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医疗自由，以及为什么我想要回我的国家
诸位爱国的兄弟姐妹们：
和你们很多人一样，我起先也计划带着标语来。我准备的那块牌子上画了一个长着——要我说出来简直要命——我们总统的脸的巫医，一根骨头从他的鼻子中间穿过，脸颊上还涂着非洲风格的油彩。在头像下面我写道：“印度尼西亚反对福利政策的暴徒，别碰我的医疗，你这个肯尼亚社会主义婴儿和老太太杀手。”我觉得效果不错，但后来还是决定拿给我的儿子托德看一看。他是我家里最有艺术细胞的。“哦，妈妈，”他对我说，“这个有点……杂乱。”
后来我们开始谈论起我的忧虑，因为我有太多忧虑了，他建议我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我最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上帝给予我们使用油印机的权利还没有被夺走——至少奥巴马总统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托德向我保证，这和示威标语的效果一样好。“妈妈，关键是把这些传单分发给尽可能多的人。”
他还给了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件T恤衫，当时我把它展开，放在眼前，读着上面的文字：“大……基坝？”我有点不理解。
但托德说：“没错！”他进而向我解释说，基坝指那些抵御逐渐逼近的社会主义浪潮的人。那简直就是对我最贴切的概括！“再在前面加上‘自豪的’这三个字吧！”我补充道。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瞧啊。
我家那小子在思想上有个彻底的转变。大学时他非常自由——成天搞“布什下台”和“魔鬼／切尼2008！”那一套。但如今我们的大学就是这样，除了洗脑什么也不会。
我说：“到现实世界里来，你就能明白了！”我说：“在生活中哪怕缴一回税，你也会被活活气疯的！”
情况确实如此。托德从大学毕业后，拿着毫无用处的舞蹈历史学位，最后在我们的社区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在招生办做文员。当他亲身经历山姆大叔要从他的收入中拿走多大一部分时，我跟你们说，他马上醒悟了。同样还有他的室友，迈尔斯。他们两个是在大学里相识的，从那以后一直非常要好。我有时甚至叫迈尔斯“影子”，并非因为他的肤色，虽然他确实是个黑人，而是因为他和我儿子太亲密了。也正是他为我复印了这些传单。
迈尔斯和托德两个人对于抗议游行都很熟悉，大多是因为他们被误导的大学时光，但我儿子告诉我：“走路归走路，妈妈，不管你想表达诉求的心情多么迫切，一定要多喝水。那是第一条原则：保持水分！你还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子，以及一顶防止脸部晒伤的帽子。”
我有一顶墨西哥宽边帽，帽檐处垂着几个茶包，但托德说那会传达一种矛盾的信号，仿佛我支持非法移民——才不呢！他说最好戴这项圆锥形状的，他叫它“头巾”，但我觉得那更像过去学校里给差生戴的笨蛋帽。他却说：“妈妈，拜托！这绝对能给你增色不少！”
我有点不太明白：“这怎么能防止太阳晒伤我的脸呢？”于是他在帽子前面加了帽舌。从上到下的文字看上去像是“AASHOLE”（混蛋），但实际上是A.S.S.H.O.L.E.，表示：
Another（又一个）
Savvy（聪明的）
Senior（老年人）
Hopes（希望）
Obama（奥巴马）
Loses（输掉）
Everything（一切）
听上去有些恶毒，却是我真实的想法。他的牙齿、家庭、汽车钥匙——我希望他的一切都被夺走，正像他试图夺走我们的一切一样。我唯一的忧虑是这条信息有些含糊，害怕人们把我当成混蛋。
“才不会呢。”我儿子告诉我，“这是很常见的首字母缩略词，和CPAC①一样，每个人都能看懂它的含义。”于是现在我站在这里，身上穿着“自豪的大基坝”T恤衫，头上戴着圆锥形的帽子。我想说的是，我极度愤怒，我想要回我的国家。我想要一个出生在美国而不是非洲的基督徒总统，我不希望所谓的死亡审议组②决定我的生死。还有收税的问题，简直快要把我气疯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中了彩票，得将更大的比例上缴政府，比布什总统当政时期要高得多。① 全称为Conservative PoliticalAction Conference，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② 2009年由共和党政客莎拉·佩林提出，提议建立专家委员会，决定患者是否有继续接受救治的必要。
“还有什么让你受不了的事？”托德为我打印传单时问道。我告诉他我受够了总统跟我说话时的高人一等。“好像我是某种……某种……”
“什么也不懂的白痴？”
我告诉他正是如此。“我受够了被人当作什么也不懂的白痴。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都是，但等我加入了华盛顿那次将载入史册的大游行，咱们再来看看谁才是白痴吧！”
托德表示完全同意，后来他带我来到了灰狗巴士③车站，最后我登上了一辆开往西雅图的汽车。③ 美国的一种长途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