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于为自己的灵魂忙活的人会身不由己地面对一种平凡、忧伤却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亲眼看见一桩无关紧要的往事突然死亡。这桩往事如同住在简陋偏远的救济院里，一直平平静静、不为人知地存在着。如今由于偶然的机会，它闪烁了一下，还在动弹，发出反光——不过片刻之间，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跷起它可怜的脚趾；还来不及承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就进入了现实的刺眼强光。从此之后，你一无所有，只剩影子而已。往事的缩影，如今，唉，完全没有了当初令人信服的魅力。格拉夫伊茨基，一个脾气温和且惧怕死亡的人，记得童年时做的一个梦，梦中蕴含着一个简短的预言。不过他很久以前就不再觉得自己和童年的记忆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了，最初每次想起时，那记忆就虚弱地赶来，接着就死了——现在他所记得的梦只是记忆中的记忆罢了。那个梦最初在什么时候呢？确切日子是不知道了。格拉夫伊茨基一边回答，一边推开沾有酸奶残滓的小玻璃罐，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什么时候呢？使劲想想——大约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吧。大概是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着死亡问题——尤其是在夜里。
这就是现在的他——三十二岁，小个头，但肩膀宽阔，耳朵薄而突出，半是演员，半是文学家，还是流亡报纸的时政诗歌写手，有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笔名（会引起不愉快的联想，曾有一位不朽的漫画家笔名叫卡朗·达什(1)）。这就是现在的他。脸上戴着一副角质架深色眼镜，镜片里闪着邮件地址辨认人一般锐利的目光。左脸颊上有一个长着软毛的肉瘤。头快要谢顶了，几束暗褐色的头发直直地梳向脑后，其间能隐隐看出他淡粉色的头皮。
他刚刚在想什么呢？他被禁锢的思想不停挖掘的回忆是什么呢？是当年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给了他一个警示。当年那个预言直到现在都没有阻碍他的生活，不过到了目前，它却不可阻挡地奔向终点，开始奏起持续不断、越来越响的轰鸣之声。
“你必须控制自己。”格拉夫伊茨基歇斯底里地吟诵道。他清了清嗓子，向紧闭的窗子走去。
坚持，坚持，再坚持。那个数字——三十三——正是那个梦的主题——让他魂牵梦萦，它弯曲的爪子像蝙蝠的利爪，深深地抓住他的灵魂，缠在他意识深处，无法挣脱。按照传说，耶稣活到三十三岁（格拉夫沉思着，站在十字形窗框旁边一动不动），也许梦中确实有个声音对他说过“你会死于基督死去的年龄”——还在一个屏幕上向他展示两根荆棘编成的数字三十三。
他打开窗子。屋外比屋里亮，不过街灯倒是已经亮起来了。平滑的黑云遮蔽了天空，只是在西边，赭石色的房顶间露出一道缝隙，箍着一圈柔和的亮光。再往远处，街上停着一辆小车，车灯如燃烧的眼睛，射出的光如同两道橘黄色的长牙，刺在灰白似水的沥青路面上。一个金发屠夫站在自己的肉店门口，望着天空发呆。
格拉夫的思绪如流水越过河中一块又一块石头，这时跳过了肉铺老板，移向摆在案台上的动物尸体，然后又移向某个对屠夫讲话的人。只听他说别的地方（太平间？医学院？）有人把尸体亲切地叫小猴子，或小猴崽。“他在拐弯处等你呢，你的小猴崽。”“别担心，小猴子不会让你失望。”
“让我把各种可能性梳理一番，”格拉夫暗笑道，从他住的五楼斜眼往下看见一处栅栏的黑铁尖，“第一号（最恼人的）：我梦见房子受到攻击，要么起火了，我一跃下床，心想（我们是睡成了傻瓜）我住的楼层和街道平行，那我就一头扑出窗外吧——结果掉进了万丈深渊。第二种可能性：不同的噩梦，梦中我吞下了自己的舌头——早知这事要发生的——一块肥乎乎的东西，在我嘴里倒翻一个跟头，憋得我喘不过气来。第三种情况：我随便走走，好像走过几条吵闹的街道——哈，那不是普希金吗，正在想象怎么个死法：
死在决斗中，死在流浪中，或死在波涛中，
或死在附近的山谷里……
如此等等。不过注意了——他一开始就说“死在决斗中”，这就意味着他有预感。迷信也许是戴着假面的智慧。我怎么做才能停止这样的想法呢？我在孤独中又能做什么呢？”
他来自普斯科夫，有一个小小的演出公司，一九二四年在里加结婚。当年演出的台词是什么？——该他上场之前，他摘下眼镜，给他死气沉沉的小脸上涂上油彩，这时有人看见的话，就会发现他长着一双灰蒙蒙的蓝眼睛。他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一头乌黑的短发，肤色发亮，但肥胖的后颈上长满了粉刺。她父亲是个家具商。婚后不久，格拉夫就发现妻子愚蠢粗俗，还是罗圈腿，每说两个俄语词，就要夹杂上十来个德语词。他明白他们早晚会分手，但他隐隐觉得她实在可怜，分手的决定就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二六年，她和拉奇普莱西斯大街上的一个熟食店老板一起背叛了他，他才下定决心离开，从里加搬到了柏林，在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谈好了一份工作（该厂很快就倒闭了）。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生活没有规律，每天泡在一家便宜的酒吧里，埋头写他的时政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毫无意义——空虚无聊，也就是三流的俄国流亡人士过的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人的意识并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在相对轻松的日子里，还是在开始啼饥号寒的日子里，格拉夫伊茨基都过得还算快乐——至少在厄运到来那一年之前都算过得快乐。