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在这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了研究纯粹状态下的情况，这个假定是必要的。不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原料价格的波动而收缩或膨胀，以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可能增加或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在这里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如果机器的改良和原料价格的变动同时影响到一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影响到工资的水平，那末，只要把1. 不变资本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和2. 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综合在一起，结论就自然可以得出。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里也和以前一样，必须指出：如果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或由于原料价格的波动而出现了变化，那末这些变化即使完全不影响工资，因而完全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也总会影响利润率。这些变化会改变m‘v/C中C的大小，从而改变整个分数的值。因此，在这里，和考察剩余价值时看到的情形不同，这些变化发生在哪些生产部门，这些变化所影响的产业部门是否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这种生活资料生产上所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奢侈品生产发生变化的场合，而这里所说的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
在这里，原料也包括辅助材料，如蓝靛、煤炭、煤气等等。其次，如果机器也被列入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料是由铁、木材、皮革等等构成的。因此，机器本身的价格也会由于制造机器所用的原料的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机器的原料或机器运转时消费的辅助材料发生价格波动，从而引起机器价格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地下降。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我们在下面研究原料的价格波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制造作为劳动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机器所用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使用时所用的辅助材料，而只是指加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原料。在这里，只有一点必须指出：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并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
因为利润率是m/C或＝m/(c+v)，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d，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d)或 m/(c-d+v)；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d)或m/(c+d+v)，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由于人们对利润率的性质和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的独特区别一直理解得很不完全，因此，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由实际经验得出的、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显著影响，而在理论上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托伦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象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一般原理，而不承认比如说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
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 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一样，是英国自由 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
我们可以拿面粉在棉纺织业上的使用为例，来说明一种并非真正的原料，而是一种辅助材料但同时又是主要食物的价格降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837年，罗·海·格莱格已经计算过，当时大不列颠棉织业使用的100000台动力织机和250000台手工织机，每年浆纱消费的面粉达4100万磅。此外，。漂白等工序所用的面粉，又等于这个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样消费掉的面粉的总价值，按照他的计算，在最近十年内，每年等于342000镑。和大陆 上的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谷物关税迫使工厂主多付出的价钱，仅面粉一项，每年就有170000镑。根据格莱格估计，1837年这样多支付的价钱至少有200000镑。他还说到一家公司，每年为面粉多付的价钱就有1000镑。因此，“大工厂主、精打细算的实业家都说，谷物关税一旦废除，每天劳动10小时就足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98页)
谷物关税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关税也废除了。但是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工厂主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劲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了。此后不久，当十小时工厂劳动终于定为法律时，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企图普遍降低工资。
