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我只有他两张照片——一张上并肩站立着两个士兵，两人的胳膊互相搂住对方的肩头，他们的脸看起来比戴的帽子还要白，因此他们的面貌看不太清；另一张是我父亲的侧面照，他正俯视着有栏杆的小床里的我。在这张照片上，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不过他有个相当挺拔的鹰钩鼻，头发浓密，要不是剪得那么短的话，那一定会非常漂亮的。在那张侧面照的背面莫名其妙地写着“关岛”两个字，而另一张两个士兵的照片背面却写着“喜看儿子：49年5月28日”。
我在五六岁以前，没有理由相信，赫布不是我叔叔。要不是有一天晚上我母亲脱口而出，对我说出实情，我会相信得长久得多。当时，我推开母亲卧室的房门，看到赫布蜷在床脚处，腰以下裸露着，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伸出着，像爱逗弄的人用一块饼干在一只睡意蒙俄的狗的鼻子面前那样摇晃着。那天早些时候，他俩去参加一个婚礼，我母亲拿到了那束花。赫布微有醉意，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是个挺笨的男孩，他开车偶尔撞上一堵墙，或是有些艰难地开下路边缘，我并不感到惊奇。母亲不许他开车带我出去，我还只以为那是因为母亲有许多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武断的规矩，诸如一天看电视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啦，要在杯子里先放上巧克力浆，然后再倒牛奶啦等。
我对幼年生活中记忆最清楚的就是那晚的事：我推开母亲的房门，看到赫布身体失去平衡，扑在花束上，像个把面包紧紧抓藏在衬衣下的小偷似的。
“伊桑，”我母亲说，“这会儿你该躺在床上睡觉了，我不知道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而且还不礼貌，连门也不敲——不过，我觉得也到了该把事情告诉你的时候了：我和赫布确实关系非常密切，但不是那种像家庭中兄妹这样的密切关系。赫布不是你的叔叔，但是必须继续把他当成是你叔叔。不要让旁人知道。”
赫布一翻身子侧身躺着。他听我母亲说话，一面哈哈地笑。他扬手把那束压坏了的花扔了出来，我往前跨出一步去接它，等待它落到我伸出的手里。这是赫布教我接皮球的方法，因为我以前总是把手伸得太远，而人又冲得太前、太快。在我接到花束时，刚好母亲的说话变得含混不清了：什么礼貌，赫布，不是家里人，什么也别说。
赫布身子一滚下了床，站在那里穿上了裤子。我有个清晰的印象：他比我更有麻烦。我想他当时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即使他不是我真的叔叔，可他还会像过去那样喜欢我的。我记得母亲把一只枕头朝他扔过去，告诉他不要把我弄得稀里糊涂。然后她看着我，加重语气地说，赫布不是我们家庭的一员。说完后，她变得相当激动，站起身来，噔噔踩着重步走出了卧室，砰地一下关上了身后的房门。赫布对着房门不予理会地挥了一下手。和他单独在一起，我感到自在多了。我想我原以为他可能会消失——如果他不是我叔叔，他可能会突然不见的——因此他继续留在那里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别为此担心，”他说0“离婚率正在上升，人们渴望每隔五分钟就变换一次工作。你瞧好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会得到重新评价。他在历史上不会获得今天所拥有的同样的地位。”他看着我。他坐在床沿上。“我是你母亲的男朋友，”他说。“她不想嫁给我。这没关系。我不会到别处去。我不是你叔叔，这可是我俩间的秘密。”
我母亲身材高挑，头发金黄，是二十年代移居美国的一个德国家庭的长女。赫布长着黑头发，是独生子，他父亲是黎巴嫩人，母亲是英国人，比他父亲小得多，她甚至在结婚前夕还曾考虑过离开英国国教而皈依天主教，做个修女。回忆起来，我记得母亲对于自己的身材和相信未来的希望在于她的完成大事业感到羞怯。而赫布则对他卷曲的头发，以及在孩提时代就试着做父母的调停人感到难为情。结果在赫布和我母亲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她被他抚慰人的性格吸引，他则被她认真的态度所吸引。要不，也可能是，她是被他那不寻常的琥珀色眼睛所吸引，而他则为她那种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性感和害羞的小姑娘丰姿迷住了。或许他在让她吃惊和迎合她隐秘的比较成熟的欲望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知道他认为她非常能于，而且把这当作事实，不需她再用任何方式向他证明，她对这感到高兴和满意。
