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连同它前面那篇说明写作原委的《序》于十六年前面世，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难以设想的事。如今时过境迁，我以为就以往发生的情况稍事回顾未尝不可。且说这本书刚出版一两天，书评家们就群起而攻之，诟厉之声，恐怕连当年《德伯家的苔丝》所领略过的也自叹弗如。不过也还有两三位先生有主见，不肯对那次大合唱随声附和。英国颁给它这份连珠炮式厚礼，毫不迟延地经海底电报传送到美国，在大西洋彼岸，乐声一浪高似一浪，成了尖锐刺耳的鼓噪。
在我看，那场大张挞伐的可悲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同我势不两立的那些报刊，对于书中大部分内容（表现两个主要人物理想破灭的过程，也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说实在的，简直是我兴趣专注的部分），其实是弃而不顾的。它们看过的，它们相中了的，不过是那二三十页并不高明的细节描写；就整个叙事来说，它们不可或缺，意在说明裘德的生活怎样违背初衷，走到了反面，如此而已。而且令人难解的是，前些时，一家家庭报把登过的作者一篇情节奇幻的小说于第二年重印了一回，竟也让某几个圈子中人把它拉扯进来，借题发挥，继续把同样的恶溢冠在我头上。
《裘德》这辈子的事业就这么苦恼地开始了。在报刊胪列它的罪状之后，它又倒了一次霉，一位主教把它烧了——想来是他在绝望之余，深以未能对我施以火刑为恨吧。
后来却有某人发现《裘德》是本合乎道德的书（作者处理这个困难题材，战战兢兢，严肃不苟），乍一听，倒真像作者在《序》自始至终对这样的意思不着一字。也好，好多人对我的咒骂就此罢休。事情也随之了结。而我却发现，从事情的前前后后看，若说对人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那也只限于对我一个人的——这一番经验算把我以后写小说的兴致一扫无余。
在那阵舞文弄墨，入人于罪的狂风暴雨中，出了不少非同小可的事，其中一件同一位美国文人有关，此君倒不故作道貌岸然，承他见告：在震天撼地的批判声势的影响下，他买了本《裘德》，硬着头皮看下去，可是他就是弄不明白害人的地方究竟从哪一段开始。看完了，他心怀憎恶，把书摔到屋子另一头去了。原来是因为他上了卑鄙龌龊的书评家的当，白花了一块半美元，买了本“宗教与道德训示集”。
我同情他。我诚心诚意向他保证：事情闹到如此颠倒黑白的地步，绝对不是我为了要在前面说到的那些期刊的订户中扩大该书的销路而存心同别人串通一气，玩弄花招的结果。
还要说到一位女士。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发表在一家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的杂志上，文内插了些看了叫人发毛的小标题。在论到拙作时，她大为震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概。没多久，她写信来，表达了同我结交的愿望。
不过还是回到作品本身吧。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都是以婚姻法律作为启动故事的悲剧性抒轴，由此不免广泛涉及家庭生活方面，因而倾向于表示，用狄德罗①的话说，文明的法律只应是自然的法律的确切表述（顺便说一下，此说尚需有所限制）；但哪里想得到从一八九五年起，我要为这个国家以婚姻为主题、“旧货充新。老调滥弹”（一位博学作家如此概括）的状况承担很大责任。我不懂。如果我没记错，我从前什么意见，现在还是什么意见，也就是说，婚姻一旦成了对其中任一方的不堪忍受的酷虐，那就应该解除（因为无论从实质方面还是从道德方面说，已不成其为婚姻）；看来这正好为悲剧情节提供良好的素材，而经过悲剧自身的现身说法，因其中情节的特殊性含有的大量普遍性得以呈现，这就不妨希望情感因此当能得到净化，达到亚里士多德②所期望的境界。
①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其《诗学》中第六章中说：“悲剧乃对严肃的、其本身具有重大意义的完整的情节的模写……剧情的种种变化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实现它对此类情感的净化”（据拜沃特英译。）
②拉斯金学院是1899年在牛津成立的一所独立的学院，专收工人。约翰·拉斯金（1819—1890）为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后半生重视经济、社会与一般文化问题，关注工人的劳动生活与福利，故该学院以他命名。
回溯二三十年前，谁要是不具备必不可少的财力，要想获得知识，学有所成，真是困难万分。这类现象，我在小说中同样加以利用。但是有人对我说，有些读者认为这些情节是对古老庄严的学府的攻计；又告诉我，后来拉斯金学院①成立时，他们认为该院只配命名为“无名的裘德学院”云云。
①布拉狄尔谐音bloodier，有嗜血者之意。他是英国小说家萨克莱的《盆登尼斯》中专事丑诋诟骂的书评家。
艺术的追求，为探索人类的本能因被强压进腐朽可恶、全不相合的模子而演成的悲剧，古往今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我认为对布拉狄尔①和怒火中烧的主教之辈，无妨也还之以公道，因为他们的本意，说穿了也不过如此：“咱们不列颠人就是要牢牢保住这些特权。你画的东西不一定是假的，也不一定是少见的，甚至也算不上跟艺术规范唱对台戏。不过咱们这些靠老规矩发家致富的人可不能答应随便渲染那样的人生观哪。”
①参见284页注1。
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就算讲到了婚姻的种种现象，就算有位可怜的女士在《黑檀》上尖声怪叫，说什么有个下贱不堪的反婚姻帮蠢蠢欲动，可是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合约（我是指圣礼）还不是照样盛行其道，男婚女嫁，一如既往，轻松愉快地献身于未必是、也未必不是真正的婚姻吗？有些非常顶真的通信者甚至还谴责作者只管发现问题，然后把问题撂到一边，没有指出迫切需要的改革之路呢。
《无名的裘德》以连载小说形式在德国发表时，该国一位老练的书评家告诉作者：女主角苏·柏瑞和乃是每年成千上万主要在城市中崭露头角，备受瞩目的女性中第一位在小说中得到勾勒的形象，她们是现代环境正在造就的女权运动分子，纤弱、苍白的“独身”女儿，知识丰富，精神解放，感觉敏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她们否定这样那样的必然性：什么同性别的人绝大多数非得亦步亦趋，以嫁人为生活出路不可呀，什么非得仗着拿到“限在店内”执照①，好赢得眷爱，才算高人一等呀，等等。这位书评家深感遗憾的是：新女性面貌是托付给男性画出来的，不是出自同性别的某个人的手笔，因为若由她来画，她断断不容那位新女性落到精神崩溃的地步。
①语出《新约·哥林多后书》，全句是“……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参见本书427页注。
积以时日，他这份信念能否实现，我说不上来。这本书写成至今历有年所，我自审不足以对它的内容，无论好坏方面，再做出一般性批评，只能对几个词句酌加修润而已。毫无疑问，一本书里边，除了作者有意识地写进去的，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至于这样对它有好处，抑有坏处，那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T．H．
一九一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