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全部一次加入由于它们被消耗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而固定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只是按其损耗的程度，因而只是逐渐加入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利润率是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总额决定(不管其中有多少已被消费都一样)，但是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很清楚，市场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单个商品的价格，并和这个价格的涨落成反比，——虽然我们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因此，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成品价格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提高，也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因此，同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情况相比，利润率在前一场合会下降得更低，在后一场合上升得更高。
其次，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仍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对使用原料的产业部门来说，也就是对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不断增加。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由于这种下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销。
其次，因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每次出售是否都为这个准备金提供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假定全年的出售能够为这个准备金提供相当于一年的份额，——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如果出售商品所得的价格不够补偿商品的一切要素，或者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以致只有一部分机器能够工作，或者全部机器都不能按通常规定的全部时间工作，那末，原料价格的提高就会缩小或是阻碍全部再生产过程。
最后，废料所引起的费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界限。1850年《工厂视察员报告》就已经说到：
“由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一个根源，即废料造成的损失，除了实际经营纺纱业的人以外，谁都不加以注意。有人告诉我说，棉花涨价时，纺纱业者增加的费用，特别是生产次等纱增加的费用，比因涨价而多付出的费用还要多。纺粗纱时产生的废棉达到15％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百分率，在棉花每磅值3 1/2便士时，每磅的损失是1/2便士，当棉花的价格上涨到每磅7便士时，每磅的损失就增加到1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17页)
但是，当美国南北战争使棉花的价格上涨到近一百年来闻所未闻的高度时，报告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废棉的价格和废棉在工厂里作为原料的重新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的损失。这个差额大约是12 1/2%。印棉加工时的损失为25％，因此，纺纱业者在这种棉花上付出的费用比他所付出的价格实际上还要多四分之一。当美棉每磅值5便士或6便士时，废棉造成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每磅的损失不会超过3/4便士；但是，现在棉花每磅值2先令，由废棉造成的损失每磅已达6便士，这种损失就非常严重了。”【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有错误。废棉造成的损失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这个损失就印棉来说固然是25％，但这里说的是美棉，其损失只有12 1/2％到15％，这个百分率在前面美棉价格为5便士到6便士时已经准确计算出来了。不过，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几年，输入欧洲的美棉的废棉所占的百分率，也往往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弗·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6页)
II. 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只好由我们来续。尽管如此，标题中提到的几种现象，还是可以在这里概括地考察一下。首先，它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次，它们同利润率和利润量有联系。它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量(它实际上和剩余价值量是同一个东西)的增减都是不以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的运动为转移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简略的考察。
能否一方面把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另一方面把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当作不同的现象来考察呢？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共同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如果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就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虽然生产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但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可以自由 支配，成为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假定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x，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作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被当作不变资本来考察的有：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通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币(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撇开全部固定资本不说，只考察由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正在制造的商品和已经制成并投入市场的商品所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如果原料例如棉花的价格提高了，用比较便宜的棉花制成的棉制品——半成品(如棉纱)和成品(如棉布等等)——的价格也会提高；同样，尚未加工的库存棉花和正在加工的棉花的价值也会提高。由于反作用，这种棉花现在代表着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加在有它作为组成部分的产品上的价值，超过它本身原有的价值，也超过资本家为它支付的价值。
