一下J的未来，最好最好为J再介绍一个对象。上帝！
1982年，J告诉我说，她死活不同意与你离婚。你自费城写信威胁J说，如果J不同意离婚，你将单方向法院起诉，按照美国法律，法院将会判决这项离婚。
我对此颇表怀疑。在美国性关系确实是随便的，但婚姻关系却仍然神圣严肃。美国是一个重视契约关系的国家，而婚姻也是一种契约。我暗想，如果你能不费力地在美国解除你与J的婚姻，你也就不必软硬兼施地给J写信要求J签字画押同意与你离婚了。你的不断来信，正说明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即使与Z公开同居。
当地的华人对于你与Z的同居反映恶劣。他们说：“别的没学会，学这个倒挺快的！”
我想起在美国另一个小城相遇的一个新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女孩子。她是学体育的，健壮美丽。人们告诉我这位姑娘一到美国就立即美国化了，每天晚上都在夜生活中狂欢，花天酒地，使已经数代定居美国的那些华人青年瞠目结舌，自愧弗如。
他们叹道：中国大陆毕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
据说，来自早就对美国大开门户、被参议员戈德华特称之为（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反而要拘谨得多。他们的演说能力，处世能力，活动能力与办事能力一般低于新自大陆来的同胞。更不要说是政治辩论的能力了。大陆来的哪怕是一位家庭妇女，谈起什么来也是一套一套。
一说是台湾在旅美华人中有强大严密的特务系统，一个持台湾护照的旅美人士早晨在纽约说了什么，晚上就会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所知道。如此这般还能不拘谨吗？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包含了“艺术夸张”。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否接触过那些当年的著名的“红卫兵”，他或她甚至曾经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与林彪献“红卫兵”袖标，有的还按主席的意思更改了自己的姓名，穿着绿军装，梳着小刷子，英姿飒爽，抡着钢头皮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就“五·一六”了。
后来就不知所往。
后来就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他或她现在穿什么衣衫呢？英语讲得“味儿”如何？去打工刷过盘子吗？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拿破仑白兰地呢？他们还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么？
了不起的中国大陆人，他们的“戏路子”竟有这么宽，干什么像什么，抡皮带头就抡皮带头，刷盘子就刷盘子！
而你远远没有这样轻松。你绝对不可能忘却你的祖国，你的前46年的生命，即使里边包括着那么多苦恼。1982年的会面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时间。诉苦哭穷之后你便急切地询问我国家大事，当得知海外的某些流言蜚语并无根据的时候，当你得知国家有了新的进步的时候，你欣慰由衷，长出了一口气。你又显出那热情专注而至沉醉的表情来了。你又告诉我：我绝对不会老死在美国的，我要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有挨整的危险，我就只能推迟我的归期。你激动了。
你又说：多呆几年也可以，可以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可以得到学位学衔。可以多攒一些钱。穷，穷，穷真是遭罪啊！
你的话使我沉重，也使我益发骄傲。
你忽然兴奋起来，告诉我你在一些研讨会上与反华反共的政治谰言进行斗争的情况。你说，离祖国越远，越感到做泱泱大国的一分子的骄傲，越感到了中国的分量。你激烈抨击那些一到美国就马上用“白华”的口气把中国没头盖脸地骂一通，并以此来讨好邀功领赏的家伙们。你的话是那样尖刻，我几乎要说你有点“左”了。
很不同。
1975年我终于见到了你。阔别了18年，从1957年运动起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见面。1975与1957，像文字或者数字游戏。1975年我在新疆，回京探亲之前我给你写了信。你没有回信也没有按我信上所讲的时刻表，在估计我到京之后去看我。我以为邮递出了问题，于是我到已被妻探寻出来的你供职的原学校去找你。那所学校我也是熟悉的。