她在一家银行工作。他在罗巴克的塞尔斯公司的汽车部门干活，在周末他弹钢琴、吹口琴，有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外一个叫“快乐的水手”的酒吧间吹次中音萨克斯管。每星期六晚上，我母亲和我总会身着漂亮的衣服，并肩坐在蓝色人造革的火车座里，座位后面的墙上悬挂着鱼网（钉在墙上），墙上点缀着海星、海螺壳、海马和里面画着微型彩色风景画或贴花转印图案的蛤壳。我得转过身，从侧面越过母亲的头顶才能看到它们。我只得装出一副看来好像在正视前方，欣赏地聆听赫布叔叔的演奏的模样，可是同时向上转动眼珠，瞥一眼那些微型画：落日、虹和在月光下夜航的船只。赫布叔叔用口琴吹奏着速度比较慢的《我心中的恋人》，我小口地吸着里面放着真樱桃的樱桃可乐：一共三颗，因为女招待喜欢我。他又在钢琴上弹奏《时光流逝》，一面低声唱着，声音轻得好像在哼一般。母亲和我总是两人共吃一盘海鲜：四只小虾，一只蟹饼，一只龙虾尾巴，有时是两只，如果老板不在厨房里的话，不过，母亲常常将龙虾尾巴打包，省下来留到星期日中午吃。她会将它们切成片，做成菜后，再加上她几乎每晚都做的番茄生菜色拉，放在米饭上。
赫布叔叔唱的有些歌曲是献给庆祝结婚周年的夫妻的，有的是献给过生日的男孩的，或者是献给那些被求爱的女士，向她们求爱的男人选择让赫布叔叔唱一支浪漫曲，来表达他们不好意思说出的爱意。晚上，赫布会献给母亲一支歌，总是称她为“我特别的朋友”，然后朝我们的座位点点头——但是从不直接朝我们看。
我母亲用手指在涂着清漆的闪闪发光的桌面上，敲出比较快的乐曲的节拍。遇到慢节奏乐曲时，她会用一根手指贴着桌沿来回划动，移动时极其小心，就好像在试一把刀刃似的。在她金色卷发的上方，我可以看到一些缩微版的画，我认为那些一定是世上最富于异国情调的地方——极为生动，令人瞄上一眼就会使任何熟悉夏威夷火山和博拉博拉群岛沿海的人心跳加快。我母亲抽雪茄，所以有时候我是透过烟雾看到这些地方的。当头顶上的灯光从蓝色变成粉红色、赫布叔叔表演最后一组节目时，那些画就会变成可能是最理想的天堂景象。赫布叔叔先是唱一支作了沉思处理的《暴风雨天气》，接着他又用萨克斯管演奏一曲《绿色的眼睛》，最后，总是在钢琴上简单地弹奏一曲比利。霍利迪的歌曲，不过只弹不唱，作为结束，这些乐曲富于浪漫的清越使我心醉神迷。然后灯光转成朦胧的红色，逐渐转亮，变成金黄色，令我目瞪口呆，就像升起在洛斯阿拉莫斯上空的云一定会让三位一体的观察者们目瞪口呆一样。这光线足以使人们估摸他们的清醒程度，付款，或者决定推迟些付款，身影又消失在酒吧间后部光线更暗的地方。赫布叔叔从不拍我肩膀，或者用手弄乱我额前的头发。他常常坐在我母亲身边——仍然微微欠身，对听众的鼓掌表示谢意——然后探过身来，用我母亲从烟盒里取烟的习惯动作，用拇指快速地持过我的指关节，犹如在试琴键一般。如果他的指端快速而有力，那么情况不可能比这更清楚：他希望我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
在我十三岁上，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或者说并不是真的不得不放弃，而是那时我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可以摆脱这一计划。一天，我母亲在雨中驾车，拐弯时汽车打滑撞上了一根电话线杆。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我的手腕骨折，肩膀脱臼。我母亲毫发未伤，不过，她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赫布叔叔时，歇斯底里发作，结果只得把她送到急诊室，给她打了一针，这时赫布叔叔才赶到，带我们俩离开。
我觉得这次车祸发生后，她和原先不一样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是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不过我的青春期和她对她的工作越来越厌恶的情绪都有可能使事情发生变化。我母亲好像无缘无故对赫布生起气来，而对我却关心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突然认为她应该对什么都负责，而我有一种疯狂的把好事变成坏事的本领。我的可乐里开始有五颗樱桃，这似乎成了一种不需要的败坏，我可以肯定，我母亲曾关照过那女招待对我格外好些。她的香烟使我咳嗽。在卫生局长发出吸咽有害的警告前很久，我就断定她有意要毒死我。在她开车带我去治疗时，我误解了她的好意，而认定她对让我受折磨感到暗自高兴。我的手腕骨接坏了，只得重新上石膏。我母亲经常哭。我转向赫布叔叔求助，请他帮助我做作业。她心软了，于是，他开车带我到处转悠。