因此，如果在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已有大量现成的商品(不论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提高，现有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生产者手中储备的原料等等也是这样。这种增值，可以补偿单个资本家，甚至资本的整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原料价格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而遭受的损失，甚至补偿之后还有余。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研究竞争的影响，但是为了完整起见，可以指出：1．如果库存的储备原料相当多，就会对原料产地发生的价格提高起相反的作用；2．如果市场上现有的半成品或成品严重积压，就会阻碍这些成品和半成品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原料价格的比例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降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会使利润率提高。但市场上现有的商品、正在制造的物品和储备的原料都会贬值，从而对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起相反的作用。
当营业年度即将告终，原料必须重新得到大量供应的时候，就农产品来说，也就是在收获之后，生产领域和市场上的储备越少，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但是，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是这种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为利润率等于产品价值的余额和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所以，由预付资本贬值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是和资本价值的损失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增加结合在一起。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末，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作用，那时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因而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在拜比吉那里找到。资本家的惯用伎俩——降低工资——在这种场合也会施展出来，所以这种不断贬值的作用，是和凯里先生的和谐一致的头脑中梦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当机器、建筑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等等迅速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所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所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因之一。这第二个所有者因为用便宜的价钱把企业买过来，这是资产重组热的原因。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
在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那些会提高或降低产品价格的原因，也会提高或降低资本的价值，因为资本本身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谷物、牲畜等这类产品构成的。(李嘉图)
现在还需要谈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末，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末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牺牲有酬劳动部分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发挥作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 支配，因而可以当作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例如，我们假定每周雇用500工人原来需要500镑，现在只需要400镑。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价值量都＝1000镑，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每周的剩余价值量就＝500镑，剩余价值率500/500＝100%，但是，在工资降低之后，剩余价值量为1000镑-400镑=600镑，剩余价值率600/400＝150%。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对于一个用400镑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在同一生产部门开办新企业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结果。但是对一个已经经营的企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贬值，不仅剩余价值量由500镑提高到600镑，剩余价值率由100%提高到150％；而且还会有100镑可变资本游离出来，可以再用来对劳动进行剥削。因此，不仅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剥削同量劳动，而且由于有100镑游离出来，同一个500镑可变资本可以比以前按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剥削更多的工人。
现在，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雇用的工人是500，原来的产品分配比例是：400v+600m＝1000，因而剩余价值率＝150%。工人每周所得为4/5镑＝16先令。如果由于可变资本的增值，现在500工人每周要花费500镑，那末每个工人的周工资就＝1镑，而400镑就只能雇用400工人。因此，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多，我们就会得到500v+500m＝1000；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50%降低到100％，即降低1/3。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唯一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例如，假定c＝2000，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400v+600m＝3000。m’＝150%；p‘＝600/2400＝25%。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500v+500m＝3000，m’＝100%；p‘＝500/2500＝20%。