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形势日益严峻，当时的各种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在5月4日，十夫长委员会决定向州长大人请求帮助。相应地，在当月的22日，十夫长委员会派遣两位代表去拜见州长大人，向其简要概述了该城市的灾难及贫困状况：巨大的花费使得财务亏空，负债累累，未来的开支都已被预支了很多。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战争带来的毁坏，使得人们根本难以交税。同时，他们还请求州长大人按照一直以来的法律和惯例，和卡洛斯五世的特别法令，考虑由国家财政部来负担瘟疫所耗费的巨大开支。就像在1576年发生的那场瘟疫一样，州长大人阿亚蒙特侯爵不仅命人免除了所有税收，而且还从国库拨下四千金币来资助遭受瘟疫的城市。最后，两位代表向州长大人提出了四项请求：即就像1576年一样，免除赋税；国库拨款救济；州长大人向国王汇报该城和该地区的受灾状况；不要再派军队驻扎该地，因为过去该地曾受到了驻军的破坏和践踏。州长大人在回信中对该城人们表示了慰问，同时也说了一些劝诫之词：他很遗憾不能前来米兰，不能尽自己的努力缓解该城的困苦，不过，他希望十夫长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的热忱、勤勉能弥补这一切，因为如今正是毫不吝惜地投入钱财的时候，应该想方设法将事情做好。至于说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时间和其他必要条件允许，他定会尽量地满足。信的结尾处是他的署名，即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字迹虽然潦草，可却就像他的允诺一样清楚明了。首席大臣费雷尔很快回了一封信，向州长大人表示，十夫长委员会的成员们对此甚感遗憾。随后，他们经常写信来往，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一一作答，可是我并没发现他们究竟做出了什么确切的结论。一段时间后，在瘟疫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州长大人向首席大臣费雷尔发了一份公函，表示因战事繁忙，只好让其全权处理瘟疫一事。
在向总督大人寻求帮助的同时，十夫长委员会又作出另一项决定，请求红衣主教组织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把圣卡洛的灵柩抬出来，在城里游行。善良的红衣主教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红衣主教不喜欢对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投以信任，他担心，要是这样的活动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信任会转变为过错，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还担心，假使确有恶人到处涂抹毒物，那这游行定会给犯罪之人提供大好的可乘之机；假使这样的恶人并不存在，那样众多的人聚在一起定会使疫情广为蔓延，成为更加现实的危险。因为刚有所平息的关于恶人涂抹毒物的怀疑，如今又再次活跃起来，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了。
现今人们又看到，或者说似乎看到，在城墙，或者公共建筑的入口处、私人住房的大门和门环上都涂有毒性物质。有关这些发现的消息，从一人口中传到另一人口中，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闹得沸沸扬扬的。就像通常所发生的一样，当众人害怕不安之时，常常会把所听到的事当成真正所发生的事一样。众人的心灵越来越因遭受到的瘟疫而痛苦，因危险的迫近而愤怒，他们非常乐意相信这种传言。出于愤怒，他们有的甚至施行一些报复行动。就像一位正直之士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所尖锐地指出的一样，人们宁愿将瘟疫归咎于人类邪恶的表现，好对其发泄自己的愤怒，而不愿承认该瘟疫源自于某种人们除了逆来顺受地接受而别无他法的结果。这是一种极其细微的、瞬间即发作的，还会穿透各种物体的毒物，这些言语就足以解释此瘟疫那剧烈的、神秘的、最不可捉摸的性质。据说这种毒物是由蟾蜍、蟒蛇、一些感染病人的唾液和脓血，以及一切狂野而又荒谬的幻想才能产生的恶臭而肮脏的东西组成的。而在这些东西之中，又施加了一些巫术。用了这巫术，一切不可能的事都变为了可能，一切物体都失去了其所有的效力，一切困难也都迎刃而解了。最初该毒物的效果为何没有立即完全显现，如今其原因便一清二楚了，那是由于制作该毒物之人初次尝试，技艺还不精，但现在他的技艺已经十分精湛，玩弄这种恶魔似的把戏的劲头更加疯狂。