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餐厅
这是一幢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房间。房子盖的时候，造价不贵，那时的豪商巨贾就把房子建得高大气派。钱赚得容易，日子也过得很奢侈。挣一份家产并不难，在人到中年之前，他就能回英国，后半辈子在萨里郡的一幢漂亮房子里照常过得有声有色。确实，在中国，这儿的居民不太友善，也总有可能闹点骚乱弄得他远走高飞，但这只是给滋润的生活加些作料；而真有什么致命危险，那完全可以断定，会有一艘炮艇及时赶到提供保护或避难。侨民主要通过婚姻进行广泛的联合，他们爱好交际，彼此热情款待。他们举办盛大宴会，一起跳舞，玩玩纸牌。工作不很紧张，时常花几天时间去内地打野鸭。夏天的确很热，几年后一个人就懂得随遇而安了，但一年的其他日子则温暖如春，天蓝蓝的，空气中有股香味，生活非常美好。人的行为当然有其自由，如果他与一个眼睛明亮、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孩一起生活，只要不引起女士们的注意而干预的话，就没人会被怪罪。当他结了婚，就花一笔钱打发她走，要是有孩子，就送他们去上海一所欧亚混血儿学校。
但这种惬意的生活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港口靠出口茶叶一度繁荣，茶叶口味从中国转向锡兰[1]便毁了它的经济。三十年来，港口渐渐地没了生气。在此以前，领事有两位副领事帮助他工作，如今，他自己就能轻松地处理公务。他一般安排在下午打一局高尔夫球，再抽空玩一轮桥牌。往昔的繁华不复存在，那些大商行也多半人去楼空。茶叶商人，即使有留下来的，也纷纷转行做各种副业以维持生计。但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于起死回生。港口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已老去。这儿不再适合一个年轻人了。
在我坐着的这个房间里，我似乎在阅读过去的历史和我在等着的这个人的历史。这是星期天的上午，我坐了两天海轮到这儿时，他正在教堂。我试着从这个房间来勾勒一幅他的肖像。房间散发出某种伤感。它有着过去一代人的华丽，但这是一种衰败的华丽，它的整洁，我不知道为什么，似乎透出了一种羞答答的贫困。地板上是一大块土耳其地毯，七十年代它必定值一大笔钱，但眼下它的绒毛都快磨光了。那张红木八仙桌，人们在那儿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和美酒佳酿啊，它被擦得光亮，能照出人的脸来；它让人想起这个港口：古老而俗丽；事业成功、脸色红润、蓄着连鬓胡须的绅士们在这儿谈论江湖骗子迪斯累利[2]的古怪行径。墙是暗红色的，这对要举行盛大宴会的餐厅非常合适，它的厚重感也宜于悬挂画像。这里挂着主人父母的肖像，一个灰色大胡子、秃头的老绅士和一个头发梳成像欧仁妮皇后[3]的发式、板着脸阴沉沉的老太太。墙上还挂着他祖父母的像，前者戴宽大硬领巾，后者戴头巾式女帽。后面有一面镜子的红木餐具柜摆满了金边盘子、全套茶具和许多其他餐具，餐桌中央放着一只大饰盘。黑色大理石的壁炉架上是一只黑色大理石座钟，两侧是一对黑色大理石花瓶，房间四角的柜子里摆着各式镀金器皿。好几只大花盆里栽着叶子坚硬的棕榈树。房间里摆着红木太师椅，上面铺了褪色的红色皮垫子，壁炉两边各有一张扶手椅。这房间虽然很大，但显得很拥挤，加上每一件物品都有些破旧，这就给人一种忧郁的印象。这些东西似乎各有自己的悲惨生活，但生活本身屈服了，仿佛环境的力量远远比它们强大，它们再也没有力气来反抗命运，然而，它们不安而又热切地紧挨在一起，似乎它们隐约感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它们的重要性。而我则觉得，末日的到来已为时不远了，那时，它们身上贴着写有号码的小标签，杂乱无序地躺在拍卖行阴冷的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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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旧称。
[2] 迪斯累利（B.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也是作家。
[3] 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后，普法战争后逃亡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