反之，对于已经投入的资本来说，就会产生双重结果。用400镑可变资本，现在只能雇用400工人，而且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它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只有400镑。其次，因为价值2000镑的不变资本要有500工人来推动，所以400工人只能推动价值1600镑的不变资本。因此，要使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不让1/5的机器停下来，那就必须增加100镑可变资本才能和从前一样雇用500工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原来可供支配的资本束缚起来。这就是说，本应用来扩大生产的一部分积累，现在只好用来填补亏空，或者，原定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那个部分必须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结果，可变资本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0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减少了100傍。为了雇用同等数目的工人，需要有更多的资本，而每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减少了。
由可变资本的游离产生的利益和由可变资本的束缚造成的损失，只有对已经投入的、因而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利益和损失这两方面，只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利润率的相应的、但决不是按比例的变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末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末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末，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末，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除外)。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末，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只要机器一般还能工作，必须用来补偿机器磨损的那部分价格，不妨说是在观念上加以计算的；这部分价格，不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是在资本周转时间的哪一个阶段上得到支付，即用货币来补偿，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末，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0，如此等等。这就是原料价格波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频繁，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价格变动，特别是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由于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原料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原料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原料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又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突然跌落下来，那末，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跌落，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统计表看出，近三十年来(到1865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例如，1848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象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 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超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弗·恩·】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好年成代替坏年成，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着持久的、不断增加的和经常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撇开不说)。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可以根据1861—1865年的棉荒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其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子加以说明。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提到的从英国工厂报告中摘录下来的那些例证：
“营业情况好些了；但是随着机器的增加，旺季和淡季的周期缩短了。这样一来，对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营业状况的波动也更为频繁了。……目前，在1857年恐慌之后，不仅信任恢复了，而且恐慌本身看来也几乎完全被人忘记了。这种好转是否能持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原料的价格。据我看来，已经有若干迹象，表明在某些场合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制造业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直至最后完全不再提供利润；例如，我们考察一下精梳毛纺织业利润较厚的年度1849年和1850年，就会看到，英国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3便士，澳大利亚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4到17便士，1841—1850年的十年间，英国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4便士以上，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7便士以上。但是在不幸的1857年年初，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已经涨到每磅23便士；同年12月，在恐慌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跌到18便士；但是在1858年又涨到现在的价格21便士。