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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阅读 ·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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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污垢

发布时间:2023-03-09 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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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污垢

山雪融化,印第安公主在山的正面显现,她的头擦着天空。那场车祸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聚在起居室里。爸爸开始讲解《圣经》时,泰勒清了清嗓子,他说他要离开了。

“我要去……去上大……大学。”他说,面容僵硬。他费力地吐出这些话时,脖子上一根血管鼓起,一会儿显现,一会儿消失,像一条挣扎扭动的大蛇。

每个人都看着爸爸。他面无表情。沉默比吼叫更可怕。

泰勒将是我的哥哥们中第三个离开家的。我大哥托尼开拖拉机运碎石和废品,正在为娶妻努力攒钱。二哥肖恩几个月前和爸爸吵了一架,离开了家。此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但母亲每隔几周会接到他匆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很好,正在做焊接或开拖拉机。如果泰勒也走了,爸爸就凑不够一个小工队了,也就没法去给人家盖谷仓或干草棚了。他将不得不重操拆解废料的老本行。

“什么是大学?”我问。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泰勒盯着地板,脸孔紧绷。接着他垂下肩膀,面容舒展,抬起了头。在我看来,他的自我似已出离。他的目光柔和又可爱,我完全无法从那眼神中认出他。

他在听爸爸发表长篇大论。“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爸爸咧嘴一笑,“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形势并不严峻;他只需给儿子讲一些道理。

母亲说爸爸是在浪费时间,一旦泰勒下定决心,没人能说服他回转心意。“你这是在用扫帚扫山上的灰。”[6]说着,她站了起来,先花几分钟稳住身体,然后艰难地下楼。

她得了偏头痛。她几乎总是偏头痛。她仍然在地下室里度日,直到太阳落山后才上楼,之后也很少能待过一个小时,因为嘈杂和劳累的双重折磨让她头痛欲裂。我看着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弯着腰,双手紧抓栏杆,仿佛是个盲人,不得不摸索着前行。她等着双脚都稳稳地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再去够下一级。她脸上的浮肿差不多消失了,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是黑眼圈仍在,从黑色逐渐褪成深紫色,现在变成一种紫丁香和葡萄干的混合色。

一个小时后,爸爸不再咧嘴笑了。泰勒没有再提他上大学的愿望,但也没答应留下来。他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安然承受。“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泰勒歪着头,表示他在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儿子,竟然排着队等着被无神论者和光明会间谍洗脑……”

“学……学校是教……教堂开的,”泰勒打断他的话,“能坏……坏到哪里去呢?”

爸爸霍地张开嘴,一股气流冲出。“你不觉得光明会已然渗入了教堂吗?”他声如洪钟,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响,“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吗?在学校他们可以培养出整整一代伪摩门教徒。我对你的培养可比那强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泰勒是怎么决定离开这座山的,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充满缺口和曲折。故事从泰勒本人开始,他性情古怪,这是事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家庭里:某个孩子格格不入,跟不上节奏,合不上拍子。在我们家,泰勒就是那个孩子。我们其余人跳吉格舞,而他跳的是华尔兹;他对我们生活中喧闹的音乐充耳不闻,我们也听不见他宁静的复调。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兄弟们扭打起来时,泰勒就听音乐。他拥有我所见过的唯一的音箱,音箱旁边放着一大堆CD,上面写着诸如“莫扎特”和“肖邦”之类的奇怪的词。在他大约十六岁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看他的CD,被他撞上了。我想跑开,我以为他会因我进他的房间而狠狠揍我一顿,但他却拉过我的手,把我领到那堆东西旁。“你……你最……最喜欢哪一张?”他说。

我指了指一张黑色CD,封面上有许多身穿白衣的男男女女。泰勒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这是唱……唱诗班音乐。”他说。

他把碟片塞进黑盒子,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我蹲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用指甲在地毯上乱画。音乐响起:一阵琴弦的拨动,接着浅吟低唱,如丝绸般轻柔,却不知何故穿透心灵。我熟悉这首赞美诗——我们在教堂唱过,混乱的声音带着虔诚汇聚成大合唱——但这个不同。同样充满虔诚,但里面也有别的东西,与学习、纪律和协作有关。一些我还不懂的东西。

歌曲结束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接下来听了一首又一首,直到CD播完。没有了音乐,房间里显得死气沉沉。我问泰勒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一个小时后,音乐停了,我又请求他再放一遍。天色已晚,屋里很安静,泰勒从桌旁站起身,按下播放键,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我们可以明天再听……听。”他说。

音乐成了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因为口吃,泰勒总是沉默不语,舌头也越发笨重。正因如此,我和他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哥哥。现在,每天晚上他从废料场回来时,我都在等他。等他洗完澡,搓去身上的污垢,他会到书桌旁坐下,说:“我……我们今……今晚听……听点什么呢?”然后我会选一张CD,而他则开始看书。我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盯着他的袜子,侧耳倾听。