一进门是一个方砖铺起的院落，东面是一幢楼，木楼梯是裸露在外的。你当年穿着短裤跑上又跑下，踩出各种声响的楼梯，还是原样子。然而我已经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暑假，你不在校，我留下了信，又留下了话。
你终于来看我了，你老了，然而，你还是你。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脸孔，一样的语气，你不回答我的各种询问：却忙着劈腿一站告诉我的孩子：你爸爸是个×才。
当时正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唯生产力论”，也不知还有一个什么论，实质上是在批陈伯达。你却忽略了一切阔别多年之后的嘘寒叙旧，一张口便是极犯忌，令人一听就起鸡皮疙瘩的“×才”。我的孩子立刻认为你疯疯癫癫，神经不太正常。
然而你对“×才”老友的招待却并非过去那样真诚。你变得油腔滑调。你说，反正要请你们吃顿饭啊，要尽地主之谊啊，反正是地富反坏右，什么都齐了啊。你说除了学英语你就搞照相，你说给别人照照、洗洗，放放照片，该联络的人也就都联络到了，该交换的好处也就都交换到了。你紧接着说，怎么样，我也给你们拍两张照片，放大了留作纪念吧。你的神态里隐含着不情愿的施舍的厌烦，倒像我们千方百计地找你是为了揩你的洗相纸和洗相液的油，我脸红了。
为什么我们见面以后谈话是这种腔调呢？我还以为你见了我会落泪，会握住我的手，至少说一句：想不到今生又见面了。我当时已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了呵！
50年代，一去不返，维吾尔语的“一去不返”是说得很妙的，“硬译”则是“到那不会归来的地方去了”。
你吹英语，我只能吹维语。你认真地建议我学英语，倒像50年代你认真地回答我不必把宝贵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外语上。我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多大兴趣。
1975年我对你学英语的建议视若梦呓。我是1980年才断断续续地学起英语来的。失去了本来可以不失去的，事半功倍的五年。
你恶毒地笑着说，“感谢”文化大革命，解除了你的一切政治压力，思想压力，再用不着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至少是犯过错误的了。你的恶毒的笑容使我后背冒凉气。人人有罪，人人犯错误，不是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吗？大家轮流，机会均等，自由、平等、博爱！
J在我和妻到达你家以后半小时带着孩子看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节目去了。她呆呆板板地与我们告别。我们本来也是来看她的呀！她不是，曾经是常跑团区委的组织干事么？她忘了？这也使我不知所措。当时你们的关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J只来得及介绍我们参观你们暂借的这一套房子的堆满了书的卫生间。J用嘲笑的口吻说，你还要泡一盖碗茶，一面呷茶，一面读书，一面拉屎。要这个“样儿”呢。
后来在费城，你向我叙述的J的第一条“罪状”，便是不支持你读书。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又见过。你反复地说你对于西北一个地区喜欢吃自渍的酸菜的农民生活的印象。中国人生活得太苦了，你说了又说。你想哭。我感到，你仍然是幼稚的。
在14路汽车站等汽车的时候，你激烈地抨击市政建设的无计划，到处是洋灰、沙子、砖瓦。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了。再也不傻了。我和你争论了两句，你不答。
我们已经谁也不能影响谁。
我们也说起过L，你说起L像说起一件遗失了的废品。L生活在老区，1946年就是“少年布尔什维克”。后来上到北京一个中学，没上完便调到党的区委组织部。他酷爱文学，迷上了罗曼·罗兰。他写了许多诗，许多小说，在自己的心爱的笔记本上。他命名自己的笔记本为“心史”。我们一度几乎每个星期三个人都要聚会，各自朗诵自己的习作，讨论政治经济国际国内问题。我们还互相通报自己的恋爱情况，我们从三个人的友情中得到了许多温暖。1957年我们先后遭到“不测”之后，L几乎可以说是充满了温情地不断地来看望我，去看望你。在我情绪最恶劣的日子里，我见到他确实如溺于水中的人见到了一只橡皮船。在我“上山下乡”去劳动之后，他又竭力安慰我的亲属。他是我们全家老少的最好的朋友。
