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壹 亚氏著作的编成、传一习一与翻译
（1）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著作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对话”，大都是早年在雅典柏拉图学院中（公元前366—348）写的。公元前第二世纪初海尔密浦（Hermippus）曾编有“亚氏书目”。第一世纪安得洛尼可（AnLdronicus）重订亚氏全部遗著时，亦曾编有“总目”，这总目今已失传。稍后又有希茜溪（Hesychius）书目。公元后第三世纪初，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学者列传”，其中亚氏本传亦附有一书目，内容与“海尔密浦书目”略同。“第氏书目”一百数十书名中列有“对话”19种。这些“对话”所含题旨、思想与笔调，都是仿效柏拉图的，叙事属句较现存讲稿为清润；公元前后的拉丁作家常传诵这些“对话”，作为文章典范。这一类书籍均已逸失。
亚氏生平曾为学术研究收集了大量材料，作成剳记。旧传诸“书目”中若干逸书属于此类。1890年在埃及苇纸堆中发现的“雅典宪法”应是这类遗稿中“148种希腊城邦宪法”内的一篇。剳氏亚记遍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部门；这一类书籍的损失甚为可惜。
第三类就是现存“亚氏全集”。其中大部分篇章为吕克昂学院中的讲义，均简略而未杀青。所涉事例，经与希腊史传相校勘，显见这些学术讲话是对公元前335—323年的听众说的。后人常推测这些遗稿可能是学生笔记。但现存各书大体上思想一致，理解无误，造语充实，卷章亦多能互相联贯，因此，近人推论这些书，也可能大多数是亚氏自己著录的。属稿既历多年，前后或作或辍，故复沓与差池在所不免；各书往往有未完成的篇章，象是正待补缀的。凭这些讲稿的内容与旧传的诠疏，略可考订其著作的先后：“名学”六种（“范畴”、“释文”、“解析前后编”、“命题”、“诡辩纠谬”）“物学”、“说大”、“成坏论”、“灵魂论”、“欧台谟伦理学”，可能是中年期（公元前347—335）在亚索、里斯布、贝拉所作。“动物史”、“形而上学”（哲学）和“政治学”若干卷帙可能也在此时先已着笔，到亚氏重回雅典（公元前335）后陆续完成。“气象学”、“生物”、“生理”等自然哲学诸短篇以及“尼哥马可伦理学”、“诗学”、“修辞学”等也是这时期（公元前335—323）讲授或著录的。现行“亚氏全集”，如“贝刻尔校订本”，所包括的“集题”、“异闻志”以及心理、生理、伦理若干短篇，则大都亚氏门人色乌弗拉斯托、斯特拉托（Strato）与后世漫步学派的文章。后世漫步学派的作品趋重于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这该是亚氏尚实思想所应有的后果。公元后数世纪间，漫步学派曾被当作自然科学专家，为柏拉图学派的一个分支。
（2）传说吕克昂学院第一代继任人色乌弗拉斯托，将亚氏和他自己的手稿一交一与门弟子纳留（Neleus）收藏。纳留后来带着这些纸卷回返小亚细亚的瑟柏雪（Scepsis）。在亚太力王朝征书民间时，这些稿件藏入了地窖，历一百五十年。约公元前100年，有蒂渥人亚贝里根（ApelliconofTeos）收购了这批故纸，归还 雅典。又几经波澜，而学院第十一代继承人罗得岛的安得洛尼可（盛年公元前40）应用这些旧稿与院中传一习一的讲义相校勘，重新编整了“亚氏全集”。此后流传亦便增广，各个学派均诵一习一这些文章。亚氏行文谨于名词分析，未经藻饰，很少逞辞锋的笔触。世人慢慢的注意到其中蕴蓄有珍重的创意、深严的批判与“理知的乾光”。
公元后第二世纪亚斯巴修（Aspasius）等诠疏家兴起，相继穷治亚氏经典，完成了十分详备的注释。这种朴学遗风直至第十四世纪初，苏福尼亚（Sophonias）还 在孜孜兀兀的作增补工作。其中功绩最大的当是亚茀洛第西亚的亚历山大（盛年约公元后205）。
（3）529年拜占庭皇帝朱斯丁宁（JustinianI）以亚氏学术违异宗教教义与政治体制，压抑了此项研究。亚氏学者自君士坦丁移转到波斯王朝的势力范围，散布在叙利亚及北非洲各地。亚历山大城继君士坦丁之后为亚学中心。第五世纪就有叙文注释的亚氏书籍；此后叙文译本盛行于地中海南岸，直至第十二世纪。第八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勃一起，次第占领地中海南部各城市，更进展到西班牙。阿拉伯文的翻译与注释较叙利亚文为尤盛。第十到十二世纪间阿尔加瑞（Algazeh）、阿维瑟那（Avicenna）与阿微勒斯（Averroes）相继为阿拉伯的亚氏学权威。亚微勒斯生长在西班牙，并不娴一习一希腊文，竟将由叙文转译的阿文本亚氏全书疏解殆遍。而且这些诠疏向东又被传译为希伯来文，向北传译为拉丁文。