此时，要是有谁仍然相信这只是他们耍的一种把戏，要是有人仍然否认这不是一个密谋，那即使他没被人怀疑成想故意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之人、涂毒之人或者其同盟，那他也定会被视为一个盲目者或者一个执拗之人。涂抹毒物这一字眼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普遍、严肃而又恐怖的字眼。有了这种信仰，即涂抹毒物之人肯定存在，那就肯定能找到他们，就这样，大家都提高了警觉，双眼时刻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怀疑，而这怀疑很容易就变成了自信，而自信又继而沦为疯狂。
里帕蒙蒂讲述了以下两件事作为此种情形的证明。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两件事，不是因为它们是日常所发生的事中最骇人听闻的，而是由于这两件事都是他亲眼所见到的。
有一天，也不知是什么节日，在安东尼奥教堂，有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在跪着祈祷完后，准备坐在凳子上休息会儿，由于凳子上有灰尘，他在坐下之前便用自己的披风，抹了抹灰尘，他的这一动作恰好被几个女人看见了。“那个老头正在凳子上涂毒。”几个女人大声喊道。那些正好在教堂里的人（请注意，这儿可是教堂）纷纷向老人走来，他们揪着老人的银发，对其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只剩下半条命了。随后，他们还将老人送进了监狱，让法官审判他，折磨他。“我亲眼看着，老人就是这样被一路拽着去了监狱，”里帕蒙蒂说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之后的一些情况了，不过，我确信他肯定时日不多了。”
另一件事也相当奇怪，它就发生在第二天，不过，这事可没上面那事那么悲惨。这事讲述的是三位年轻的法国人一起来到意大利，准备参观意大利的名胜古迹，要是合适，再找个挣钱的工作干干。他们中一位是学者，一位是画家，另一位则是机械工人。他们刚到大教堂的外墙，准备好好站在那儿观赏观赏，便有一两个或者更多过路之人停了下来，组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三个法国人，从其服装、发饰和行囊得知他们是外地人，更糟糕的还是法国人。这三人为了使自己确信该教堂的外墙是由大理石做的，于是便伸出自己的手去触摸它。这一摸可摸出了麻烦，他们瞬间便被众人包围了。人们抓着他们，殴打他们，还叫嚷着要将他们送进监狱。幸运的是，法院离教堂并不是很远，更加庆幸的是，他们被证明是无辜的，于是最后便被无罪释放了。
类似的事不止发生在城内，这种狂热就像传染病一样，很快便传到了各处。要是一位过路的游客被农民看见没有走在大路上，或是在大路上东张西望，或是停下来休息，这个陌生人要是被发现有什么奇怪之处，不管是在衣着打扮方面还是在他的面部表情方面，都会被视为涂抹毒物者。并且，一旦发现之人做出暗示，或者说某个小孩子发出呼叫，或者拉响警铃，人们便会蜂拥而来，向这位不幸之人扔石头，或者将其恶狠狠地拽进监狱。监狱在当时的一段时期竟成了安全之所。
不过，十夫长委员们并没有因为大主教的拒绝而感到气馁，他们继续向其请求，而且公众对此也很是赞同，高声呼吁着支持他们。费德里戈坚持己见，继续去说服十夫长委员们，而这正是一个人凭良心为反对时代的谬见以及众人的偏执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种舆论之下，加之当时对瘟疫的危险性在远不具备我们如今拥有的证据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模糊而有争议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大主教费德里戈的那种善良的意愿，即使在自己的头脑里，也被众人那些错误的要求给压倒了。此外，至于说在他随后的让步中是否包含着些许软弱，那就是人心的秘密了。当然，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智力，而与良心无关，那确实是有少部分人（当然，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就是其中一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丝毫不考虑到任何短暂的利益。随后，由于众人的一再请求，他最终还是让了步，同意举行宗教游行，他还进一步满足了众人的愿望，说在游行结束后，会将圣卡洛的灵柩放于公共的地方，即教堂的最高祭坛上停放八天。
