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生龙活虎、绚烂多彩的时期过去以后，接下来过的是一段灰色的日子。事情就发生在这段日子里。长长的几个星期境况消沉，几个沉闷的、没有礼拜天和假日的星期，处在贫乏的场景中、封闭的天空下。父亲当时不再同我们待在一起。楼上的那些房间已经拾掇干净，出租给一个女电话接线员。那个鸟的庄园里，只留下了一个标本，那只剥制的秃鹫眼下站在起居室里的一个架子上。它站在从拉开的窗帘外透进来的阴凉的微光中，像它生前站的那样，一只脚蜷起，姿态像位佛门的圣者；它那张干瘪、沉痛的苦行僧的脸上凝固冷漠和克制的表情。它的眼睛已经脱落，木屑从被水冲坏、泪痕斑斑的眼袋里撒出来。只有它的有力的嘴上那些淡蓝色的、角质的突出的小块和光秃秃的脖子使它的年老的脑袋具有庄严的僧侣的神态。
它的羽毛有许多地方被蛀虫吃掉了；柔软的灰色细毛不断脱落；阿德拉每星期打扫一回，把那些细毛和房间里来源不明的灰尘一起扫去。从它身上一块块光秃秃的地方，人可以看到一簇簇大麻纤维在从厚帆布袋下面钻出来。
我对我母亲有一种暗藏着的憎恨，因为她对父亲的去世那么轻易地就心情平静了。我想她从来没有爱过他。父亲既然从来没有在任何女人的心中扎下根，他就不可能同任何现实打成一片，所以他不得不永远漂浮在生活的边缘，在半现实的领域中，在存在的边际。他甚至没法获得一个诚实的平民的死亡；关于他的一切事情总是古怪和可疑的。我打定主意要在适当的时刻逼我的母亲进行一场坦率的交谈。那一天（那是一个沉闷的冬日，从一大早起，光线就是暗淡和迷漫的），母亲在发周期性偏头痛，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父亲去世后，在阿德拉用蜡和上光剂的维持下，那间很少有人来的、充满节日气氛的房间里，整洁得无可挑剔。张张椅子上都有椅背套，一切物件都服从阿德拉给它们的铁的纪律。只有一束孔雀羽毛立在五斗柜上的一个花瓶内，不服从管辖。那些羽毛是危险而轻佻的分子，隐藏着叛逆性，像一班顽皮的女学生，外表文静和安详，但是只要一不被监视，就调皮捣蛋个没完。那些羽毛上的眼总是盯着看；它们在墙上制造窟窿，眨眼，哆嗦着眼睫毛，互相微笑，咯咯地笑，充满欢乐。它们使房间里充满轻声轻气和叽叽喳喳的谈话；它们像蝴蝶似的散落在枝形灯上；像五光十色的一伙，它们紧紧地贴在表面没有亮光的旧镜子上，那些镜子却不习惯这样的活跃和欢快；它们从钥匙孔中张望外面。甚至我母亲在场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头上围着绑带——它们也没法克制自己；它们做手势，用充满秘密的意义的聋哑语互相交谈。我对它们在我背后策划的揶揄的阴谋感到恼火。我把两个膝盖紧紧地贴在母亲躺的沙发上，用两个手指头心不在焉地抚摸她在家里穿的便服的柔软料子，轻轻地问：“我早就想问你：那是他吗，是不是？”
尽管我尽量不把眼光望着那只秃鹫，母亲还是马上猜到了，显得神情尴尬，垂下眼光。我让这种默不做声的局面拖了好久，为了欣赏她的局促不安的神情，接着我控制着在冒起来的怒火，很平静地问：“那么，你传播的那一切关于爸爸的故事和谎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的面貌起先惊慌得变了形，接着又安详自若了。
“什么谎话？”她问，眨巴着她那双空洞的眼睛，眼睛里充满天空的蔚蓝色，没有一点白色0
“我都是从阿德拉那儿听来的，”我说，“可是我知道那些话都是你传出去的，我要知道事实真相。”
她的嘴唇微微哆嗦着，她避开看我的眼睛，她的眼珠子转到眼角上去了。
“我没有说过谎，”她说，她的嘴唇嘟起来了，但是同时变小了。我感到她在变得腼腆，好像一个女人同陌生的男人在一起那样，“我说的那些关于蟑螂的话都是真话，你自己一定记得……”
我感到困窘了。我确实记得那次蟑螂的入侵，黑沉沉的一群充满在夜晚的黑暗里，像蜘蛛似的奔跑着。地板上的一切缝隙里都充斥着移动的沙沙声，每道裂缝里都突然钻出蟑螂来；从每个裂口里都会射出一道摇摇晃晃的、黑色的、锯齿形的闪电。啊，简直惊慌得要发疯啦，踩到了地板上的一溜儿闪闪发亮的黑东西！啊，我父亲发出的那些恐怖的尖叫，他拿着一支标枪，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张椅子上！