我开始对母亲产生怀疑时，她开始对赫布产生怀疑。我听到对他演出安排的争论。她说他得在一个更弱的节拍上结束。她认为灯光太舞台化了。他在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银色的灯光中开始——和结束——演奏。我望着网上的贝壳，不在乎她知道我不专心在听赫布的表演。她深深地歪在火车座里，也在走神：在唱词间歇，不再小心地喷出一口口烟；也不用手指去摸桌子边。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干脆不去了。
在那时，她已是里格斯银行的一名信贷员。赫布已离开塞尔斯进人蒙哥马利沃德邮购公司，主管草坪和休闲活动用品部门——从野餐桌到修剪树篱的电剪刀的一切都管。她只管买盒装电视快餐。她抱怨钱不够用，可她买昂贵的高跟鞋，穿着去上班。每星期三晚上，赫布和过去常当乐师的那些朋友一起玩手球，只是那些人现在突然干起了白领工作，以维持日益增长的家庭人口的开支。他回家后带着不相信或者迷惑的口吻说，以前在一个拉丁美洲乐团演奏的那个索尔刚生了对双胞胎；还有那个厄尔把鼓卖了，买了一个挺贵的烤炉。她读佩里。梅森的作品。他翻阅杂志，看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他摇着头说，这些文章为重新评价我们生活的时代铺平了道路。
我没有朋友——真正的朋友——直至十四岁。这年和我意气相投的是个叫赖乌杰。安德森的男孩，他和我一样对英式足球情有独钟，他还介绍我看《花花公子》。他告诉我买凯兹牌球鞋要买大一号的，再在脚尖那儿塞上一只短袜，这样踢起球来劲儿大，球才会真的飞起来。我们俩都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明白，你为了想成为约翰。弗。肯尼迪，你必须看起来像约翰。弗。肯尼迪。赖乌杰的母亲是在战争时期结的婚，我母亲在战后第六年失去了丈夫，因为一次奇怪的意外事故：一个漆匠在离地很高的脚手架上失足向后摔到地上，往下掉时，手中的油漆筒脱手落下，正好砸在我父亲头上，把他砸死了。那个漆匠始终不变地每年给我母亲寄圣诞卡，告诉她他自己身体缓慢恢复的情况，并为我父亲的死向她致歉。赫布叔叔遇见我母亲时，他母亲死于白血病，正躺在殡仪馆里我父亲的隔壁房间。有一次深夜，他俩都到街上时，一起喝了咖啡。
直到一年以后，当他在电话簿里找到她（电话号码仍列在我父亲的名下），他才又见到她。那次我一起去了，他还给我买了一纸包的油炸土豆条。我装扮牛仔，想象自己用套索套住了他们坐着的长凳转圈。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游艺场。因为那里既然是华盛顿商业区，那游艺场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游艺场，而只是林荫路的一小片地区，全部被会穿越火圈的狗和踩着旱冰鞋逗乐的小丑占领。我母亲和赫布叔叔两人长时间地说话，因此一些消闲的愉快节目就成了特意为他们安排的，就像在（仲夏夜之梦）里的表演一样。
我呢，当然啦，在任何特定的一天里都不知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我始终不变的是：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天天晚上都哭；我每天只能看两个电视节目；我得在比我希望的早得多的时候上床睡觉，留着一个夜灯。那天，我母亲和赫布坐在长凳上，我敢肯定，我感觉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把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人刻在想象中的索套魔术圈上。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三人集体。
他作为寄宿者住进我家。他住在我们过去用作餐厅的那个房间里，从我们吃电视快餐以来，我和母亲从未用过这房间。我记得他在拱门处横了一根帷幕杆——钉上架子，再放上横杆，把我母亲缝制的锦缎帘子挂上，再把横杆放回原处。他们在帘子后面格格发笑。接着他们把那帘子来回移动，好像在试试这帘子架是否真的好使。这就像我孩提时玩过的一个游戏：一块板上面有一片前后移动的木片，移动一下先看见太阳，再移一下看到的是月亮。