我并未发现卫生委员会或者其他权威机构对此做出任何反对或者抗议。卫生委员会只是下令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并未排除瘟疫的危险性，仅仅表达了对其的忧虑。他们在众人进城方面制定了严厉的规定，为确保这一规定得到执行，他们还封锁了城门；同时，为了避免染病之人和被怀疑染病之人有参与的机会，他们还在被隔离的房子上钉了钉子。这种房子，据当时的一位作家称，起码有五百座。
众人用了三天时间准备，到了预定之日，即6月11日早晨，游行队伍便从大教堂那儿出发了。长长的队伍由群众在前面带着路，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脸被大量的丝绸遮着，许多人还赤着脚，穿着麻布衣服。随后是举着旗帜的各个行会和身着各种颜色服饰的兄弟会会员。接下来是修道院的修士，之后便是俗间教士，每人都佩有代表自己级别的徽章，手里还拿着点燃的蜡烛。在队伍的中间，伴随着那众多的烛光和那高昂的圣歌，灵柩缓缓前行。它顶着精致的华盖，由四位衣着讲究的教士轮番抬着。水晶中显现出圣卡洛那令人尊敬的尸体。圣卡洛穿着光芒照人的华丽主教服，头上还戴着主教法冠。在那残缺不全、腐坏的身形下，仍然可以分辨出他昔日的容颜的迹象，同那图画中的他一模一样，同时也与某些人记忆中的形象一样。他在世时，这些人曾经目睹过他的这副尊容。在这位已逝的神甫的尸体后（里帕蒙蒂这么说，我们主要也是根据他的描述），按照功勋、血统、高贵，走在最前面的是费德里戈大主教，他的身后跟着一些神甫，紧挨着这些神甫的是当地的部分官员，他们穿着官服，再后面的便是贵族人士。这些贵族人士，有的穿着奢华的衣服，仿佛是为了显示仪式的庄严，有的为了表示赎罪，穿着丧服，或者赤着脚，戴着遮住自己的脸的帽子，他们全都手持大蜡烛。最后面的是一些混杂之人。
整条大街全被装饰了一番，就像在过节时装饰的一样。富人们纷纷拿出自家最华丽的装饰物，穷人家的墙壁上也由富裕的邻居或者官方出钱粉刷一新。在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到处都悬挂着枝叶繁茂的树枝、图画、题词和象征性的物品，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陈列着花瓶、珍贵的古董和其他稀有的珍品，哪里都是燃烧着的灯烛。那些染上瘟疫，被隔离在家的病人，在许多窗口旁，静静地观望着游行队伍，嘴里默默地祈祷着。其他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寂静，即使有人，也只是在窗口边侧耳倾听外面的嘈杂之声。不过，其他人，其中甚至有些修女，攀上了屋顶，眺望着远处的灵柩、随从和其他东西。
游行队伍穿过了城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小广场上（这里是那些郊区的主要街道的终结处，广场当时仍保留“卡罗比”的旧称，现如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广场了）停下来。他们将灵柩置于十字架旁边，这些十字架是圣卡洛在上次瘟疫盛行时修建起来的，如今有的仍然伫立着。这样，直到中午之后，游行队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当游行队伍怀着自以为是的自信，确信游行能够消除瘟疫之灾的时候，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死亡人数都在急剧增加。瘟疫竟猖獗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瘟疫的起因正是游行本身。然而，普遍的偏见却有何等惊人而令人悲伤的力量啊！人们并没有把死亡人数的增加归咎于大量人群长时间地聚集在一起，也不归咎于人与人之间偶尔大范围毫无节制的接触，而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毒害者为了大规模地实施他们那极其邪恶的计划所采用的简便的方法。据说那些人混杂在人群中，给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涂上毒药膏。然而，这个方法并不足以在各个阶层中引起太多死亡。就表面看来，即使是最善于观察的人也不曾发现任何似油的东西或类似的污点。在整个过程当中，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诉诸另一古老的说法，这个说法当时已在欧洲被认可为科学常识，即那些恶人使用了具有魔力的毒粉末。据说，只要将这些粉末撒在大街上人们驻足的地方，便很容易粘在人们的衣裙上或赤足行走的人的脚上。当代的一位作家写道：“因此，恰在宗教游行的那一天，正是虔诚与邪恶、背叛与真诚、得到与失去相冲突的一天。”事实上，这是人类仅存的一点理智与其自己创造出来的幽灵之间的冲突。