同样，英国出产的羊毛的价格在1857年年初为20便土，4月和9月涨到21便士，1858年1月跌到14便士，此后又能到17便士，因此，它比上面提到的那十年的平均价格每磅贵3便士……据我看来，这表明：或者近似的价格引起的1857年的破产已被人们忘记；或者出产的羊毛刚好够现有的纱锭消耗；或者毛织品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看到，纱锭和织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运转速度上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我国羊毛对法国的输出也几乎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了，然而国内外饲养的羊的平均年龄却越来越短；因为人口在迅速增加，畜牧业者希望尽快把他们的家畜变成货币。因此，我常常感到忧虑的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把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资本投入这样一些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成败取决于那种只有按照一定的有机界规律才能增加的产品的供给……一切原料的供求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棉纺织业方面的许多变动，以及1857年秋季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和跟着发生的商业危机。”【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象贝克先生那样，用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价格不平衡来说明1857年的毛纺织业危机。这种不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征兆，而危机却是普遍的。——弗·恩·】(罗·贝克《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第56—61页)
约克郡西莱丁区精梳毛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是1849—1856年。那里，该行业雇用的工人，1838年为29246人；1843年为37000人；1845年为48097人；1850年为74891人。这个区使用的机械织机，1838年为2768台；1841年为11458台；1843年为16870台；1845年为19121台；1850年为29539台。(《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60页)精梳毛纺织业的这种繁荣，在1850年10月，已开始出现凶兆。副视察员贝克在1851年4月的报告中，在谈到里子和布莱得弗德的情况时说：
“近来营业状况很糟糕。精梳毛纺业主正迅速失去1850年的利润，大多数织布业主的情况也不太妙。我相信，目前停工的毛纺织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亚麻纺绩业主也在解雇工人，让机器停下来。纺织工业的周期现在实际上很不稳定；我想，我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纱锭的生产能力、原料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之间没有保持比例。”(第52页)
棉纺织业的情形也是这样。刚刚引用的1858年10月的报告中说：
“自从工厂的劳动时间固定以来，一切纺织业的原料消费量、生产量、工资量，已经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比例计算法……我引用布莱克本市现任市长培恩斯先生最近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其精确地提出了该地区的工业统计材料：
‘一实际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纱锭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环锭精纺纱锭，或推动15台幅宽40吋的织布机以及卷绕、整经和刷浆的机器。一马力在纺纱时需要2 1/2个工人，在织布时需要10个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周10 1/2先令多一点……加工出来的平均支数，经纱为30—32支，纬纱为34—36支；假定每周每个纱锭产纱13盎斯，那末每周总共是824700磅，消费棉花970000磅，或2300包，花费28300镑……我们这个地区(布莱克本周围五英里以内)每周消耗的棉花为1530000磅，或3650包，花费44625镑。这等于联合王国全部棉纺业的1/18，全部机械棉织业的1/6。’
因此，按照培恩斯先生的计算，联合王国棉纺业纱锭的总数为28800000个，要使这些纱锭充分开工，每年需要棉花1432080000磅。但是在1856年和1857年，棉花的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后只有1022576832磅；因此，必然会缺少409503168磅。培恩斯先生好意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我。他认为，根据布莱克本地区的消费量计算的棉花常年消费量是偏高的，因为不仅纺纱的支数有差别，而且机器也有优劣之分。他估计联合王国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量为10亿磅。但是，如果说他估计对了，确实有2250万磅的供给过剩，那末看来供求现在已经接近平衡了；这还没有把培恩斯先生所说的正在他自己的地区安装的、并且据此判断显然也会在其他地区安装的追加纱锭和织机考虑在内。”(第59、60、61页)
III. 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前史(1845—1860年)
1845年。棉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棉花价格很低。关于这一点，莱·霍纳曾经说过：
“最近八年，我没有看到过象去年夏秋两季那样活跃的营业时期。特别是棉纺业。整整半年，我每周都收到报告，说工厂有了新的投资：或者是建立了新的工厂，或者是一些闲着的工厂找到了新的承租人，或者是正在生产的工厂扩大了，安装了新式的马力更大的蒸汽机，增加了工作机的数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10月》第13页)
1846年，怨言开始出现了。
“很久以来，我就从棉纺织厂主那里听到了对营业不振的十分普遍的怨言……最近六周有些工厂开始缩短劳动时间，通常是每天劳动8小时而不是12小时；这种情况看来还在发展……棉花价格大大上涨……成品的价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棉花涨价以前低了。最近四年间棉纺织工厂大量增加，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上成品的供给也急剧增加；在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两个原因合起来必然引起利润下降；但它们实际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棉花的供给近来已经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成品的需求又减少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10页)
原料需求增加和市场商品充斥，二者自然是齐头并进的。——附带说一下，当时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停滞，并不限于棉纺织业区。布莱得弗德梳毛区的工厂1836年只有318家，1846年已有490家。这个数字远没有表示出生产的实际增加，因为原有的工厂同时也显著扩大了。亚麻纺绩业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切在最近十年都多少助长了市场商品过剩，现在的营业停滞大部分必须归咎于此……在工厂和机器如此急速增加之后，自然会出现营业不振的状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30页)
