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完了这番话就走了。乞乞科夫思考起来。生命的意义又显得举足轻重。他说了一句：“穆拉佐夫说得对，应该走另一条路了！”说完，就走出了监狱。一个卫兵跟在后边给他提着小红木箱，另一个给他拿着装内衣的箱子。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看到老爷释放出狱，高兴得什么似的。“喂，亲爱的，”乞乞科夫亲切地招呼他们说，“必须赶快收拾东西到别处去了。”
“走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说。“路一定能走了：雪下够了。远离这个城市了。这地方呆烦了，看也不想再看它了。”
“去找马车匠把马车改装成雪橇，”乞乞科夫嘱咐完就朝市里走去，他可不是想去找谁辞行。在这场变故以后，觉得有些不方便，况且市内流传着关于他的许许多多最令人不快的传闻。他躲避着所有熟人，默默地奔到他买纳瓦里诺烟火呢的那家商店，又买了四俄尺做燕尾服用的烟火呢，拿着去找原先那家裁缝铺。出了双倍价钱，裁缝铺掌柜才答应叫铺里伙计点着蜡烛用针、熨斗和牙齿努力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燕尾服总算做出来了，虽然稍稍晚了一些。车已经套好。可是乞乞科夫还是试了试新装。他仍然是仪表堂堂，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他发现头上有了光滑的白东西，感伤地说：“当时何必那么发愁呢？拽头发更不应该。”付给了裁缝钱以后，他终于离开了这座城市，那心情是有些怪的。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乞乞科夫了。这有些象从前的乞乞科夫留下的废墟。
他的内心状态可以比作一座被拆除了的旧建筑物，拆除它是为了营建新建筑物；可是新建筑物还没有开始建造，因为还没有明确的设计图纸，所以工人们还在手足无措地等待着。一个小时以前，穆拉佐夫老人坐着席篷马车跟波塔佩奇先动身走了。乞乞科夫离开一个小时以后，传下了命令，说公爵因为要到彼得堡去，想见见全体官员。本市农官从省长到九品官——办公厅主任、高级官员、低级官员、基斯洛耶多夫、克拉斯诺诺索夫、萨莫斯维斯托夫、没有受过贿赂的、受过贿赂的、昧良心的、半昧良心的、一点儿没昧良心的，全都集合在总督官邸的大厅里，怀着不十分坦然的心情在等着公爵出来。公爵出来了，脸上既没有怒色也无笑容，目光跟步态一样是坚定的。全体官员都鞠了一躬，许多人一躬到地。
公爵微微颔首还礼，然后开始讲道：“临去彼得堡之前，我认为理应同大家见见面，甚至理应把部分原因讲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桩影响很坏的案件。我想，与会的许多人知道我讲的是哪桩案件。通过这桩案子又引出了其他一些同样可耻的案件，连我一直认为诚实的一些人也卷进去了。我甚至知道有人在背地里要把一切搅混，以使不能用正常程序解决问题。我甚至知道谁是主谋，谁的隐秘的……虽然他隐藏得很巧妙。可是我并不打算拖拖拉拉通过一般的侦查程序来调查此案，我要象战时那样用迅速的军事法庭来清查，我希望把此案的全部情况奏明皇上以后，皇上会给我这个权利。在没有可能用民法审理案件、在办事拖拉以及在有人用大量假口供和诬告企图把本已非常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加复杂的情形下，我认为军事法庭是唯一手段，我希望听听各位的高见。”
公爵停下来，好象在等待回答。大家都低头站着。许多人脸色苍白。“我还知道一桩案子，虽然作案者深信此案任何人也不能知道。此案的审理也将不会拖拖拉拉，因为起诉人和原告将由我一人担任，我将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官员中有人哆嗦了一下；有几个胆小的人也惊慌了。“不言而喻，主要罪犯是应被剥夺官衔和财产的，其他罪犯应被革职。自然，其中也会有许多无辜者罪不当罚。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案子太可耻了，不惩治不足以平民愤。虽然我知道这也不足以教育他人，因为取代那些被赶走的人会出现另一些迄今为止是诚实的，然而也会变得不诚实的人，这些人得到了信任以后也会欺骗和出卖，——尽管如此，我依然应该采取严酷办法，因为不惩治不足以平民愤。我知道有人将指责我冷酷无情，我知道那些人还将……我所能做的就是采取无情的司法工具、采用刽子手的斧子。”
张张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公爵举止冷静。他的脸上既没有狂怒，也没有愤懑。“现在这个掌握着许多人命运、任何人求情都雷打不动的人，匍匐在你们脚下，向你们所有人提出请求。要是大家接受我的请求，我就去为大家求情。下边就是我的请求。我知道任何手段、任何恐吓、任何惩罚也无法根除贪赃舞弊，因为这种行为已根深蒂固。贪赃这种无耻勾当对一些来说也变成了一种必要的需要。我知道许多人已无力抗拒这种的潮流。可是我现在应当象在需要拯救国家、需要任何公民都承担一切、牺牲一切的关键的神圣时刻一样发出呼喊，哪怕只有那些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俄罗斯心、多少懂得‘高尚’这个字眼的含意的人来听也可以。
言论我们中间谁的罪过大些有什么用呢？我也许比大家的罪过都大；我也许起初对各位过于严酷了；我也许由于疑心太重已使你们中间那些诚心愿意帮助我的人离开了我，虽然从我这方面看，也能对他们提出责难来。要是他们真正热爱正义、热爱祖国的话，即使我的态度傲慢，他们也不应该责怪，他们应该压抑自己的自尊心，牺牲自己的尊严。我看不到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会不终于接受他们有益而明智的建议。不管怎样，下属总应该适应上司的性格，而不是上司应该适应下属的性格。这起码比较合理，并且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下属只有一个上司，而一个上司却有几百个下属。不过，现在让我们把谁的罪过比较大的问题放到一边吧。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不是要毁于二十个国家联军的侵略，而是要毁于我们自己的双手；除了法定的办事制度以外，现在还形成了另一种办事制度，这另一种制度比任何法定制度有力量得多。办什么事要什么条件都形成了规矩，有了价码，这些价码甚至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任何一个统治者，就算他比各个立法者和统治者都英明，不管他如何增派其他官吏来对坏官吏进行监督和辖制，他也没有办法根除这种祸害。我们每个人都应感觉到必须象起义时期人民起来同敌人作战那样起来反对贪脏极快，在我们有这种感觉之前，任何措施都是无用的。作为一个俄国人，作为你们的一个同胞，我向你们呼吁。我向你们中间那些对崇高思想还有某些认识的人呼吁。我请求你们想想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面临的义务。我请你们认真看看自己的义务，因为对这一点我们大家的认识都已模糊，我们刚……”
残稿撰于一八四〇～一八四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