从那一天起，疫情越发猖獗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波及了每一个家庭。根据上面所引用的索马利亚的说法，传染病院的人突然从两千迅速增长到一万两千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报告都指出，其人数增长到了一万六千人。7月4日，我从卫生委员会管理员给总督的另一封信中获知，每天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在瘟疫蔓延最猖獗的时候，根据人们公认的数据来看，在一段时间之内，每天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一千两百或一千五百。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塔迪诺的说法，每天的死亡人数则超过了三千五百。
不难想象，那些十夫长们如今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局面，他们不但肩负着为公众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重任，还得补救在大灾难中损坏但仍可进行修理的东西，他们每天都得更换和补充一些为公众服务的人员，比如脚夫、鸣道夫和执事。脚夫（甚至在古老的米兰也不确定其由来）则担任瘟疫中最费力、最危险的工作，也就是把尸体从房子里或传染病院里抬出来，再用马车将其运往墓地掩埋；还要把被染上瘟疫的病人送去传染病院，并好好地照看他们，还要烧掉所有被感染的东西或清洗那些被怀疑受到感染的物品。鸣道夫的主要任务是在马车旁边摇铃，示意路人让开。按照卫生委员会的指示，执事则负责管理脚夫和鸣道夫。同时，委员会还不断为传染病院派遣一些内外科医生、药品、食物和其他各种医疗设备，并为数量日益增长的病院人提供住处。为此，在传染病院的空地上，他们用木头和稻草匆忙地盖起了一些小木屋，又在传染病院里建起了一座完全由木板围成的小传染病院，这个小传染病院能够容纳四千多人。尽管这样，房屋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又增建了两座传染病院，但由于缺乏各种资源，最终无法将其完工。需求日益增长，而资源、人力和志气却在日益衰减。制定的计划和宣布的命令无法及时执行，不但不能满足一些迫切的需要，就连口头上的保证也没有，而且由于工作能力的缺失和对事态的绝望，他们压根儿就不顾及那些令人感到悲痛的紧急事件。例如，大量婴儿在其母亲被瘟疫夺去性命后，由于无人照料看护，都相继死去。卫生委员会呼吁为这些孤儿和产妇建造避难所，为他们做点好事，但到最后仍毫无结果。塔迪诺写道：“城里的十夫长们也值得我们同情，不管怎样，他们也因野蛮无理、肆意妄为的兵痞们而感到厌烦和疲倦；在不幸的大公国里的官员们也值得同情，他们想从总督那里得到帮助或一些供应，但都徒劳无功，因为正处于战争年代，总督只会告诫他们要善待士兵。”因此，攻占卡萨莱是多么的重要啊！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胜利的光辉是多么的荣耀啊！
因此，他们在传染病院的附近挖了一个大坑，并把尸体埋葬在这里。每一天都出现大量的新尸体，它们裸露在城里的每个地方，各地的地方法官到处寻找愿意从事这一悲惨任务的人员，可都徒劳无功，因此他们也无计可施。如果不提供一些特别的救助，真不敢想象事情的结果将会是何等惨烈。卫生委员会主席几乎绝望，他饱含泪水，恳请两位管理传染病院的杰出的神甫给予帮助。米歇尔神甫向其保证自己会在四天之内将城里的尸体清理完毕，在八天之内提供满足当时需要的物资，并且还能满足近期内最糟糕情况下的需要。在另一位神甫和卫生委员会主席指定给他的几位官员的陪同下，他来到城外，召集一些农民工。他借助于卫生委员会的权威以及自己的威望，成功地召集了两百人。他把这些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挖三个特大的坑。然后，他派遣传染病院的脚夫们运走那些尸体，并将他们埋在大坑里。就这样，他在规定的时间的最后一天将其诺言全部兑现。
有一次，传染病院里突然缺乏医生，他们提供优厚的酬劳和莫大的荣誉，费了很大劲儿，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几个医生，但这几个医生还远不能满足需要。传染病院里还时常缺乏粮食，他们总担心那些病人还将死于饥饿。然而，当他们正想尽各种办法筹集粮食时（为此他们不抱任何希望，更不用说及时筹集到食物），某个仁慈之士不止一次为他们雪中送炭，因为在麻木不仁的人群中，尽管他们对自身有所疑惧，对他人毫不关心，但心底却产生一种仁爱之心，还有一些对世俗的欢乐毫无挂念的人，其慈爱之心也随即产生。尽管有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不幸逝世或逃之夭夭，但仍然有一些身体强壮、勇气可嘉的人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有些人在同情心的驱使下，坚定不移地担当起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工作。