1847年。10月发生了货币危机。贴现率8%。在此以前，铁路投机和东印度公司证券投机已经失败。但是：
“贝克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详细材料，说明最近几年来，对棉花、羊毛、亚麻的需求由于有关工业的扩大而增加了。他认为，对这些原料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原料的供给远远低于平均数的时候，几乎足以说明这些生产部门现在的营业不振，而无须再提货币市场的紊乱了。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我从内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都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在贴现还容易按5％或更低的百分率进行时，这些生产部门的营业都已经十分不振。相反，生丝的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也公道，因此营业活跃到……最近两三个星期，这时，货币危机毫无疑问地不仅影响到丝织业主本身，而且还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要顾客，即时装制造业主。看一下官方发表的报告，就知道棉纺织业最近三年几乎增加了27％。结果，用整数来说，棉花由每磅4便士上涨到6便士，而棉纱由于供给增加，只略高于原价。毛纺织业1836年开始扩大；此后，它在约克郡增加了40％，在苏格兰增加得更多。精梳毛纺织业的增加更大。根据计算，它在同时期内增加了74％以上。因此，羊毛原料的消费很大。麻纺织业自1839年以来，在英格兰大约增加了25％，在苏格兰增加了22％；在爱尔兰大约增加了90％。由于这个缘故，同时亚麻又歉收，原料每吨上涨了10镑，但纱价却每绞下跌了6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47年10月》第30、31页)
1849年。自1848年最后几个月起，营业好转了。
“亚麻价格很低，几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有适当的利润。这就促使工厂主把营业继续进行下去。毛纺织厂主年初一度非常繁忙……但我担心，委托销售的毛纺织品往往代替实际的需求，虚假繁荣即充分就业的时期并不总是真正需求的时期。几个月来，精梳毛纺织业的状况特别好……在这个期间开始的时候，羊毛价格特别低；毛纺业主都是按照有利的价格买进的，而且买进的数量也确实很大。当羊毛在春季拍卖中涨价时，毛纺业主已经由此得到了利益，而且，因为对成品的需求很大、很迫切，所以他们又把这种利益保持住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页)
“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但是，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
1848年11月，1849年5月和夏季，直到10月，营业越来越兴旺。
“集中在布莱得弗德和哈里法克斯的以精梳毛纱为原料的行业，尤其如此；这个行业的扩展从来没有接近过现在的规模……在棉纺织业中，原料的投机和原料供给的不可靠所引起的紊乱和波动，早就比任何其他生产部门更大更经常。目前，这里正堆积着粗糙的棉织品的存货，这使小纺纱业主感到不安，并且已经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之中已有很多家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第64、65页)
1850年。4月。营业还很活跃。有一个例外是：
“棉纺织业中已有一部分由于粗纱和重磅棉织品的原料供给不足，大为萧条……有人担心，精梳毛纺织业由于最近增添了很多机器，会引起类似的反应。按照贝克先生的计算，单是1849年，这个生产部门的织机的产量，就增加了40％，纱锭产量增加了25％到30％。而且还在按相同的比例继续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54页)
1850年。10月。
“棉花价格继续……使这个工业部门的营业显著不振，对那些生产费用大部分由原料构成的商品来说，特别是这样。生丝价格的猛涨，也使这个工业的许多部门营业不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14页)
按照这里引用的爱尔兰皇家亚麻种植协会的报告，在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时，昂贵的亚麻价格，保证了第二年的亚麻生产显著增加。(第33页)
1853年。4月。大繁荣。
莱·霍纳说：“十七年来，我因职务关系，对郎卡郡工厂区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普遍繁荣的景象；一切部门都异常活跃。”(《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第19页)
1853年。10月。棉纺织业萧条。“生产过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第15页)
1854年。4月。
“毛纺织业虽然不活跃，但所有工厂都充分开工；棉纺织业也是这样。精梳毛纺织业在过去整整半年情况完全不正常……麻纺织业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影响，从俄国得到的亚麻和大麻供给减少了，因而遇到了困难。”(《工厂视察员报告。1854年[4月]》第37页)
1859年。
“苏格兰麻纺织业的营业状况依然不振……因为原料少而且贵。我们的主要供给来源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去年那里收成不好，这就给苏格兰地区的营业带来有害的影响；相反，在制造许多粗麻织物上逐渐代替亚麻的黄麻，价格既不特别贵，数量也不少……在丹第，约有一半的机器现在改纺黄麻。”(《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第19页)——“由于原料价格高，亚麻纺绩业还远远谈不上有利，当其他一切工厂充分开工时，我们却看到好些加工亚麻的机器停工的例子……黄麻纺绩业……情况比较令人满意，因为近来这种材料的价格已经跌落到更为适当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第20页)
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棉荒。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明显例子
1860年。4月。
“至于营业状况，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告诉各位，虽然原料价格高昂，但是除丝织业以外，一切纺织业最近半年情况一直很好……某些棉纺织业区已经登广告招收工人，并且从诺福克及其他农业郡把工人招来了……每个工业部门似乎都很缺乏原料……唯一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就是缺乏原料。在棉纺织业中，新建工厂的数目，现有工厂的扩建以及对工人的需求，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到处都在寻找原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第57页])
1860年。10月。