（4）罗马拉丁文化的发展得于希腊者甚多。然拉丁学者直接阅读希腊原著的并不多。亚氏之学，在第六世纪卑栖乌（Boethius）整理“名学”的拉丁译本并加以注释之后，才流行起来。中古时，西方各国向拜占庭地区与伊斯兰教地区求取书籍很不容易，巴黎等地的学者只得到西班牙去搜罗阿微勒斯的阿拉伯文著述，从中汲取希腊－希伯来－叙利亚－阿拉伯学术思想的含混产物。1204年十字军入君士坦丁，东西方恢复了一交一通。希腊学术迅速传布于西欧各国。亚氏书直接由希文译出，订正了先前转译本的许多谬误。摩尔培克的威廉（WilhemofMoerbeke）在第十三世纪完成了全书的拉丁译文。此后拉丁诠疏家也象希腊前辈一样，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注释。哥罗业（Cologne）杜敏尼修道院的亚尔培托（AlbertusMagnus）素以专一精一亚学著称，他的学生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把亚氏学术结合于天主教义，成为当代神哲权威。
1453年君士坦丁陷落于土耳其人手中，希腊语文学者纷纷西迁。于是意大利到处可有希腊文教师；巴图亚（Padua）一时蔚成亚学的新中心。在不列颠、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等地，亚氏之学普遍成为高等学校的课本。十四世纪，巴黎的文教法令规定了学校中除圣经外，凡世俗一切知识均以亚氏书籍为准。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寻求新大一陆的信心，实际得之于亚氏物学著作中的地圆诸论证（“说天”298a9—15）。
（5）正在这些时候，欧洲兴起了新学，在思想上逐渐突破文化知识的传统体系。亚氏自然哲学上许多观念均被怀疑。1590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教师伽里略在碧沙的斜塔上所作铅球下坠实验，就旨在否定亚氏物理学中一条错误规律。欧洲一般学生从此不再认真修一习一亚氏学课。象牛津学者霍布士（Hobbes，1588—1679）竟公然加以诋毁了。事实上贤哲辈生，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哥伯尼、伽里略、牛顿、拉瓦锡、达尔文等都在思想方法与实际研究中越出了前人的藩篱，发现了更新鲜的花草，或是爬上了更高的峰峦，因而望见了更远的地平线。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权威似乎可以在十七世纪以后加以结束，让他的著作保留为世界学术发展史上丰富而且可贵的材料。
可是亚氏许多名词、术语、观念已深入西方各门学术与人生和宇宙思想之中。十八世纪，不少抱残守阙的人相信这些古典仍然有启发人类思绪的作用。近代日耳曼哲学家，写出了不少巨著，其中可见到亚氏名学哲学的影响仍然重大。文艺界原来保持着对“修辞学”的尊敬，“诗学”残篇于这一世纪又特别风行。“哲学”1053a页5—14行言及天体运动均匀而有规律，那么组成运动的时间与距离之单位，就该在天体运动上觅取。十九世纪许多的科学家在实践这样一句陈言，做了长久辛勤的努力；我们现用的标准时间与标准度量就是根据近代天文记录与地球经线测量来制订的。在生物学方面，亚氏虽用“目的论”否定恩培多克勒的“进化论”，但在解剖、分类、胚胎学上，他实际是进化论的先导。所以达尔文（1809—1882）自述生平时，尝谓居维叶（G．L．C．F．D．Cuvier，176一9—1832）与林耐（Linnaeus，1707—1778）各有成就，对于他仿佛是两位神祇，可是这两人比之亚里士多德老先生则犹学童而已。
（6）十九世纪，亚学研究又重新展开。柏林研究院1830—70年间用四十年功夫校印了希腊文“亚氏全集”（贝刻尔本——参看附录三）供应了各国近代翻译的底本。1882—1909年间，又以二十八年功夫编印了希腊拉丁诠疏及拉丁译文。法国第杜本也在1847—74年间校印完成。其它各国学者也时常出版各专篇的校订本与新译本。“亚氏全书”英文译本在1908—30年间陆续完成。革命前的俄国已出版“修辞学”、“伦理学”、“政治学”及“名学”一部分的俄文译本。1927年以后又先后译出了“名学”一部分，“诗学”、“形而上学”（哲学）以及生物、物理方面的重要著作。
（7）中国直至明末，知识分子才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著作。徐光启、李之藻等在翻译西方天算书籍之后，已对亚氏著作进行诵一习一，并准备做大规模介绍西学工作。但清初的读书人又回到中国的故纸堆中。西方学术介绍工作没有人后继。亚氏崇尚理想而又切务实物，这种一精一神原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早作一番针砭。明清间人倘读得这些书籍，这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应更有实益，现在我们将是主要地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案来考核这些译文。亚氏曾论及古代神话不免荒诞，而千年相承，当无数诗文皆已湮没，而此类卷帙独存于时代淘汰之余，彼视之为荒谷遗珍（1074b13）；我们于亚氏的遗书也怀着同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