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下，神甫们面对这些艰辛的工作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事尽心尽责。在传染病院及城里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无私地救济难民。只要有苦难的地方，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人们总能看到他们和眩晕之人、将死之人在一起，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饱受折磨，危在旦夕。他们给予那些病人精神安慰，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物质帮助，只要别人需要，他们就乐意为之服务。只在城里就有六十多位教区神甫因感染瘟疫而死亡，这个数字约占神甫总数的九分之八。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一样，费德里戈一直鼓舞着大家，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在这个大主教家庭的所有成员几乎都因病逝世的时候，其亲朋好友、地方高官和邻近的贵族们都恳请他搬到另一个隐蔽的别墅中远离危险，但他回绝了这些劝告和请求。他在给教区神甫的信中写道：“就算放弃生命，也不要放弃我们这世上的家庭和孩子们，照顾他们是我们的职责；你们要直面这瘟疫，只要能为基督拯救一个灵魂，就当心怀爱心，像去迎接生命、领取某种奖励一样。他没有忽视任何没有妨碍他履行自己职责的措施，而且还为此对教士们做了一些指导和规定；而当他在行善中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也毫不畏惧，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似的。为了赞扬和调动神甫们的热情，他经常和他们待在一起，鼓励那些对待工作不积极的神甫，并把他们派遣至别的神甫亡故的地方，希望他走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他探访传染病院，给患病之人送去安慰，并鼓励医护人员，要他们尽心尽责地照顾好病人；他走访了整个城市，救济那些被隔离在家里的不幸的穷人。他靠在门前或驻足于窗户下面，聆听人们的悲苦，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叫他们一定要鼓起勇气。总之，他将自己投身于瘟疫，并生活在被瘟疫感染的人群中，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到了最后他也没有感染上这疾病。
在这波及公众的大灾难中，在正常的秩序遭受持久的骚乱时，总会有某种美德的发扬和升华，但同时犯罪的概率也有所增加，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异乎寻常。而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各种罪恶行径尤其显著。那些没有感染上瘟疫并对此毫不惧怕的恶棍们，趁着公众混乱以及公共力量的削弱，找到了新的犯罪机会，并能够保证自己不受处罚。而且，大部分公共力量已经落入了这些恶棍的手中。一般来说，除了那些不惧怕瘟疫、天生就对自然植物无所畏惧的人愿意从事脚夫和鸣道夫之外——他们喜爱肆意地掠夺和抢劫，再无他人。
为了对付这些人，当局政府制定了最严格的法令，也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胁他们，为他们划分了固定的范围，而且，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那样，还派遣人员管制他们。地方官员和某些贵族被派往城里各个地区，并赋予他们权力抓好时机好好地管制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事情一直发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由于死亡人数、逃跑人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幸存者也越发恐惧，这些管理人员们已无法再对那些恶棍进行管理，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脚夫们，把自己当作一切事物的仲裁者。他们像主人一样专横地走进别人的家中，更像敌人一样乱闯民宅，更不用说他们是如何肆意掠夺，如何虐待那些染上瘟疫的不幸的人们。他们把他们那污秽邪恶之手放在那些健康的孩子、女人和男人身上，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钱交出来，就把他们拖去传染病院。