“棉、毛、亚麻纺织业区的营业状况良好；据说，爱尔兰的营业状况一年多来甚至非常好，如果原料价格不高，情况还会更好。亚麻纺绩业主似乎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修建铁路，来开发印度这个补充的原料产地，并使它的农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便最终……使亚麻的供给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第37页)
1861年。4月。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负担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1861年4月》第33页)
现在很清楚，1860年棉纺织业已经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以后几年还可以感觉到。
“1860年生产的过剩商品，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被世界市场吸收掉。”(《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27页)“1860年初棉纺织品在东亚市场上的不振状态，已经反过来对布莱克本的营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布莱克本平均有三万台机械织机几乎专门为这个市场生产棉织品。因此，在棉花封锁的影响可以感觉到以前好几个月，对劳动的需求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使许多工厂主幸运地避免了破产。只要仓库有存货，存货的价值就提高了。因此，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本来不可避免的可怕的贬值现象得到了避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lO月》第28、29、30页)
1861年。10月。
“若干时候以来，营业已经大为不振……很可能，许多工厂将在冬季几个月大大缩减劳动时间。诚然，这是预料得到的……完全撇开那些曾经中断我国通常的美棉进口和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原因不说，由于最近三年生产的急剧增加和印度、中国市场的紊乱，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劳动时间必然要缩减。”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第19页)
废棉。东印度棉(苏拉特棉)。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机器的改良。用淀粉和矿物代替棉花。淀粉浆纱对工人的影响。细纱纺纱业主。工厂主的欺诈
“有一个工厂主写信对我说：‘至于对每个纱锭的棉花消费量的估计，您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在棉花昂贵时，每一个生产普通棉纱(比如说40支以下，主要是12—32支)的纺纱业主都尽量纺细纱，就是说，原来纺12支的，改纺16支，原来纺16支的，改纺22支，等等；而用这种细纱织布的织布业主，会上很多的浆料，来使他的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匹5 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27页)
“还有人对我说，织布工人认为他们患病日益增多的现象，要归咎于浆料，这种用在东印度棉纺成的经纱上的浆料，不象从前那样完全是面粉做的。可是，这种面粉代用品据说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会显著地增加织物的重量，使15磅棉纱在织成布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63页。这种代用品，是一种名叫中国瓷土的滑石粉，或名叫法国滑石的石膏。)——“由于用面粉代用品浆纱，织布业者<这里指工人>的收入就大为减少了。这种浆料使棉纱重量增加，但也使它变得硬而脆。每一根经纱在织机中都要通过所谓的‘综框’，而综框内坚韧的综丝使经纱保持正确的位置；浆硬了的经纱会不断地把综丝拉断。每断一次，织布工人都要花五分钟时间去修理；现在，织布工人进行这种修理的次数，至少相当于以前的十倍；而织机在劳动时间内所织的布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同上，第42、43页)
“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莫斯莱、奥尔丹等地，劳动时间整整缩减了三分之一，而且每周还在继续缩减……在劳动时间缩减的同时，许多部门又降低了工资。”(第13页)
1861年初，郎卡郡某些地方的动力织机织工举行了罢工。有些工厂主宣布要降低工资5%—7.5%；工人坚持工资率要保持不变，但劳动时间可以缩减。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罢工就发生了。一个月后，工人不得不让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两个结果：
“除了工人最后同意降低工资以外，许多工厂现在还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23页)
1862年。4月。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工人的痛苦大大加深了；但在产业史上工人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沉默退让和这样的容忍克制，来忍受如此突然如此深重的痛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0页)——“目前完全失业的工人的比例数，看来并不比1848年大很多，那时笼罩着一种普通的恐慌，但是已经足以促使惶惶不安的工厂主去编辑一种类似现在每周发行的关于棉纺织业的统计资料……1848年5月，曼彻斯特全部棉纺织业工人中有15％失业，12％做短时工，70％以上做全日工。1862年5月28日，15％失业，35％做短时工，49％做全日工……在邻近地区，例如斯托克波尔特，半失业和全失业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充分就业的百分比更低”，因为那里纺的纱比曼彻斯特的更粗。(第16页)
1862年。10月。
“根据最近的一次官方统计[1861年]，联合王国有2887家棉纺织厂，其中有2109家在我的管区(郎卡郡和柴郡)。我知道，在我的管区内的2109家工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只雇用少数人的小厂。但当我发现这个数字是多么大时，我吃了一惊。392家即19％，使用的动力(蒸汽或水)在10马力以下；345家即16％，使用的动力在10到20马力之间；1372家使用的动力是20马力或更大一些……很大一部分小工厂主——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不久以前自己还是工人；这是一些对资本没有支配权的人……所以，主要负担落在其余三分之二的人身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8、19页)
根据同一报告，在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中，当时充分就业的有40146人，占11.3%；半就业的有134767人，占38%；失业的有179721人，占50.7%。如果在这里去掉有关曼彻斯特和波尔顿的统计数字(那里主要纺细纱，这种部门受棉荒的影响较小)，那末情况就更不妙，就是说，充分就业的占8.5％，半就业的占38%，失业的占53.5%。(第19、20页)
“加工好棉还是次棉，对工人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本年头几个月，工厂主使用了可以廉价买到手的一切棉花，企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工厂，这时，大量次棉进入了以前通常使用好棉的工厂；工人工资的差额很大，引起了多次罢工，因为现在按原来的计件工资，工人每天得到的工资已经不能勉强维持生活了……在某些场合，由于使用次棉，工资差额甚至在做全日工时，才达到总工资的一半。”(第27页)