他大概同样温情地不断向党检查自己的思想。似乎他说过，他怀疑自己就是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模特儿。实在该死：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的忠厚，由于他的白璧无瑕的家庭出身与革命历史，他不断地被“帮助”，却迄无大难。终于，在1960年，他被大大地“帮助”了，他的与“右派”划不清界限成了“劝其退党”的主要根据，他垮了。他不能不重新衡量和考虑一切。
1962年你就向我传递信息，说是L不准备再与我们往来。就是说，L也要和我们划清界限了。我不信，我试过几次，似乎你说得对。1963年，我要求向L辞行。我要到新疆去了，这一去不知何时才归。一位老作家给我写送行诗说：
……文章与我同甘苦
肝胆唯君最热肠……
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做家乡。
新疆当然不是绝域。新疆对于新疆人之亲近正像北京对于“京油子”之亲近。然而当时我们对于举家迁疆还是看得很重的。我希望能与L告别。L谢绝了。
我感到痛苦。
后来我知道L比我还痛苦。我知道L因我而受的苦。
也许我太容易了解别人的苦了。我严峻不起来。我常常苦于无法做到动辄对别人进行判决式、毁灭式的政治谴责与道德谴责。以至有人说我是是非不分。有人说这也是世故。这么说，我学会了世故。
你对我则说，L已经完全变了。你告诉我，60年代，L娶妻生子后不久，你去看望过一次L，L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胆小如鼠的庸人。
谈起L来，我发现，无论处境如何，你仍然充满了智力的自信和优越感。你撇着嘴。
也没什么。我说。我们见过的人和事还少吗？
而后来在你去美国以后，L与我恢复了友谊。L一直用很谨慎的措辞谈论你。L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忠诚质朴如一头黄牛。他的胃不好，面色褐黄。
1982年我第二次访美归来之后，有一次我们与L谈起了J。叹息良久以后，L终于有点激动地回溯了60年代你判定他已变了的那次“断交”访问。
那时L的妻子刚出月子。你去找他时他房间里挂满了洗过未干的席子。屋里弥漫着奶、肥皂、小孩的屎、尿的气味。他忙着给孩子煮奶瓶，换尿布，未能与你的高谈阔论配合呼应。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高谈阔论的豪兴。你最后用一种极端悲悯轻蔑的态度对L说：L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的青春，你的生命已经完全淹没在尿席子里了啊！
50年代，如果我写契诃夫式的小说，我大概也会用这样的句式。
几十年后，L提到此事，仍然显出被污辱的面红耳赤。他无法承认你的优越，无法认可你的蔑视他的权利。
L强烈地谴责你对J的背叛，并认为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批评了你。
我们讨论帮助J的办法，一筹莫展。
青春的友谊，理想，爱情，莫非都是脆弱的？也许越是美丽的东西越脆弱吧？那么，我要说，世上最美，最可爱最容易失去的便是少年人的理想与单纯。
那么成年人的呢？美国人的呢？美籍华人的呢？新大陆人的呢？
难忘的是1980年深秋在费城的会见。我从纽约乘火车沿海岸南下，薄暮时分登车，车站上有巨大和并不辉煌的汽车广告牌。逐渐地，火车完全驶入黑暗，被喧嚣华丽的城市边的寂静和荒凉所吞没。我坐在火车的可以调节靠背角度的舒适的软椅上，喝着供应的喝惯了便也尝不出味儿来的软饮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荡。费城到了，下车。车站是旧式的，古旧的塔楼上悬挂着老式罗马字时钟。候车大厅既喧闹又空旷，人们提着行李走来走去，四面是话别和接吻，是酒吧、快餐和纪念品小卖。灯光昏暗，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我大约等了一分钟，有一点沮丧。你来了，仍然像当年一样的喜悦活泼热情真诚，你的笑容仍然像几十年前一样朴素，天真，由于谦逊而显得有点苦，由于聪敏这笑容又显得有点“坏”。与你同来的是身材高大的V教授。你立刻从我手里接去了大小提包，我推让时你挤一挤眼说：“催拨儿嘛”。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离开过团区委与团总支。V教授你早就向我介绍过，原是留学我国的美国学生。1951年V夫妇因确有的间谍罪被我国逮捕判刑。一年多后，经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斡旋，被我国驱逐出境。我始终记得50年代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的情景，那时候的大事小事、国事私事我永远记得那样明晰。是周恩来总理不卑不亢地，庄严而又风度翩翩地接待了他。后来，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殉职。不久以前（1986年1月），我去纽约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应约去联合国参加座谈会，就是在以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大厅。