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让穷人们为他们的“服务”付钱，如果不交出一大笔钱，他们便拒绝将那些腐烂的尸体搬出去。据说（鉴于一些人太过于轻信别人，另一些人又太过于狡诈，信和不信的说法都同样靠不住），塔迪诺也这样说，为达到扩散瘟疫的目的，那些脚夫和鸣道夫故意让受到感染的病人从马车上掉下来，因为对他们来说，瘟疫意味着金钱，在有瘟疫的日子里他们就像在自己的王国里一样自由自在。另一些邪恶之人伪装成脚夫，在脚上绑一个响铃——这是区别脚夫与否的标志，他们闯进民宅，对他们施以各种暴行。有些房间没人居住，或者只是居住着一些虚弱或者快要死的人。这些房间大开着门，时常会有小偷进来无所顾忌地偷东西。还有些房间也会被警察闯入，这些警察同样肆意抢劫，甚至比那些小偷的行径还要恶劣。
疯狂与邪恶同步增长，所有那些盛行的错误或多或少地都从人们的张皇失措和茫然不安中获得了额外的力量，产生了更加广泛、更加迅速的后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增强和扩大对于涂抹毒物这事的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涂抹毒物这一行为，就其影响和表现方面而言，又常常代表着另一种罪恶。这种想象的危险情形比真正现存的危险更加困扰、折磨着人们的心灵。“然而，”里帕蒙蒂说道，“人们眼睛看到的和脚底触碰到的，不是散乱的尸体，就是堆积如山的尸体，使得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场一样；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丑恶的症状便是人们之间那种相互的憎恶，相互的不信任，以及过度的怀疑……他们不仅不信任朋友、客人，而且连那些人类关系的群体之名，如夫妻、父子、兄弟都成为极其恐怖的词语。他们互相猜疑，这真是一件既可怕，又难以启齿的事啊。家庭的餐桌、夫妻的婚床，都被视为可怕的诱惑之地，被视为放置毒物的地方。”
对于涂抹毒物的这一阴谋的胡乱猜想和奇特构思，粉碎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颠覆了彼此间的种种信任。一开始，人们只是以为涂毒者是受着贪心和野心的驱使，可后来，他们猜想并且相信，在这一行为中隐藏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恶魔般的渴求，某种足以战胜其意志的诱惑。病人在梦中责备自己，做了别人暗害自己时所做的事，这仿佛是在吐露真话，可以说，这使得任何事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可信的。要是神志不清的病人在梦中，就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做出一些只有涂毒之人才会做的动作的话，那这可比言语留给人们的印象要深得多。这事倒是很可能发生，也是一件为许多作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论据的事件。同理，在审理巫术这一漫长而又悲惨的过程中，被告的供词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并非总是被屈打成招才承认的，也不是为了进一步支持和维护有关巫术一事，因为当一种观点在某个地方盛行时，它肯定会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寻找一切可能的出路，经历让人信服的各个阶段。很难想象，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会永久地相信某件非常奇特的事一旦发生，而其始作俑者却不会暴露出来。
由涂毒一事引发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令众人很信服，而且它还流传得很广，因此值得一提。不过，每个人都在讲述这同一件事，可是讲的内容却不尽相同（这可能就是该故事奇特的地方）。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个人看见一辆六只脚的马车停放在大教堂的广场上，里面坐着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和他的几个随从，这个大人物忧郁的神情中透出些许兴奋，他的眼睛红得似火，头发直立着，紧闭的双唇还露出威胁的表情。正当这人看得入神时，马车停了下来，车夫还邀请他上车，这人也没拒绝。马车在绕了一两圈后便来到了一所宫殿，于是他们便下了车，同众人一起走进了那宫殿。在那儿，这人见到的景象有惬意的，也有恐怖的。他看见了废弃之地，看见了花园，看到了墓穴，也看到了大厅。在这些大厅里，还坐着一些幽灵。最后，他被带领着去参观一个装钱的大箱子，那些人告诉他，只要他接受一个装着油膏什么的瓶子，将其涂抹在城里，那他就可以拿那钱柜里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他拒绝那么做，于是顷刻间，便发现自己回到了刚刚上马车的地方。这个故事被广大人群所相信，根据里帕蒙蒂所说，这一故事也并未遭到许多有学识之人的取笑。它传遍了整个意大利，甚至还传到了其他更远的国家。在德国，该故事还被绘成了版画。一位名叫马贡扎的大主教候选人写信给红衣主教费德里戈，询问米兰的这一奇特之事是否可信，红衣主教回信说，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