我父亲既不肯吃，又不肯喝任何东西；脸上出现发烧的红晕；他的嘴旁总是挂着表示厌恶的龇牙咧嘴的表情；他已经完全疯了。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样强烈的憎恨。极度的厌恶使他的脸变成一个僵化了的、表情悲惨的面具；面具上的眼珠子隐藏在下眼睑后面，带着永远怀疑的狂热，像弓那样紧绷着，埋伏着等待。他会突然发出一声发疯似的尖叫，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盲目地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去，用标枪刺下去，然后举起标枪，枪上已经钉着一只巨大的蟑螂，它在拼命地扭动它那些复杂的腿。接着，阿德拉就会来搭救；她从吓得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父亲手里接过那支钉着战利品的标枪，把蟑螂撂进一个桶。不过，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说不上这些场面是通过阿德拉的故事灌输在我的心中的呢，还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的父亲当时已经丧失抵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保护健康的人们不被憎恨所迷惑。我父亲被疯狂所摆布，一点也不同这种迷惑的巨大的吸引力对抗，反而完全向它屈服。致命的结果很快就来了。不久，出现了最初的怀疑的症状，使我们的心中充满害怕和悲伤。父亲的行为变了。他的疯狂，他的兴奋的欣快消失了。在他的姿态和表情中，开始显出一些心里有鬼的迹象。他采取种种办法避开我们。他一连几天躲在角落里、衣柜里、鸭绒被下面。我有时候看到他忧郁地看着自己的手，查看皮肤和指甲上开始出现一个个黑点，那些黑点好像蟑螂的鳞片。
白天，他还能用体内剩下的一些力量来抵制，同他的着迷作斗争；但是夜晚，他完全被控制住了。有一回，我在深夜里看到一支摆在地板上的蜡烛的亮光笼罩着他。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地板上，身上都是一个个图腾的黑点，他的一条条肋骨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可以看到他的皮肤底下的骨骼结构；他脸向下躺着，被着迷的憎恨所控制；这种着迷把他拉入思路错综复杂的深渊。他用有许多腿的、复杂的动作爬动，那是一种古怪的程式，我恐怖地从其中认出那是模仿蟑螂的正式的爬行。
从那天起，我们断定父亲无可救药了。他同蟑螂的相似一天比一天显著——他正在变成一只蟑螂。
我们对这变得习惯了。我们越来越少地看到他，他会一连失踪几个礼拜，去过蟑螂的生活。我们不再认识他；他完全同那种黑黢黢的、怪模怪样的玩意儿打成一片。谁说得上他到底继续生活在地板的一个裂缝里呢，还是他夜夜在各个房间里乱跑，全心全意地干着蟑螂干的事情；要不，阿德拉天天早晨发现一些死虫，它们向天躺着，腿伸向空中；她把它们扫进畚箕，然后厌恶地烧掉，他是不是可能是其中的一只呢？
“不过，”我尴尬地说，“我肯定那只秃鹫是他。”
我母亲的眼光从眼睫毛底下透出来看着我。
“别折磨我，宝贝儿。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父亲出门去了，去周游全世界了；他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商业推销员。你也知道，他有时候夜里回来，在天亮以前又走掉。”
摘自《外国文艺》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