1863年。4月。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中能充分就业的将只稍多于二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第14页)
“现在，各工厂都不得不使用东印度棉，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使机器的速率必须大大减低。最近几年曾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机器速率，以便同一台机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速率的减低既影响工厂主，也影响工人；因为多数工人都是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的：纺纱工人按纺成的棉纱的磅数领取报酬，织布工人按织成的棉布的匹数领取报酬；甚至对另外一些按周领取报酬的工人来说，工资也因生产减少而减少。根据我的调查……和我得到的有关今年棉纺织业工人工资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同1861年的工资水平相比，现在工资平均降低了20％，有些地方降低了50％。”(第13页)——“工资额取决于……加工材料的质量……就所得的工资数额来说，工人现在<1863年10月>的状况，已经比去年同时期好得多。机器已经改良，工人对原料的性质更了解了，工人对他们在最初不得不努力克服的困难，也已经比较容易对付了。学习 曲线。去年春天，我去过普雷斯顿的一个缝纫学校<为失业者设立的救济机关>；有两个少女前几天被送到一个织布厂去了，工厂主原答应她们每周可以挣4先令，但她们请求再回学校，并且抱怨说她们在织布厂每周挣不到1先令。我还接到了关于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的报告……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工人，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多么仁慈！>。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好些地方，自动走锭精纺机看管工的周工资是5—9先令，织布工人周工资是2—6先令……现在情形好多了，虽然大多数地区的工资还是减少了很多…除了印棉纤维较短，成分不纯，还有一些原因使工人的收入减少。例如，把大量废棉掺到印棉中去，现在已成惯例，这自然会给纺纱工人增加更多困难。因为纤维短，纱条从走锭精纺机牵伸出来并加拈成纱时容易断。走锭精纺机也不能那样正常地运转……一个织布女工也由于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纱线上，往往只能看管一台织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管两台以上……在许多场合，工人的工资减少了5％，7.5％或10％……在多数场合，工人都必须尽力对付原料，争取能按普通工资率得到报酬……织布工人有时还必须克服另一种困难，这就是要他用坏原料织出好布来。如果工作达不到要求，就要受到扣工资的处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41—43页)
甚至在做全日工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可怜。棉纺织业工人对任何一种公共工程，例如挖沟、修路、碎石、铺砌街道，无论哪里需要他们，都愿意干，为的是由此得到地方当局的救济(其实这是对工厂主的救济，见第l卷)。整个资产阶级的眼睛都盯着工人。如果对工人提出了微薄不堪的工资，而工人拒绝接受，救济委员会就把他的名字从救济名单上勾销。这是工厂主老爷们的黄金时代，因为工人要想不饿死，就只好按照对资产者最有利的任何价格去做工。而救济委员会总是充当工厂主的看门狗同时，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得到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
“在这一点上，救济委员会卡得很严。一旦给了工人工作，他们的名字就立即从救济名单上勾销，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徒有其名，而工作却异常艰苦。”(同上，第97页。)
工人愿意从事任何一种根据公共工程法令安排的劳动。
“组织劳动就业的原则，各个城市极不相同。但是，即使在户外劳动不是绝对当作试工的地方，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要么只有普通的救济费那样多，要么多一点也有限，结果这种劳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试工。”(第69页)“1863年的公共工程法令试图消除这个弊病，使工人能够作为不依赖别人的短工取得日工资。这项法律有三重目的：1．使地方当局＜在取得中央济贫局局长的同意后＞能够从国库贷款委员会得到贷款；2．使各棉纺织工业区的城市的改善比较容易进行；3．使失业工人获得工作和适当的报酬。”
到1863年10月底为止，按这项法律批准的贷款，已达883700镑。(第70页)实施的工程，主要是挖下水道，修筑道路，铺砌街道，修建自来水厂的蓄水池等等。
布莱克本委员会主席汉德逊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在目前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中，再没有比本区失业工人乐于接受布莱克本市政当局按公共工程法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这件事，更使我感动和高兴的了。那些从前在工厂充当熟练工人的纺纱工人，现在是在14呎或18呎深的地方充当挖排水沟的短工，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更为鲜明的对比了。”
(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4—12先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 ，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挖掘很深的泥泞的粘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14呎、16呎、有时20呎深的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10—12吋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91、92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69页)
1864年。4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厂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 1/2便士；B，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 1/2天，得6先令；C，织布工人，全家四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D，粗纺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E，织布工人，全家七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柿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还是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