还有一些有学识的人，他们的梦话虽然本质不同，却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带来了同等悲惨的后果。他们大部分都相信，彗星是于1628年出现的，而且该年土星又与木星会合了，这些就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土木二星的会合，”塔迪诺写道，“会于1630年应验。那些有学识之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家也都明白这有何含义。它预示着即将会发生的置人于死地的疾病，还会发生种种令人惊讶的事。”这一预言我不知道是何人何时捏造出来的，但据里帕蒙蒂说，很多人都能随口道出。而另一颗彗星恰好又在发生瘟疫这年的6月显现，因此，它被人们视为一种新的警示，同时也作为一个明显的涂毒证据。他们还翻阅各种书籍，而且发现有很多人为制造的瘟疫，他们甚至还引用李维、塔西佗、戴奥尼夏、霍默、奥维德，以及许多其他的古人的书籍，这些书中都叙述或者提及过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现代作家，他们的著作中对此谈得更多。他们还引用了其他数百名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要么从理论上，要么从口头上，都提及了有关毒药、巫术、涂毒和火药之类的事。切萨尔皮诺、卡尔达诺、格雷维诺、萨廖、帕雷奥、斯肯基奥、扎基亚，以及可怜的德尔里奥都属于上述被提及的作家。如果说，一个作家的声誉同他的作品的好坏成比例的话，那德尔里奥肯定算得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的著作《魔术的专题演讲》概括了到当时为止，人们在巫术方面所梦想的一切，成为无法辩驳的权威之作。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为那些不合法的、恐怖的、持续的谋杀提供了准则和有力的动力。
从没文化的老百姓的发明中，有学识的人获得了符合他们自己思想的东西；从这些有学识的人的发明中，老百姓也获得了他们能够尽量理解的东西。他们一起形成了庞杂混乱、共同狂热的群众。
不过，那些医生的行为，才令人觉得更加惊奇。我说的医生，指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相信该传染病就是瘟疫的人，尤其是塔迪诺，是他自己预言说那是瘟疫，并目睹着它的到来，可以说，他亲眼看见了它的发展。他公开断言那是瘟疫，说其是通过接触传播的，还说要是对其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它定会使整个国家都染上此病。可是，后来，他却将这些结果作为涂抹毒物的一个论据。他在米兰第二个死于瘟疫的患者卡洛·科隆纳的身上发现，谵妄是此病的一种症状，后来，他却将此事作为涂毒这一可怕的阴谋的证据。这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两个目击证人，他们透露说，自己曾听到一个身患瘟疫的朋友说，有一天晚上，有几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说要是愿在附近的住房上涂抹毒物，那他就给这位病人健康和财富，而他一再拒绝，最后那几人便离开了，留给他的是床下的一只狼和床上的三只猫。它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天亮。
要是说只有一个人那么想，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说是他自己太过古怪，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很多人都是那么认为的，那这便成为人们当时思绪的一种典范了。而且它还显示了那些有条不紊、理智的思绪是怎样被另一种思绪直接扰乱的。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位塔迪诺还是当时米兰非常有名气的人士之一。