我和我的那些哥哥们一样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我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他的魅力。不知为何,他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大喊大叫。我尽力避免和理查德打架,尤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两人滚在地上,他撕扯着我的头发,我用指甲抓破他的脸。

我早该知道有一天泰勒会离开。托尼和肖恩走了,他们属于这座山,而泰勒从不属于这里。泰勒一直喜欢父亲所说的“书本知识”,而除理查德外,我们其他人对此毫不关心。

泰勒小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教育持理想主义态度。她曾说把我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但只有母亲这么说,因为爸爸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常为此而战: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们学习,她一转身,爸爸就把男孩们赶进废料场干活。

但母亲最终会输掉这场战斗。一切要从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卢克说起。卢克对山上的事很有一套——他对动物很在行,似乎能与它们交流——但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习认字非常吃力。母亲花了五年时间,每天早上陪他坐在餐桌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一个音,但到卢克十二岁时,他也只能在全家人习读经文时勉强读出《圣经》中的一句话。母亲不理解。她毫不费力地教会了托尼和肖恩认字,其他人也都轻松地学会了。我四岁时托尼就教我认字,我想那是为了和肖恩打赌。

等卢克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短的词语,母亲便开始教他数学。我的数学知识都是在早餐后洗碗时学到的,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什么是分数,怎么运用负数。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然而,母亲并没有完全倒向爸爸的那套理论,她偶尔仍怀有以前的热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时,母亲会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学”。她在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围攻。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

我不相信泰勒真的会去上大学,会忍心弃山而去,加入光明会。我猜爸爸还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泰勒,每次小工队回家吃午饭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事。哥哥们在厨房里晃悠,分餐装盘,爸爸则瘫在油毡上——他太累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是又不能弄脏母亲的沙发——开始了针对光明会的长篇大论。

有顿午饭尤其使我记忆深刻。泰勒正在用母亲摆出来的配菜组装玉米卷:他把玉米饼皮三个一排,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碎牛肉、生菜和番茄,计数,再完美地分配酸奶油。爸爸又在滔滔不绝。就在爸爸即将讲完,换口气准备重新开始时,泰勒把三个完美的玉米卷放进母亲用来做酊剂的榨汁机里,打开了按钮。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厨房,强行施加了一种寂静。轰鸣停止,爸爸又开始了。泰勒把橙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小心翼翼地开始喝,因为他的门牙仍很松动,仍试图从他的嘴中蹦出。有许多回忆可被看作我们人生这一阶段的象征,但这段记忆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爸爸的声音从地面升起,而泰勒在喝他的玉米卷。

春去夏来,爸爸的坚决变成否认——好像争论结束,他赢了。他不再谈论泰勒要离开的事,也拒绝雇人替代他干活。

一个温暖的午后,泰勒带我去城里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仍住在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与我们家有天壤之别的房子。装饰虽不华贵却得精心打理——地板上铺着奶白色地毯,墙上贴着柔软的花瓣墙纸,窗户上装有厚厚的百褶窗帘。他们几乎没更换过任何东西。地毯、墙纸、餐桌和台面——一切都和我母亲童年时一样,仿佛让我看到了旧日时光。

爸爸不喜欢我们去那里。外公退休前是个邮递员,爸爸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都不会为政府工作。外婆更糟糕,爸爸说,她很轻佻。我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意思,但他时常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个词与她,与她家奶白色的地毯和柔软的花瓣墙纸联系在一起。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我们刚在她家的印花沙发上坐下,外婆就说:“去上大学!”她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洗脑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我去趟卫生间。”我说。

我一个人慢慢穿过走廊,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让脚趾陷进地毯里。我笑了,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几个星期过去了,时值盛夏。一个星期天,爸爸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储备,”他说,“燃料和水也存好了。现在只缺钱。”爸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把它揉成一团,“不是这种假钱。世界末日来临时,这些毫无价值。人们会用几百美元钞票换一卷厕纸。”

我脑海中闪现一个世界,绿色钞票像空汽水罐一样散落在公路上。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想,尤其是泰勒。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我存了点钱,”爸爸说,“你们的母亲也藏了一些。我们要把这些钱变成银子。金和银,才是将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几天后,爸爸带回来一些银子和金子。都是硬币形状,装在又小又重的箱子里。他把这些箱子搬进屋,放到地下室。他不让我打开箱子。“它们可不是用来玩的。”他说。

后来泰勒也花了几千美元——在赔偿了农民的拖拉机和爸爸的旅行车后,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堆银币,堆放在地下室的枪柜旁边。他端详着那些箱子,在那里站了许久,仿佛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

泰勒比爸爸心软,我一求,他就给了我一枚银币,和我手掌一般大小。这枚银币让我安心。在我看来,泰勒购买银币是忠诚的宣言,是对我们家的承诺,尽管疯狂攫住了他,驱使他想离家上学,但最终他会选择我们。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战斗。当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杜松绿变成秋天的石榴红和古铜金,我用手指无数次摩挲那枚银币,即使在最暗的光线下,它仍幽幽地闪着微光。这种原始的身体活动给我安慰,让我确信如果银币是真的,泰勒就不会离开。