他可以称得上一个“忙人”，这给了他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因为他忙活的事就是他自己的灵魂——既然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闲与忙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生活的透气孔，一次被忘却的心跳，怜悯，突然想起的往事——那阵芳香是什么？它让我想起了什么？为什么就没人注意到，即使在最无聊的街道上，每一座房子也都不太一样？世界是如此丰富多样，房屋那么多，家具那么多，各样物品那么多，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装饰品也那么多——对，毫无用处，却充满无私的、一心奉献的魅力。
让我们实话实说。世上有许多人，其灵魂已沉沉入睡。相反，也有许多人，有原则，有理想——痛苦的灵魂饱受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折磨。他们不是敏感的艺术家，但灵魂就是他们挖掘的宝藏。他们用宗教良知的挖掘机越挖越深，原罪、小罪、伪罪如黑煤尘一般呛得他们头晕目眩。格拉夫不属于这类人：他没有特定的原罪感，也没有特定的原则。他自个儿忙碌，全为他自己，就像有些人研究绘画，有些人收藏小东西，有些人辨认复杂的手稿。手稿前后置换的地方很多，插入的东西也很多，页边上还像是胡思乱想地信笔乱画了不少，也随意删除了不少。这些删除了的东西烧毁了大量意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把这些被毁的桥梁再造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他的研究被另外一些想法打乱了——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使得他万分痛苦——该如何是好呢？在窗前徘徊一阵后（尽最大努力寻找防守之道，抵御这个可笑、渺小，却又摆脱不开的想法：再过几天，六月十九日，他就到了童年之梦中提到的那个年龄），格拉夫轻轻离开渐渐昏暗下来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昏暗的波涛轻轻地起伏，像是大洪水中漂浮的家具。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不知为何，一看灯早早亮起，人的心也随之紧缩。格拉夫立刻注意到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觉蔓延开来。人群聚在街头，做着神秘的笨拙手势。他们走到街道的对面，到那里后又指指远处的什么东西，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模样诡异，如同动物冬眠。暮色昏暗，名词消失了，只有动词留下来——或者说只留下不多几个动词的古老形式。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深长：比如，意味着世界末日。突然，他感到全身每一个关节又麻又痛，他明白了：那里，就在那里，穿越楼房间狭长的街景，一艘飞艇漂浮而过，轮廓轻柔地映在明晰的金色背景中，在一朵灰色长云下面，很低，很远，很慢，也是灰色的，也是细长的。它移动得那么古雅，和傍晚无比美妙的夜空交融在一起，橘黄的光线，蓝色的剪影，看得格拉夫的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天体象征，一个古老的幽灵，让他想起了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心中默念这无情的讣告：我们尊贵的合作者……英年早逝……我们如此了解他……如见其幽默……如见其庄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讣告从头至尾又转述了普希金……“那冷漠的大自然会闪闪发光……”——报纸的花朵，国内新闻的杂草，社论的牛蒡草。
在一个安静的夏日夜晚，他过了三十三岁。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穿一条长衬裤。裤子上有长条纹，像囚犯的裤子一样。他没有戴眼镜，眼睛眨巴着，庆祝他不请自来的生日。他没有邀请任何人，原因是害怕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面小镜子被打破；要么是害怕谈论人生脆弱。客人的头脑里不知会想起什么来，一旦说起人生脆弱，肯定会使之成为不祥之兆。别走，且留片刻——你说得不如歌德好——不过还是别走。在这里，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人，有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书架上有久经风雨的旧书，有一小杯酸奶（据说可益寿延年），清洁下水管道用的簇毛刷子，一册厚厚的相片簿，灰白颜色，格拉夫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贴，开头贴着他的诗作剪辑，最后贴着一张俄国的电车票——这就是格拉夫·耶茨基周围的东西（格拉夫·耶茨基是他的笔名，是在一个雨夜等下一班船的时候想到的）。此刻，这个长着招风耳、嗓音嘶哑的矮个子男人正坐在床边拿着他刚刚脱下的紫色破洞短袜。