当然，他们在深夜就不老实了。他会干脆把帘子推在一边，到她床上去睡。其实我什么事都会接受的，真奇怪他们却没有干脆告诉我。父亲叔叔，圣人，大傻瓜，小妞儿，什么都行——我不大清楚他们两人真正干些什么。我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回想起来，我只能假设他们不像担心其他人可能会怎么想那样担心我会怎么想；再说他们可能也不愿把我拖进他们的骗局中去。要不是我溜进她的卧室，他们根本不想把事情揭开的。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我。最终，我肯定会进人他们的世界。
“关于赫布叔叔的秘密只限在这所房子里，”在我发现他们在一起的那晚我母亲这么说。她的脸色相当苍白。我们站在厨房里。我听从她的话——不是因为我非常爱她，或者因为相信她，而是因为我早就信得过赫布了。信得过，因为即使他对我使了眼色，他那愚蠢地砰地一下关上门不可能表现得更清楚了。她穿着一件哗叽睡衣，长台面上的灯光从她身后照着她。她在地板上投下了一片池塘样的阴影。我真想说，问她为什么要骗我，但我肯定当时我不敢。想象一下当她对我这么说时我的惊讶吧：“你不知道永远失去一样东西是怎么个滋味，”她说，“那会使你做出任何事情——甚至对你所爱的人撒谎——如果你认为那会使你得到那件东西哪怕是细微的一部分的话。你不知道细微的含义是什么。那表示一丁点儿。表示一件东西已经摔成了碎片。”我知道她是在谈论失落。整个星期，我一直在为学校里的那只小鸟担心，它的翅膀断了，也许再也飞不起来，只能永远在纸箱内跳来跳去了。不过，我母亲在想的是那个油漆罐——她希望那个油漆罐没有击中我父亲的脑袋，而是驶向永恒，进人无限。
我们看着地下的深褐色阴影。那阴影就在她前面，在我前面。当然，它也在我们后面。
许多年以后，这天赫布带我出去“谈心”，我们的车毫无目的地行驶了好长时间。我几乎可以感觉到赫布想到主意的那一刻，他绕过环形中心广场，顺宾夕法尼亚大道飞驶而去。那是个星期六，每到星期六，“快乐的水手”只供应午饭，但他有钥匙，所以我们停好车，进人店内，打开了灯。这不是他在演奏时照明的那种灯，而是明亮的日光灯光。赫布走到吧台处，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打开一罐可乐，递给我。接着他告诉我，他要离开我们了。他说他自己也觉得难以相信。然后，他突然怂恿我听比利。霍利迪的原版唱片，让我仔细看弗美尔的画，让我环顾四周并倾听。要我相信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地方，对观察敏锐的人来说或许是一处暂时可以替代天堂的地方。
我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我感到不好意思哭。我坐在吧凳上，只是看着他。那天，我们俩都不知道我日后的生活会怎样。也许他认为那么多不愉快的时刻可能会永远地毁了我的生活。我们俩都没想到，对一个有可能成为小阿飞甚至游荡者的孩子来说，他一直是个父亲形象——这是他和母亲陷人的那个假装的游戏可能造成的结果。他难过地摇了摇头，一面又倒了一杯酒。后来，我才发现是母亲要他走的，但是那天，我甚至都没有想到问他一下，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们在离开餐馆前，他对我说——像我发现他光着身子在我母亲屋里的那晚一样——他是多么关心我。他还就如何营造自己的天地给了我一些切合实际的忠告。
他曾是那个建议老板在墙上挂网的人。起先，他和老板画上了海洋：淡蓝色的，比最下面的漆明亮，每一件东西比在陆地上显得大。然后，漆的颜色渐渐改变了，缕缕光线照进去，东西的大小变得比较真实了。赫布还在一堵墙上增加了磷光。他仔细地重复地用漆刷润饰墙，一丝不苟。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业余画家。不过，那些坐在这画下面的人压根儿看不到它。那些坐在旁边的可以用眼角看到闪光，从房间对面，我母亲和我坐的地方，因为灯光淡，又隔得太远，也看不到。当我的思绪从钢琴乐曲上飘开，或当我眨着眼睛以避开烟熏时，我的眼睛也从未看到过磷光。
海星以前可以在唐人街上的一家店铺里成打地买到。蛤壳由住在城郊阿林顿的一名妇女涂漆的，她曾把它们串起来做成项链，在教堂义卖集市上义卖，直至人们不再有这种要求，而流苏花边却大为流行。此后她把蛤壳卖给了餐馆老板，他廉价从她院子里买走整整两铝桶蛤壳，这是在他想象自己会开一家餐馆前多年的事了。那天在赫布和我离开“快乐的水手”餐馆前，对于这地方是怎样建成的，我可说无所不知。