问题不在于V教授夫妇被捕、服刑、被驱逐的经历。要点在于V夫妇回国后成了中国革命的拥护者，崇拜者，成了新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在美国曾经喜欢议论“共产党中国”的“洗脑筋”吗，V夫妇则骄傲而快乐地叙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经历，叙述他们在解放以后，包括在狱中思想上发生的转变。V写过一本题名《解放者的囚犯》的书，讲自己的经历，对新中国倍加赞扬。
他们的赞扬，大大超过了当今的一些中国人自己。
我们到一家墨西哥饭馆去吃饭。饭馆的布置是农家风味的，墙壁上有裸露的红砖，有抹得凹凸不平的黄色的草秸泥。菜里面有青辣椒，有玉米粉糊糊。席间我们叙谈甚欢。以至邻桌的一位谢顶的绅士委托服务员向我们致意，并说他无法判明我的国籍，但认定我是来自远方的客人，为了表达费城市民的好客心意，他建议由他“赔”请我们桌上的每个人一杯酒，不知我们是否接受。我们鼓掌称谢，点了各自要的酒。
V说，他觉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爱，是向往，也可以是怨恨和恶毒的咒骂，但永远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冷漠。
后来，V的太太——一个高雅、朴素、大方的女人——告诉我，她在1951年被捕、被判刑的时候并没有流泪，在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她哭了。因为按照惯例，被驱逐者将不得再次入境。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她是第一批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客人之一。从香港一进入深圳，她便向我方接待人员谈了自己的经历，接待人员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V太太说，一下子我的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在我的短促的费城之行中，你确实只是扮演了一个殷勤的“催拨儿”的角色。你的目光忽然是明亮的，忽然又是黯淡的。你的笑容忽然是开阔的，忽然又是苦涩的，甚至是惨然的。你的说话忽然是热诚的，忽然又是油滑的。显然你有许多话想对我说，比在国内见面时还要想说，你又觉得没时间说，没办法说，无从说起。你只是说了你与J的感情变故，你希望得到我的谅解。你只是称颂V，这表明了你出国以后的“政治路线”。你给我介绍城市和你们的大学，第二天上午陪我参观“独立大厅”“自由神”这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文物，帮我翻译。你又是小心翼翼的，接待我像接待“外宾”。
这是客观上的而不是政策条文上的“内外有别”。
你是在临出国前不久被吸收为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的，你的入会当然与我的介绍推荐有关，可并不是什么“后门”。你在费城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希望分会继续与你联系，给你寄“学习资料”，也可以给你一些任务，表现出强得出奇的“组织观念”。这开初使我觉得几乎不可思议，一个作协分会会员，又能有多少活动，权利，义务？然而，这是你的最后的“组织”了……它像一条联结着你与祖国的丝线。1984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家响起了敲门声。
一般客人是不会这么晚来造访的。我微感狐疑地去开门。
但我仍然不可能想象，甚至至今不能相信下面所记的。
是J，还有两个陪同者，后来才知道是她们厂的人事干部。三个忧心忡忡的紧张的面孔。
J面孔紧张地告诉我：他出了车祸。
我失去了第二信号系统的反射能力。我不明白，什么叫出——了——车——祸——了呢？
沉默。
J的面色使我启齿：他——没——了？
回答：当时就死了。撞他的是一辆巨型载重卡车。我见过那样的车，大如一座楼房。