两位著名的、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曾写道，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对涂毒一事很是怀疑。我们很高兴能在回忆这位优秀、慈善的人时，给予他更加全面的赞扬，同时呈现出这位善良的主教在此事上，就像在很多其他事上，超越许多同时代的人的品格。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他身上呈现出的公众舆论对于人们的巨大压力，即使像对他那样最高贵的思想也是如此。至少从里帕蒙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起初，费德里戈确实对此事有所怀疑，后来，他也认为公众的舆论确实包含大量的轻信、无知和害怕，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托词来弥补自己这么迟缓的承认，而且他还发现，公众的观点虽然有些夸大，可是其中有的方面还是说得很有道理。安布罗焦图书馆还保存着由费德里戈亲自撰写的有关此次瘟疫的小册子。以下就是他的这种情感，其中有一次竟清楚地表达出来：“有关涂毒一事的报道多种多样，其构造之法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有的我们认为是真的，另外一些则是编撰的。”
不过，有些人自始至终，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定此事全然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是从这些人本人那里获知这一观点的，因为没有谁有足够的胆量当众吐露自己与公众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些作家那儿获知此种观点的，这些作家或嘲笑、或指责、或驳斥这种观点，说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成见，是一种不敢拿出来供公众争辩的谬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毕竟存在。我们还从另外一位知晓民间传说的人士那儿了解到此观点。“我在米兰就遇到过很多明智之人，”善良的穆拉托里在以上提及的文章中写道，“他们从自己的祖辈那儿得知有关此事的可信的评述，他们都不相信有关涂毒一事的种种报道。”看起来真理仍然在慢慢流传，尽管人们只是对家人才会说出，可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不过，这些家人都将其掩藏起来，不敢明说，怕引起公众的谴责。
地方官员的人数每日都在减少。对每件事，他们都失去了信心，感到十分困惑，可以说，他们将自己那唯一尚存的勇气，唯一的那点快要消失的决心，花在了寻找涂毒者上。他们自以为把那些涂毒者找出来全不费功夫。
当然，随之而来的审判既不是这一类审判的开始，也不能将其视为审判史上的罕见之事。因为，我们暂时撇开古董不谈，只谈跟我们所讲述之事较近的年代里的一些事：1526年在巴勒莫，1530年、1545年以及1574年在日内瓦，1536年在卡萨尔·蒙费拉托，1555年在帕多瓦，以及1599年和1630年在都灵，都有一位或者多位不幸人士被指控曾用粉末、毒物和巫术，或者同时用这几种手段来传播瘟疫。这些人最后遭受了审判，还被处以最残忍的极刑。不过，在米兰所发生的所谓的涂抹毒物一事，由于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众人记得，而且传播得很广，因此，它可能是最值得研究的东西了。或者，说得更明白点，那就是在很多方面，它都值得众人研究，因为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很多详细而又真实的材料。尽管不久前，我们才赞扬了一位作家，讲述到了此事，不过，他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将此事写成历史，说得更实在点，而是想从中获取有关这个话题的最为重要，也最为广泛的论据。对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可以形成一部新的作品的素材。不过，这些也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而此处也不是更进一步讨论它的场所。此外，我们在这些事上逗留了那么久，兴许读者们已不再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所讲述的这些了。因此，我们还是将这些事留给另一部著作去讲述和探讨吧。
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主人公身上，不要再抛下他们，直至故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