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伯爵于1785年3月7日出生在意大利米兰。他曾先后在卢加诺、米兰和帕维亚接受教育，获得学位后赴巴黎，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巴黎，他发现母亲与孔多塞夫人及一批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交往甚密。这些交往曾一度使曼佐尼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至死笃信不移。为了捍卫这一信仰，曼佐尼曾著书反对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西斯蒙第。曼佐尼热烈支持祖国争取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他并不积极参与民众运动。意大利终获独立后，曼佐尼被任命为参议员，享受政府津贴。1873年5月22日，曼佐尼在米兰逝世。
曼佐尼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他的诗歌、剧作和小说。在诗歌方面，他写下了一些以饱含宗教热忱而著称的圣歌和两首颂诗——《五月五日》和《一八二一年三月》。前一首为哀悼拿破仑的逝世而作，使他一举成名。他的两部剧作——《卡马尼奥拉伯爵》和《阿德尔齐》，集中体现了曼佐尼力图把意大利戏剧从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意图，但两部作品在意大利都反响平平。歌德却对《卡马尼奥拉伯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曼佐尼的一篇序文为推崇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的束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意大利人却还不大能接受这种取代了精美文风和传统形式而对人性如实处理的方式。
曼佐尼的杰作《约婚夫妇》（1825—1826）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创作于威弗利小说盛行之际，这股流行之风曾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同类型小说的创作风潮。因此，人们对这本在英国通常被叫作“约婚夫妇”的书的兴趣是出于心理和感情因素而非外在因素。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628年至1631年间的伦巴第地区，故事情节围绕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受到当地恶霸的阻挠而展开。小说极其生动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1630年肆虐米兰的大瘟疫（见第31～37章）所进行的细致的描述。该小说是当代意大利最杰出的小说之一，被翻译成各种语言。
晚年的曼佐尼对意大利文学该用何种方言作为标准语言这一长久以来的争议产生了兴趣。他相信托斯卡纳方言会担此重任，于是重写了整部小说，去掉了所有非托斯卡纳方言，1840年得以出版。曼佐尼的这一举动重新激发了对意大利民族文学语言这一问题的讨论，时至今日，讨论还在继续。随着《约婚夫妇》修订版一起出版的类似其续篇，创作时间要比修订版早十几年。该小说说教过多，被普遍认为不如《约婚夫妇》。在国内外，曼佐尼的名声主要来自这本《约婚夫妇》，该小说在世界名著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其对17世纪的意大利生活令人称羡的描写，更因其对人类情感及经历忠实而感人的呈现。
上文提到了《约婚夫妇》所谓的续篇，其文学价值实难与前者相提并论，所以较曼佐尼更有名的作品来讲，这部续篇不容易读到，因此下文将对其内容做一些介绍，读者们可能会有兴趣了解。
在小说《约婚夫妇》第三十二章末，曼佐尼提到了米兰的涂毒者事件。涂毒者被怀疑在建筑墙上涂毒以传播瘟疫。但作者另择篇幅详细叙述了此事。
1630年7月的一个早上，米兰的一位妇女站在窗边，她看见一位男子走进了德拉维特拉德齐塔达尼大街。男子手拿一张纸，正在上面写着什么，他不时地把手伸向墙壁。这位妇女突然想到这位男子可能是位“涂毒者”。她开始散布怀疑，结果该男子被捕。原来该男子名叫皮亚扎，是卫生法庭的一名专员。换在平常时期，经过一番自我陈述他本会立即被无罪释放。但是，肆虐的瘟疫使老百姓和法官都陷入了恐惧和痛苦中，他们惊慌失措，急于将这种恐惧和痛苦发泄在任何制造者身上。于是，皮亚扎受到了严刑拷打，经过了一而再的可怕折磨，他被迫招供，并牵扯出了一位无辜的理发匠。皮亚扎说理发匠给了他药膏，还承诺给钱让他把药膏涂抹在房子上。紧接着，这位叫莫拉的理发匠被捕了，遭受了相似的非法和无耻的惩罚，直到他也招供了，反过来把过错推给了皮亚扎。在受到赦免这一虚假承诺及他们需要做什么的暗示之下，他们指控另外几人是他们的同谋或是主谋，这批人也被投进了监狱。尽管莫拉和皮亚扎的证词在许多方面都互相矛盾，而且两人也几次翻供，但法官置之不理，也没有兑现赦免的诺言，判处了这两人死刑。两人坐上刑车，被押赴刑场，一路上，他们的身体被火红的烙铁烫得皮开肉绽，经过莫拉的理发店时，两人的右手也被砍掉了。两人均被处以车裂刑，头及四肢被分别系于五车车轮上，然后马拉车分驰而行，将两人从地上拽起来，六小时后，两人被活活撕裂致死。两人都毅然忍受着这一切，在此之前，他们声称过自己无罪，翻过供，也为所谓的同谋开脱过。莫拉的房子被拆除了，上面竖起了一根柱子，人称“臭名昭柱”。这个柱子在1778年才被毁掉。
在残杀了这两个可怜的人后，法官们开始对另外几名牵扯进该案的人提起诉讼，其中一位叫帕迪拉的官员也受到牵连，他是米兰城堡司令官的儿子。几位受牵连的人也跟莫拉和皮亚扎一样，受到了折磨，最终被处死，但帕迪拉的案子拖了两年，最终他被判无罪。
尽管早前维里在《论酷刑》中已就这一反映司法残暴的故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但曼佐尼还是急于表明，尽管允许使用肢刑架的法律是邪恶的，但罪责不在法律而在法官。因为哪怕是严酷刑法也禁止法官使用此案中的法官对犯人所用的方法，整个事件的非法和残暴应归咎于法庭。疯狂而无知的民众急于看到犯人付出血的代价，为满足民众的这一心理，法庭便不惜一切代价，急于去定罪。
曼佐尼对米兰事件的叙述相当婉转和艺术化，但这些事件恐怖的性质以及作者对一群惊慌失措的暴民内心的展示，赋予了作品骇人的吸引力。
查尔斯·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