自此以后，他开始惧怕一切事物——电梯、草稿、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街上的汽车、示威者、修理电车电缆的货车吊机平台，还有煤气厂巨大的房顶，怕这东西在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时可能爆炸。邮局那里就更可怕了，一个大胆匪徒戴着自制面具，会来一通射击狂欢。他意识到他的思想状态很可笑，但又无可奈何。他试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些别的事情，却也是枉然。思绪就像一辆雪橇马车疾驰而过，就在每一道思绪后面的踏板上，站着无时无刻不在的马车夫斯马利。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投给各家报纸的时政诗歌变得越来越戏谑，艺术性也越来越差（没有人温故知新，从他现在的诗作中注意到死之将近的预感），那些木然的对偶句，韵律让人想起农人和熊玩跷跷板的俄罗斯玩具，还让“shrilly”与“Dzhugashvili”押韵。(2)正是这些对偶句，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最终变成了他本人最本质的写照，最能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3)，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春天，满楼梯全是乳香的气味。街道对面的人家有人去世了，黑亮黑亮的灵车在那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宛如一架大钢琴。格拉夫噩梦连连。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各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纯粹巧合的事情把他吓坏了。巧合无端，命在必然。命运的提醒那是绝对可靠的，命运的目标那是顽固不变的，命运用它黑色的线条坚持不懈地透出生命的笔迹，怎能叫人不信命？
这些巧合你越是在乎，它们就出现得越频繁。格拉夫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喜欢查找报纸上的印刷错误，有一次，他把一张报上的一句话“唱过一首歌，害过一场大病后”剪下来，把报纸扔了。几天以后，他看见同样的这张报纸，剪过的那个整整齐齐的小窗口还在，就握在市场上的一个女商贩手中，她用这张报纸给他包了一颗卷心菜。同一天晚上，远远望去，只见遥遥屋顶下一朵恶云，蒙蒙似雾，开始膨胀，渐渐吞没了初上的繁星，这情景让人突然觉得窒息一般沉闷，就好像背着一个巨大的铁铸箱子上楼——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天空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箱子压垮了楼梯。格拉夫赶紧关上窗扉，拉上窗帘，因为众所周知，穿堂风和闪电会引起霹雳。一个闪电闪过百叶窗，他用本国常用的计算方法计算闪电落在离此多远的地方：数到六时雷响起来，这就是说落到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风暴加剧了。干打雷不下雨是最糟糕的。窗框抖得咚咚响。格拉夫去睡觉，但是他又想这会儿闪电会随时袭击楼顶，穿透七层楼，把他电成一个抽缩作一团的小黑鬼。他想得活灵活现，一骨碌跳下床来，心口狂跳（百叶窗外窗扉闪动，窗格的交叉十字在墙上映出一个游动的影子）。他从脸盆架上拿下一个重重的彩陶盆（擦得很干净），放在地板上，弄得黑暗中一阵叮当乱响。他哆哆嗦嗦地站进盆中，光脚趾擦着盆边，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方才罢休。
在五月的雷雨中，格拉夫吓破了胆，深深坠入可耻的怯懦之中。清晨来临，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望望明亮的快乐蓝天，看看快干的沥青路面上暗淡潮湿的枝状花纹，意识到再过一个月就到六月十九号了，那一天他就三十四岁了。大地啊！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他熬得过去吗？
他希望能熬过去。他饶有兴致地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不让命运索走他的性命。他不再出门，不再刮脸。他假装生病，饮食由房东太太来照顾。恩格尔先生常托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只橘子，一本杂志，或泻药粉，装在很雅致的小信封里。他抽烟少了，睡觉多了。流亡报纸上的填词游戏他都要做完，从鼻孔呼吸，睡觉前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小地毯上铺开一条湿毛巾，为的是凉气一旦袭来，他就马上惊醒，免得他的身体梦游一般偷偷逃离思想的监视。
他熬到头了吗？六月一日。六月二日。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邻居隔着门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就像那位举世闻名的芬兰长跑健将，在跑完最后一圈之前，扔掉了一路努力顺当跑来一直帮他计时的镀镍手表，格拉夫一见终点在望，突然改变了行为方式。他刮掉了草黄色的胡须，洗了个澡，邀请客人共庆六月十九日。
日历的小精灵狡猾地暗示提前一天庆祝生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4)，那时候在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十二天，而不是十三天，他现在就按十二天后的新历来算），他实在扛不住这个诱惑。他倒是给住在普斯科夫的母亲写了信，让她告诉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她回信说得闪烁其词：“生在夜里，我记得疼痛难忍。”