十五年前，我和未婚妻驱车来到赫布表妹家去拿几件东西，那是他留在她那里请她保管的，以防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他表妹是个个子矮小、相貌平庸、练举重的女人。她把家里的餐厅变成了锻练房，里面放着诺蒂勒斯牌划船练习架和杠铃。她一人独居，所以没有人悄悄拉开帘子。家里没有孩子，所以她不必做什么样子。
她给我们端来加有大片柠檬的冰茶。她拿出鳄梨酱和一罐玉米粉薄脆片。她几天前打电话给我，说赫布突发心脏病，已经去世。不过，我要过一段时间才正式知道，她还告诉我赫布在他的遗嘱里给我留了钱。他还要求她交给我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她将信封递给了我，我感到十分好奇，因此我在纽约科尔德斯普林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肌肉发达的女人的后走廊上，当场将信打开。
里面是乐谱：六首比利。霍利迪的歌曲，我立即明白这是赫布最喜欢的乐曲，就是那晚在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组乐曲。有几封信，我想你可以把它们称为情书，是我母亲写的。有一个“快乐的水手”餐馆的餐具垫，上面画着一颗带梗的樱桃，周围是一个别致的用铅笔画的框，我依稀记得是赫布有一天晚上画的。还有一个自信封，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关岛上的士兵；另一张是个英俊的青年人，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一个熟睡的婴儿。我一看这张照片便知，他是我的父亲。
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但是我越看这张照片——照片上那人的表情似乎越显冷漠和呆板——越是使我想到，赫布希望我看到我父亲的这张照片，因为他想让我明白，他和照片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翻过父亲那张侧面照，读着上面的字：“关岛”时，我几乎笑起来。这肯定不是我母亲的笔迹。这是赫布的笔迹，不过他尽量地斜着写那些字母，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她写的。多么巧妙的报复，他一定想——给我留下印象：我母亲是个心事重重、没有头脑的女人，竟连两张重要的照片的说明都写不正确。
我母亲多年前死于肺炎。我一直约会的那个姑娘对我说过，没什么恶意地，尽管我对母亲的死很难过，但是时光的流逝肯定有一个好处：过去的会真正成为过去。话语会变得叫人将信将疑。人们好像只是可怜的灵魂在竭尽全力地搏斗。形象会慢慢消失。
不过，那堵画得看起来像海洋的墙的形象不会消失。在这一点上她错了。赫布完全是按照真正的海洋画的。我是后来才发现的那是在我第一次使用水下呼吸管潜游时，我看到了水下世界，到处是过份裸露的吓人的地方和闪闪发光的凹凸不平的形状。但是，它是那么吸引人——那么令人放心——向人们提供了从可爱的白网上，那没有人会摔倒的巨大的扶梯，从深水爬上水面的可能。
在弗朗西斯家的游廊上，我盯着父亲的照片看，我看到他作为一个青年，站在一个炎热的岛屿上，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个瘦削的高个子青年，此人他可能战后再也没见到过。他是个英雄。他为国家服过役。当他离开关岛后，他会过他的生活的。只是生活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他身后留下的孩子由另一个男人抚养长大，不过，他的妻子的确永远怀念着他，并且采用一种她自己的奇特的方式：永远没再嫁人，表示对他的忠贞。然而，当我继续看着照片时，我不能继续把他想成是个英雄。他是个普通的人，前后联系起来看，还是个浪漫的人——处身于一座位于热带的岛上的一个忧郁的青年战士，那个岛屿不久就会变成一片被人遗忘的土地。战争结束后，他会过他的生活的，但是那种生活太短暂了，由于悲剧的发生，再也没能真正恢复那种生活。
赫布一定也相信他不是个英雄。他在那两张照片上用纤细的字迹互换着写下简单的文字说明时，一定是这么想的，这两张照片确实算不上是什么遗产。
在科尔德斯普林港，我把照片放回信封中时，我感到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说过话了。弗朗西斯斜拿着玻璃杯，在摇晃冰块。她几乎不认识我们。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了。开车进城费不了多少时间，她会目送我们离开，知道她已尽了责任，因为她把赫布说过的属于我的东西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