八月的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泰勒正把衣服、书和CD装进箱子。我们坐下吃早饭时,他几乎快装完了。我快速吃完,走进他的房间,看了看他的书架,现在除了一张CD,上面空无一物。正是那张黑色CD,上面是一群身穿白衣的人,现在我认出来那是摩门教礼拜堂合唱团。泰勒出现在门口。“我把那个给……给你留……留下。”他说。接着他走到外面,拿起水管冲洗他的车,把爱达荷州的灰尘冲刷干净,直到车子看上去像从未在土路上行驶过似的。

爸爸吃完早饭,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知道为什么。看着泰勒把箱子装进他的车,我简直要疯了。我想尖叫,但没有叫出声,而是冲出后门,翻过小山,朝山顶跑。我不停地跑,耳朵里的血液直往上涌,思绪被怦怦的心跳声掩盖。之后我转身往回跑,绕着草地跑向那辆红色火车车厢。我爬上车厢,刚好看到泰勒合上汽车后备厢,转过身来,好像想跟我们道别,却又没人可以告别。我想象他叫着我的名字,想象我没有回应时他脸上的落寞。

我从车厢上下来,他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之后泰勒极少回家。他在敌方阵线上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很少回到我们这边。五年后我十五岁,就在我对他几乎没了记忆时,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闯入我的生活。那时我们俩成了陌生人。

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托尼和肖恩离开了山,但他们离开是去干父亲教他们干的行当: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来自我们其他人听不到的充满希望的曲调,来自他买三角学书和收藏铅笔屑时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夏天逐渐走远,似乎在自己的高温中蒸发了。白天仍然很热,但晚上天气开始转凉,日落之后几小时寒意渐浓。泰勒已经离开一个月了。

一天下午,我和城里外婆在一起。那天虽然不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是洗了个澡,特意穿上没有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这样我就可以干净得体地坐在外婆的厨房里,看她做南瓜饼干了。秋日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金盏花瓷砖上,让整个房间发出琥珀色的光芒。

外婆把第一批饼干放进烤箱后,我去了趟卫生间。穿过铺着柔软的白色地毯的走廊,我想起上次看到它时还和泰勒一起,心中不免一阵愤怒。卫生间感觉陌生。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水槽,玫瑰般绚丽的大地毯,桃粉色的小地毯全都映入眼帘。甚至樱草花盖子下的马桶都在向外窥视。我从镶有乳白色瓷砖框的镜中看着自己。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了。有那么一刻,我在想难道这就是泰勒想要的: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卫生间,漂亮的妹妹。也许他离开就是为了这个。想到这里我就对他心生怨恨。

水龙头附近摆着十几块粉色和白色香皂,玫瑰和天鹅形状,放在象牙色的贝壳皂盒里。我拿起一块天鹅形状的,放在手指间细细感受它的柔软。真美呀,我真想把它带走。我想象把它放在我们家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它那精致的翅膀贴在粗糙的水泥上;我想象它躺在水槽上的泥坑里,周围是一块块发黄打卷的墙纸。我又把它放回了贝壳皂盒里。

出来后,我走向外婆,她一直在走廊里等我。

“你洗手了吗?”她问,她的声音甜美又温柔。

“没有。”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她的声音不再甜美。“为什么不洗呢?”

“手又不脏。”

“每次上完厕所后你都该洗手。”

“这又不重要,”我说,“我家卫生间连香皂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吧,”她说,“我可不是那样教育你母亲的。”

我摆好姿态,准备争辩,想再次告诉外婆我们不用香皂,但我抬起头,看到的却不是我期待看见的那个女人。她看上去并不“轻佻”,也不像那种整天为白地毯而烦恼的人。那一刻,她变了。也许是她眼睛的形状,它们眯在一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或者是她线条生硬紧闭的嘴巴。或者可能根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老太太,还是那副模样,说的也是她常说的话。也许她的转变只是我观感的一时改变——就那一刻而言,也许那是他的观感,那个令我既恨又爱的哥哥。

外婆领我进了卫生间,看着我洗完手,接着指引我用玫瑰色的毛巾把手擦干。我的耳朵发烫,喉咙发干。

不一会儿,干活归来的爸爸顺路来接我回家。他停下卡车,按喇叭叫我。我低着头出来了。外婆跟在后面。我把副驾驶座上的工具箱和焊接手套拿开,匆匆坐了上去。外婆对爸爸说了我不洗手的事。爸爸右手摆弄着变速挡,吸着脸颊听着。一阵大笑在他体内冒着泡。

回到父亲身边,我感受到他的力量。熟悉的镜头滑过我的双眼,一小时前外婆对我施加的奇异影响消失了。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

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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