J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掉一滴泪。五天前我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一是说他迁移了新址，让我以后再写信寄给一个他的美国朋友，由美国朋友再转给他。我猜测，我与他的通信使Z闹起来了，他不得不变换地址和收信人，背着Z通信。他的信上还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不签字同意与他离婚，他将通过美国法律自行解决。J发着抖，由于气愤还是由于痛苦？
J说，你就是在她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的那一天被汽车轧死的。我的心怦怦跳击起来。
J说，据悉你是在波士顿至费城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的。你开着快车，在和Z相会之后。
那是一条明光闪闪的公路，公路两边有巨大的广告牌，有麦克唐纳快餐店，有大片的休耕的绿草地，有小巧玲珑的兼卖饮料和小食品的汽车加油站，修理站。有一个美国人说，当“阿波罗”号登上月球后，从月亮上看地球，能看到的地球人的建筑便包括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美国的这一条联结东海岸几大城市的公路。
我知道，你不久就学会了开快车。1982年，是你送我上的波士顿机场。你开车的速度之快甚至使招待我的久居美国自己经常开车的女主人惊异。就像你穿着短裤上下楼梯的时候迅跑。你开车的样子洋洋自得。
J说，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他对我太狠了，他报应了。
“报应”是人间最残酷、也许是最公正的一个字眼。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你开的小车被一辆重型卡车撞翻时的情景。我似乎听到了你脑浆崩裂时发出的爆炸式的响声。车翻滚着起了火。
在这一瞬间我不知道你是死于非命还是死得其所，你是在与Z幸福温存以后急于赶回费城做事吗？你又沉浸在新的梦想，新的苦恼里了吗？是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与生活方式的分裂终于使你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了么？一位来自台湾、定居美国的著名诗人告诉我，他留在美国，没有回台湾，也许只是因为留恋美国大陆的平坦阔长的高速公路，以及只有在这样的公路上才能有的高速开车。以你的性格，你会选择怎样的死呢？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你总算不可能夺去J的最后的栖身的小岛了。孩子不会被你弄到美国。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高高的乌拉山”，我们的可敬的高能物理学家。他每年都几次出访西欧。是命运吗？
我想到了一切。我更想到了这一切的想已经毫无意义。
管理有序的高速公路。蓝底白字的指路牌。鱼贯飞驰的车龙。撞击。翻倾。死。一切本来就这么简单。
我干练地转而与J讨论她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抚恤或者赔偿。虽然我心乱如麻，心跳过速。这是你对于J的最后的奉献。而Z却不可能得到什么，法律——中国的和美国的——站在J这一边。我不能不为Z感到恐惧和渺茫。忽然，Z比J的下场还要惨。
我与J的讨论冷静而且干练，倒像我是法律顾问处的收费顾问人员。倒像我的心硬过石头。
然后我给L打了电话。我们说，是报应了。
是谁报应了？怎么报应了？为何报应了呢？
我给一位与你相熟的美国友人写了信，想多知道一些你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详情，甚至写信的时候我都怀着一种怀疑的心情。难道这能够是真实的么？这多么像一个人为的、才力不逮的、拙劣的、匆匆做出的小说结尾啊！
很快收到了美国朋友的回信，回信说：在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将近五万，人们对于车祸并不认为有多么异常……回信又说：我们在××教堂举行了葬礼。大学副校长参加了葬礼。许多朋友在葬礼上发言，称颂你的热情、真诚、谦逊、勤勉，都认为你是近年从中国大陆来美的最好的学人之一……葬礼的盛大是空前的。你并没有给新从大陆来到新大陆的人丢脸。
回信还对J获取补偿的可能做了相当悲观的估计。
这就是完结？时间不再存在，一万年以前与一万年以后，一秒钟以前与一秒钟以后，对于你来说，都是永恒的平静与安谧。空间也不复存在，这个星球与那个星球，这个大陆与那个大陆，都是同样的大，同样的小，同样的远，同样的亲近。
中国！中国！中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