十九号天亮了。整整一上午，他的邻居都能听见他在自己屋里走来走去，异常烦躁不安，甚至一听大门门铃响，就跑到楼道里，好像在等什么消息似的。格拉夫没有请这位邻居出席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就不熟——但他倒是请了房东太太，因为格拉夫的天性很奇怪，既心不在焉，又很会谋算。后半晌，他出了屋，买了伏特加、肉馅饼、熏鱼、黑面包……回家的路上，过马路时，尽管抱着一大堆收拾不住的东西，步履不稳，他还是看见了恩格尔先生站在阳台上望着他，身子照在黄色的阳光中。
八点左右，格拉夫精心布置好餐桌，斜身探出窗子，就在此刻，出现了如下情景：在街道拐角处，一小伙男人聚集在酒吧门前，高声怒吼，随后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枪响。格拉夫感觉到一颗流弹呼啸着掠过他的脸庞，险些打碎了眼镜，他惊恐地喊声“啊”，往后一缩身。门厅那边传来前门的门铃声。格拉夫全身发抖，摸索着走出屋子。就在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穿着浅黄色的睡衣，冲进门厅里。来人正是信使，送来了他等了整整一天的电报。恩格尔急忙打开电报——一看高兴得满面红光。
“Was dort für skandale？(5)”格拉夫朝信使问道。信使却一脸困惑，没有听懂——毫无疑问，发问者的德语太差。格拉夫小心翼翼地朝窗外望去，只见酒吧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店的工友坐在门廊附近的椅子上，一个光着小腿的女仆正在遛一条粉红色的宠物狗。
约摸九点，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三个俄国人，再就是德国房东太太。她拿来五只喝利口酒的杯子，还有一个她自己制作的蛋糕。她体型不好看，穿着唰唰作响的紫罗蓝色连衣裙，颧骨突出，脖子上长满斑点，戴着喜剧中丈母娘的假发。格拉夫的朋友是流亡文人，神情忧郁，都上了年纪，动作迟缓笨重，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讲这病那病，格拉夫听得心里受用）。他们三下两下就把房东太太灌醉了，自个儿也喝多了，还没有快乐起来。谈话当然用俄语进行，房东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咯咯笑着，转动妆化得很差劲的眼睛卖弄风情，也没人理睬。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但谁也不听她的。格拉夫时不时在桌下伸出手腕看表，盼着附近的教堂塔楼敲响夜半钟声。他喝着橙汁，把着手腕上的脉。快到半夜时，伏特加酒劲发作，房东太太打着趔趄，大笑不止，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来。“来，为你的健康，老规矩。”客人中的一位冷冷地对她说。她乖乖听话，上去就和他碰杯。接着又朝另一位客人凑过去，那人却伸手挡开了她。
太阳出来时，格拉夫伊茨基和客人道别。他注意到门厅里的小桌上放着那封让他的邻居惊喜万分的电报，现在被撕开了，弃在一旁。格拉夫一念电文，不得其解：“SOGLASEN PRODLENIE（同意延期）。”然后他返回自己的屋子，稍事收拾，打了个哈欠，心中充满奇怪的无聊感觉（好像他根据当年的预兆计划好了一生的长度，现在只好把生命的建构重新来过），便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了下来，随手翻开一本破损不堪的书（某一位送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俄语的精彩故事和双关妙语的集子，在远东出版。“你儿子如何，诗人？”——“他如今是个悲伤人(6)。”——“什么意思？”——“他只写悲伤的对联。”渐渐地，格拉夫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睡梦中看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在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唱歌，抖动着一对毛茸茸的鲜黄色翅膀。格拉夫醒来时，明媚的六月阳光正在房东太太的酒杯里照出一道道小小彩虹，所有的东西不知为何都显得柔和明亮，高深莫测——好像有什么事情他没有搞懂，没有想通，现在再想为时已晚，另一种生活开始了，过去已经消亡了，死亡已经把毫无意义的记忆清除得干干净净。记忆中的往事只是偶尔从简陋偏远的老家隐隐传来，在那里，往事如烟，已经结束了它那不为人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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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an DAche，俄裔法国著名讽刺漫画家伊曼纽尔·普瓦尔（Emmanuel Poire，1858—1909）的笔名。
(2) “shrilly”是英文词，意为“刺耳地”，“Dzhugashvili”是俄语人名，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3) 德语，团结起来。
(4) 这里指十九世纪。俄国历法十九世纪旧历比新历早十二天，二十世纪早十三天。
(5) 德语，那边在闹事吗？
(6) 原文sadist，双关语，本义为“施虐狂”，此处由词中的“sad”引申出“悲伤”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