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英国的作者，即使他的本领超过北方的巫师，您指出，他也只能在古代的遗骸中选择他的人物，可是他在这里看到的正如约沙发①在他的山谷中看到的一样，除了腐烂发霉、支离破碎的骨骼以外，什么也没有。此外，您表示您担心，我的同胞不受爱国偏见束缚的精神，不允许他公正地对待我力图获得成功的这类作品。您说，这并非完全出于偏爱外国事物的流行观念，一部分也是由于英国读者目前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书中的描述不能信以为真。如果您向他们描写存在于苏格兰高地的粗野的风俗习惯和原始的社会状态，他们大多只得默认你的描绘是真实的。
这毫不奇怪。如果他们是普通的读者，这些人大多从没见过这种遥远的地区，或者只在夏季旅行时，曾路过这类荒凉的山地，在那里吃过几顿粗糙的伙食，睡过小木床，从一个荒野走到另一个荒野，因此完全准备相信作者就生长在那个独特环境中的粗野的游荡的民族讲的任何奇谈怪论。但是同样这些先生，当他们坐在舒适的客厅中，安享英国家庭的一切优越条件时，他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祖先过的是与他们本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现在从窗口眺望到的那个败落的塔楼曾经关过一个贵族，他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便被吊死在自己家门口了；现在替他管理他的小农场的雇工，不多几个世纪以前只能是他的奴隶；封建专制权力曾在这一带飞扬跋扈，完全控制了附近的村庄，而现在那里的一个律师已比庄园主势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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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犹太国王，曾征服摩押人和亚们人、《圣经》中说，他战胜敌人之后，“犹太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只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见《历代志下》第20章）
尽管我承认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道理，我还是得说，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材料的贫乏确实是一大难题，但是谁也不如德赖斯达斯特博士那么清楚，对于熟读古籍的人而言，分散在各种历史著作中的有关我们祖先个人生活的片言只语，尽管与它们所处理的重大事件相比，只占极小的比重，然而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还是足以使我们对我们祖先的私生活形成一个相当明晰的观念；确实，我也明白，在实行这个意图时，我可能失败，然而我相信，只要在收集材料上多化些力气，在运用材料上多动些脑筋，那么依靠亨利博士和故世不久的斯特拉特先生，尤其是沙伦·特纳先生的著作①，一个稍有能力的作者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因此对任何认为目前的尝试可能失败的议论，我可以事先便表示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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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都是英国的一些编年史作者：亨廷登的亨利（1084—1155），写有《英吉利史》；约瑟夫·斯特拉特（1749—1802），英国史学家，写有《英格兰编年记》；沙伦·特纳（176—1847），英国文学及史学家，写有《诺曼征服初期盎格鲁一撒克逊史》。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相信我的国人的善意和好心，任何对英国古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实描绘，肯定是会得到他们的热情对待的。
在对您的第一类异议尽我所有的力量作了上述答复，或者说至少表示了我决心跨越您的审慎所预言的这些障碍之后，我还得简单地提一下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您似乎认为，考古家的职责在于从事严肃的，或者像某些庸俗的看法所说的，从事艰苦的、繁琐的研究工作，这必然使他在编制此类故事方面变得无能为力。
但是，请允许我说一下，亲爱的博士，这种反对主要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确实，这类微不足道的写作，并不适合我们的朋友奥尔德巴克先生那种较为严肃的才能。然而霍勒斯·华尔浦尔①写过一部鬼的故事，它使许多人读了之后毛骨惊然；乔治·埃利斯②善于把可爱的、以至不平常的情绪的各种幽默滑稽的表现，注入他的《古代诗歌传奇节略》一书。这样，不论我现在的大胆尝试可能会使我多么遗憾，我至少找到了对我有利的一些可敬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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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勒斯·华尔浦尔（1717—1797），英国作家和收藏家，中世纪恐怖故事《奥特朗托堡》的作者。
②乔治·埃利斯（175—1815），英国古诗研究者，作家和诗人，司各特的好友。
然而较严格的考古家仍会认为，这么把虚构和真实搀和在一起，是用现代的创造法污了历史的泉源，因而对我所描写的这个时代，给年轻一代灌输了错误的观念。我只得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推理的正确性，然而我根据下述考虑，仍指望能超越这点。
说实话，我既不能也不想做到绝对准确，哪怕在外表衣着方面也这样，更不必说更为重要的语言和风俗方面了。我不能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或诺曼法语来写故事中的对话，也不能把它用卡克斯顿或温金德沃德①的印刷字体送到读者面前，出于同样的动机，我也不能把自己完全局限在我的故事所展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为了能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我必须把我要写的题材，借助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来予以表现。
没有一部东方文学像加朗先生②首次翻译的《阿拉伯故事集》那样赢得广泛的欢迎；他在那里一方面保留了东方的华丽服饰，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东方的原始想象力，但正是因为把它们与日常的感情和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才使那些故事变得那么有趣和容易理解，他缩短了那些冗长的句子，简化了那些单调的思考，抛弃了阿拉伯原著中漫无止境的重复。这样，尽管这些故事经过初次调整之后，纯粹东方的色彩减弱了，然而大大适应了欧洲的市场，赢得了读者无与伦比的喜爱；毫无疑问，如果它没有采取在一定程度上适合西方读者的感情和习惯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它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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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廉·卡克斯顿（约1422一1491）和温金德沃德（？一1534）都是英国最早的出版商。
②安托万·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他最早把《一千零一夜》意译成法文，介绍给欧洲。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口味，我相信这么做是合理的，也因此，我在恰当的程度上用现代的语言说明古代的风习，在交代人物的性格和情绪方面，也尽量避免单纯追求古奥，以致弄得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给现代读者造成重重障碍。在这方面，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说，我没有越过一部虚构作品的作者所理应享有的特权。故世的卓越的斯特拉特先生在他的小说《奎荷厅》①中，奉行了另一原则；在对事物区别古代和现代时，照我看来，他忘记了那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大部分行为方式和情绪，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而言是共通的，由他们传给我们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它们来自共同的人性原理，可以在任何一种社会状况中同样存在。由此可见，一个有才能、又有广博的考古修养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排除一切不够古老的事物，只能限制它的流行，使它成为一部被人遗忘的、不可理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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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特拉特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司各特予以续完。这小说拘泥于考古学上的准确性，因而限制了它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