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她几岁了？她说，“六七岁。”“她曾经去过您家吗，先生？”“我姐姐曾经把她带去过一次，”她答道，“算是她丈夫的一位小亲戚。”“先生，我记得，”我说，“戴弗斯夫人曾经把一位年纪很小的小姐带到那里去过；杰维斯太太和我都以为她是戴弗斯勋爵的亲戚。”
“我姐姐一开头就知道整个秘密，”他答道，“那时我父亲还活着，她没有让他知道，也没有让我母亲知道，直到她去世，这一点她理应受到我的感激，虽然她在怒气冲冲的时候却卑劣地向你暗示了这件事。”
这些小姐们不久就告别了。我不知道是怎么的，这亲爱的孩子奇怪地把我迷住了。我真但愿B先生肯让我把她带回家来。虽然我很感谢，但我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通过我对这位亲爱小姐的喜爱来显示我对他的爱，我将感到极为高兴。
当我们乘着马车回家时，他除了以前已经谈过的情况外，又向我补充叙述了这件事情的以下详细情节：
他说，这位小姐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而且是家中的一朵花。她的母亲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她知道他是一份巨大财产的继承人，希望把他诱骗到手，于是就鼓励他私下里去拜访她的女儿；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变化不定、放荡不羁的人，而她的女儿年纪轻轻，没有经验，对他又绝不是无动于衷，因此似乎没有考虑到，戈弗雷小姐从他那里遭受到的危险要比他从她那里遭受到的危险更大，而是过分信赖她母亲对她的教导。
最后，由于发现了这对年轻人的关系对这位小姐的名声带来不好的影响，而他又闭口不谈结婚，这位母亲就想利用他年轻，威逼他就范。于是，下一次他来她家时，趁着情人们正在一起，跟以前一样亲亲热热的当儿，她的一位亲戚（是一位领半薪的军官），在她当时一位仆人的陪同下，闯到情人中间，怀着卑鄙的企图谴责他，并在他面前抽出剑来威胁他，如果他不答应当场结婚，就把他杀死；他们已请了一位牧师在楼下准备为他们主持婚礼。
他根据当时一些重要的情况，怀疑这位小姐参与了阴谋，并认为这是一桩哄骗事件，对它大为愤怒，就抽出剑来；他十分认真，用胳膊夹住了那个仆人；当他退却时，他从另一位身旁向前挤过去；在靠近楼梯顶时，他向他猛冲过去，把他从二楼的楼梯上推下去。这个军官跌下时受伤很重，不过B先生说，他是应该为他的轻率行为付出代价的；但他敌手的真正目的是想要恫吓他，而不是想要杀死他。然后他看到了那位老夫人、那位牧师和其他几位女儿，并离开了那座房屋，一边发誓说，他永远不再进去，也永远不再去拜访那位小姐。
不过，在这之后，戈弗雷小姐设法让他答应在伍德斯托克跟她会见一次；她在这次会见中消除了他对她行为的怀疑。但是，可怜的小姐为了使他相信她完全清白无辜，却被他玩弄了，（邪恶的人！）因而犯下了一个年轻女人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他们后来时常在戈德斯托、伍德斯托克和邻近牛津的各个地方会见（那时他在牛津学习；事实证明，学习的都是有罪的、而不是增进人们品德的课程），直到最后，他们频繁会晤的结果过分明显，没法隐瞒住了。他们努力劝说他结婚来挽救这位小姐的名誉，但却枉费心机。最后，他们决定向他的父亲和母亲申诉。但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姐姐（她当时没有出嫁，待在家里）；她设法说服他们，为了他们本人的声誉，把这件事情掩盖下来，不去声张；并把戈弗雷小姐送到穆尔伯勒，由她姐姐出钱（他又把这笔钱偿还给她），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并秘密地生下了孩子。B小姐（后来的戴弗斯夫人）主动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直到把她送到寄宿学校为止。
B先生为这个孩子专拨出一笔钱，它的利息将充分供养她的生活；当她成年时，对一位有身分的小姐来说，那份本金将是相当大的一笔财产。
“亲爱的，”B先生向我叙述了上面的详细情况之后，说，“这就是萨莉·戈弗雷小姐的经历；我请你相信，我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到自豪；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我就将竭尽所能，使这孩子幸福。”
“愿她是幸福的！”我说。“如果我能出我的一份力，这将会多么增进我的幸福啊！如果当初您允许我把她带回家来，那该多好！”他没有用语言来回答我，但亲切地紧握着我的手，看上去很高兴。
我问他，古德温小姐对谁是她的父亲和母亲是不是有任何想法？“没有，”他答道，“我姐姐曾对她的校长说，她是一位绅士与夫人的女儿，他们是戴弗斯勋爵的远亲，现在住在牙买加；她管我叫舅舅，仅仅因为我是戴弗斯夫人的弟弟；她管戴弗斯夫人叫姨妈，戴弗斯夫人很喜欢她，我的勋爵也很喜欢她，他是了解全部事实的。在她们学校短暂休假时，他们就让她住在他们家中。我相信，”他又说，“很少有人知道或怀疑这件事情；因为她母亲的老家是一个良好的家庭，她的亲属就像我一样，竭力保守这个秘密；戴弗斯夫人曾经十分巧妙和善意地处理了这件事情，直到不久前的一天她怒火冲天时才把它泄露了。”
我本想要他告诉我，她母亲是不是还活着，而他说“她母亲的老家是一个良好的家庭”，使我没有产生疑问的余地。我就说，“但是先生，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这位可怜的母亲怎么能甘心乐意不享受抚养她的乐趣呢？”“是的，帕梅拉，”他答道，“现在你开始提出问题了；我知道你想要了解这位可怜的母亲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愿意看看我暂时不告诉你，对你会产生什么影响。”“亲爱的先生，”我说。“不，”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亲爱的！我认为你有很大的耐性，而且十分适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应当来回答你。
“你应当知道，说她母亲在牙买加，这是有些根据的；她现在是住在那里，而且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她在分娩时受了很多痛苦，没有任何人料想到她还能活下来；这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想起她以前的过错就十分害怕，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她害怕的了。说实话，我曾经想在她分娩满一个月的时候去拜访她一次。她担心我会去；为了避开我，就秘密地着手准备，想跟两位出生在牙买加的小姐一道到那里去；这两位小姐到英国受了四年教育之后，那时正要回到她们的亲人身边；她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把她的孩子托交给我，并请求我让孩子姓古德温，而不要姓她的姓，以便更好地掩盖她给家庭所带来的耻辱。
“她说服她的亲属把财产转让给她五百镑，这是她对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然后她到了伦敦，跟她的伴侣们在格雷夫森德上了船，开往牙买加去。她后来在那里很好、很幸福地结了婚；她对她丈夫说，她是个年轻的寡妇，留下一个女儿，由她前夫的亲属照看和抚养。因此，帕梅拉，你看，在这整个故事中，我已把双方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地都保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