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严一行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办公楼。他带着一点鼻音，告诉秘书：“小李，你回去吧。”
“晚上七点的常委会……”
“记得的。没你的事了，走吧。”小李新婚，尽量把晚上的时间空给他。
但是李秘书犹犹豫豫，严一行发现了，问道：“还有事么？”
“不……没有……”
小李的支吾更引起了注意，“有话就说！是不是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你们的房子……”
“不是！”小李连忙否认0
“还是对我有意见？坐下谈。希望你能常常说一些我不太爱听的话。”严一行把小李让到沙发上，给他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
小李知道，直言不讳，这是书记对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他说：“有个情况，曾梦云交代了十年前向他提供陈书记的行踪的人。”
“谁？”严一行浓眉下的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光芒。
“是……”小李打了一下磕，“蛋蛋。”
“嗯？”严一行一下子僵在了那里。一阵寒风，吹入了他的温暖的胸膛。他听到了自己的不规则的心跳。
“……也可能是曾梦云的捏造……”
“让我再了解一下。”严一行恢复了常态。
小李走了。警卫员送来了晚饭，是他喜爱的韭菜合子。
轻快的脚步。门响了，他抬起头。正是蛋蛋，满面红光，眼睛秀气而又明亮，个子比父亲高出半头，肩膀宽宽。看到爸爸那疑惑的神情，他说：“我明早就回厂。妈说你晚上不一定回，我跑来给你报喜……”蛋蛋（二十五岁了，家人仍然叫他的小名）抻了一下，为了加强效果。他拉开吊灯，给自己沏了茶，等待着父亲的抚爱的催问。见父亲不言语，他便自己说：“车间支部通过我……”他等待着祝贺。
但是严一行的目光是冷淡的。蛋蛋误会了，他说：“爸爸，你放心。按你的话，进厂三年，我从来没讲过。只是填表以后，他们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我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来争取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
还是没话。蛋蛋不自在起来，他低下头，看见合子，“您还没吃饭……”
“我们一块吃吧。”严一行的嘴角上露出勉强的笑容，“蛋蛋，告诉我，在十年前你陈伯伯被绑架这件事上，你做了些什么？”
“我？和我有什么关系？”蛋蛋的表情健康、开朗，还有几分天真。一瞬间，巨大的希望映亮了严一行的脸孔，他的心也差不多落到了实处。但还是要追根究底。“那么，不是你向曾梦云提供了陈伯伯的行踪？”
儿子的脸色变了。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睛睁大了，呆滞了，他叫了起来：“不是我，爸爸，您别相信，不是我！”
儿子的激动清楚无误地证明了：是他。
“你应该忠诚老实。”严一行说。与其说他的口气严厉，不如说是慈祥的。
蛋蛋结结巴巴地说：“十年前，我才十五岁！”
“陈伯伯入党的时候十五岁。他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宁死也不把领导人的地址说出来。”
“可那是日寇，而我面对的是当时唯一的左派领导……”
“那个卖身投靠、手上沾满同志的鲜血的野心家，是哪一家子的左派！”严一行威严而又憎恶地说，“陈书记住院是总理批准的，鉴于当时的情况，他住在野战医院，是保密的。然而，曾梦云从你嘴里掏出了情报，唆使那个搞阶级报复的亡命徒，绑架了老陈，他们用那种令人发指的手段……”他说不下去了。甚至在追悼会上，他也没有让自己去回忆这些具体情节。
沉默。挂钟的声音紧张而又嘈杂。
“你害了陈书记，你害了自幼抱着你的陈伯伯。”严一行沉重他说。
“当时曾梦云是坐在这里找我谈话的，说是两条道路由我挑……”
“于是你挑选了哪条道路呢？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这不是叛卖又是什么？”
父亲的话像利刃，蛋蛋蜷缩了，簌簌地发抖。“但是，您应该公正些，”儿子没有信心地抗议着，“那时，我是多么诚实，多么轻信啊，我相信名义、旗号和言辞，胜过了相信自己。我真地以为你们都是黑的。我十五年来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黑的，我是狗崽子。”蛋蛋厌恶地打了一个寒战，“最初，陈伯母让我给陈伯伯送过一次衣服，不知道曾梦云怎么知道了，可我没想到他们会下毒手……”
“现在呢？直到刚才你还隐瞒着……”
“我……”蛋蛋语塞了，“我能负什么责任呢？承认我是叛徒、告密者？那我一辈子就完了。我一直安慰自己，说不定亡命徒是从另外的渠道弄到了陈伯伯的住处。爸爸，为什么您不早不晚，偏在我入党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在关系我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
蛋蛋的话使严一行的心揪在了一块儿。“难道除了你的前途，你的名声、称号之外，再没有值得你考虑，值得你心疼的更宝贵的东西了么？”
“什么宝贵的？”儿子茫然了“譬如说，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
蛋蛋听错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别的主意，也没有什么旁人给我出过坏主意。”
“我说的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严一行爆发了，他砰地拍响了桌子，茶水溅到了手背上，“连这都不懂，你入个什么党！”他大喝道。
二十五年了，蛋蛋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脾气，他吓呆了。
电话铃响。传来了秘书长的声音：“老严吗？常委已经到齐了。你那里有什么事情吗？”声调里流露着对这位恪守时刻的书记未能按时到会的惊奇。
“啊，对不起，我请三分钟假。”放下电话，他看也不看地向儿子挥挥手。
蛋蛋脸色蜡黄，双眼眍着。他悄悄地退到了门旁。他看到了父亲斑白的头发。他垂下头，小心翼翼地说：“回厂子，我就给党委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您别生气……”
严一行抬起头，他看见了低垂着头的儿子额角上的伤疤。那是孩子读初中时英勇救人留下的光荣印记。
“回家去吧。”他点点头。
儿子走了，严一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这是今天第二次动感情了。头一次是在致悼词的时候，那时的眼泪里，有对老陈的沉痛的怀念，更多的却是欣慰与感激之情。死者的冤案已经昭雪，追悼会的消息明天见报。老陈的家属已经得到了温暖的关怀和妥善的照顾。曾梦云已经陷入人民的怒涛。阶级敌人已经依法逮捕。正气已经伸张，战友当能瞑目。这一切，怎能不让人想在毛主席像前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呢？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是不是他对儿子太粗暴了？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年轻的、要求上进的工人吗？难道只因为他年幼无知的时候曾经被骗、被逼得走投无路？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谴责蛋蛋，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来为他辩护。他是有罪的？无辜的？轻信（马克思认为可以原谅的）抑或是奴颜婢膝（马克思认为不能原谅的）？可爱的？可悲的？可恼的？可恶的？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要帮助他找回那颗火热的、跳动的心，并且把它铸炼得成熟坚强，使它经得起十二级风和九级浪。要使割除了毒瘤的伟大的躯体成长茁壮、抗毒免疫。要清理废墟，建设起最新最美、防洪防震的社会主义大厦。这，不正是他——市委书记和父亲的责任吗？
他胸膛里像着了火。他的心脏像一面疾敲着的鼓。他命令自己平静下来。站在窗前，看了看灯火辉煌、生气勃勃的城市。他理了理头发和衣服，又遵从医嘱吃了一片“利血平”。他呼唤自己的心脏：“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
他迈着沉着的步子，向会议室走去。
1978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