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奥索雷斯在贝加亚纳家包厢的雅座（侯爵夫人从来不在那里就座）上坐下来后，楼上楼下的包厢里立即有人在嘀咕些什么，或在移动位置。人们好奇的部分原因，一是她长得俊美，二是她不常上剧院。另外，几周以前，大伙儿就在议论她，说她更换了忏悔神父，还认为她这次上剧院跟金塔纳尔先生想带她上外面走走的愿望有关。人们还在议论，讲经师会不会将她拉到自己这一派里，会不会通过她来控制堂维克多，就像他在卡拉斯皮克家干的那样。有几个胆大狡诈、自以为了解内情的人还对他们的好友低声耳语，说有人试图抵消教区法官对她的影响。
比西塔辛和巴科·贝加亚纳是能有根有据说话的人，但他们持慎重保留的态度。只有奥布杜利娅装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哼，庭长大人还不是和一般女人一样……我们也不比她差。她只是生性冷漠，不好交际，加上她那种无可指摘的女人傲气，才使她变得含而不露。这么一来，大伙儿就不敢议论她……可像她那样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的这种不阴不阳的话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人们在责骂她胡言乱语的同时，却将她这番话传开了。奥布杜利娅说话从不思考，张口就说，有时说的和想的还不一样。她常常恶语伤人，而自己却没有发觉。她认为，庭长夫人最大的罪行（其实她也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是随大流。“在马德里和国外这算不了什么，但在斐都斯塔，人们一边假装对已很时兴的某些自由主义的行为惊慌失措，大声咒骂，同时，本人却又偷偷地那么干，真是俗不可耐。可是，对那些从不洗澡，只在给孩子洗澡时才用海绵的女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奥布杜利娅和外地人说话时，总爱说斐都斯塔女人虚伪、不讲卫生，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请相信我，”她一再说，“她们的身躯从来没有接触过海绵，平时洗脸就像猫一样，还像古代人那样欺骗丈夫，真是又脏又蠢！”
安娜多年来早已对人们那种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漠的目光习以为常，所以，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散步时或剧院里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不在意。但万圣节的那天夜里，她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不像以前那样将它看成是好奇、嫉妒、恶意的表示。打从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后，安娜的脾气变了，她好像从一个枯燥、寒冷、令人厌恶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阳光、温暖的场所。她将这种情绪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迷信地归功于上天的意志，认为老天爷决定事物的进程，就像经验丰富的作家，对每个人命运中该发生的事做出安排一样。虽说她并不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其他人，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认为相当灵验。她深信，上帝经常在对她启示，让她有机会获得教益与忠告。这也许是安娜宗教信仰方面最深沉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为、命运、痛苦和欢乐都给了直接的、明显的、特殊的关怀。没有这种信念，她就忍受不了在她悲伤、乏味、常常走错道路的一生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她认为，自己陪着一个庸庸碌碌、脾气虽好生活方式却令人讨厌、怪癖成性的男人生活了八年（那是没有爱情、没有火一般激情的八年），如果不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那她早就没法忍受了。她相信自己的信仰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眼睛的赞许。无所不见的上帝也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样的信念，免得被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本性所动摇，走上歧途。
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她发现了“美好的灵魂”，发现了“超越斐都斯塔的精神”，她将这种发现归功于上帝，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启示。
现在，安娜见到那个仪表堂堂、骑着高头大马（马的欢腾打破了令人忧伤的寂静）的人后，内心突然发生了巨变，她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内心发出的那种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的呼声。她离经叛道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想着下面的事：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是荒唐的，爱情是年轻人的权利；斐都斯塔是平庸之地；她丈夫只是个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躯体洁净而没有保持心灵洁净的义务。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她丈夫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堂维克多称为精神（这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告诉他的）的东西就是她生命的根本，那才是真正的她。这方面的事她没有必要对他负责。“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泪流满面；我想做梦就做梦，我想梦见谁就梦见谁；我的身躯不作孽，但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幸福中。我想到那些事情，就感到愉快，而不懂那些事情的人却禁止我那样做。”这种种想法安娜觉得像旋涡似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飞舞，她已无法控制，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在脑海里轰鸣，使她又害怕、又高兴。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但她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在欺骗自己，让这种叛逆的思想自由发展。
她就这样来到剧院。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多的请求让了步。虽说她怕这实质上就是某种约会或承诺，但她还是去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穿衣镜前时，觉得镜中的安娜要她做出解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吧，我去。不过，我这次去显然要对自己的名誉做出保证，我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突然侵入我干枯灵魂的这股自由风会刮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去看戏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任何约定；我离开那儿时，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经过考虑，做出决定后，她便竭力梳洗打扮得漂亮些，头脑里不再怀疑堂维克多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之类的事儿了。
①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贝加亚纳家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斐都斯塔人管包厢叫“口袋”，因为它和其他包厢有一道板壁隔开，显得比较隐蔽。对面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几个高雅人士的包厢：几个银行家、一个有爵位的人和两个从美洲回来的人，其中的一人准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此人有戏必看，而且喜欢诗歌。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和拥有健壮的身体，是两件大事。”他还以数百万比索作后盾，宣称自己是戏剧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常说的一句话。这句不怎么文雅的话，是他从一份严肃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学来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每次他评论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戏就这样说。反正他只要“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堂弗鲁托斯处处都想“得到好处”。下面他说的话就足以证明：
“什么曼里克爱上了莱昂诺尔啦，公爵钟情于某某夫人啦，无非都是为了个女人在你争我夺，直到她和那个不修边幅的诗人跑到另一个地区。这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就不说堂弗鲁托斯对剧本像吵架一样进行严厉的批评吧。现在说说堂阿尔瓦罗。他的包厢最引人注目，吸引了老妈妈和姑娘们的目光，甚至吸引了斐都斯塔一些公子少爷的目光。这些公子少爷不指望在那高雅的一角受人青睐，因为这是以自由党头儿为首的见过世面的人的天地。那些年轻人大部分在马德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至今还保留着在那儿学到的习惯、举止和表情。他们模仿马德里某个俱乐部成员的行为，在包厢里大声交谈，有时还和演员对话，向合唱队员和舞蹈演员说恭维话或下流话；他们嘲笑舞台上出现的那些衣冠不整却浪漫情调十足的角色。在家庭道德方面他们都是怀疑主义者，不相信妇女生来就贞洁的说法。关于这方面，堂弗鲁托斯也不例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轻视真正的爱情，却一门心思、全力以赴地勾引女人。他认为，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没有情妇是无法生活的。像他那样的人都有情人，而且都是轻而易举搞到的。女演员们出于虚荣，模仿大城市腐朽的习惯，吞下了他们的诱饵，被他们勾引到手。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嗓子有病的女歌手、年轻时多愁善感的中年演员，都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讨好她们，送东西给她们，玩腻了就抛弃她们。这些人大多是无能之辈，如果不是凭鼓鼓的钱包，如果不是被追逐的女人容易上钩，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