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意思？唉，只因生活往往不过如此——一个助理制片人而已。今晚我们就去看电影。回到三十年代，再往前回到二十年代。拐过街角，到老欧洲电影院。她是位著名歌星。不唱歌剧，就连《乡村骑士》也不唱，不唱那类东西。“斯拉夫斯卡”——这是法国人给她起的名。风格：十分之一的茨冈人，七分之一的俄国村姑（她原来的出身），九分之五的通俗流行——我所谓的通俗流行，是一种大杂烩，既有编造的民间故事，也有军事情节剧，还有官方爱国宣传。剩下不多的一点空白，似乎足以用来代表她奇妙歌喉的实质华彩。
她的这种风格来自俄罗斯的最中心地带，那地方从地理上看至少是俄罗斯的中心。渐渐传到了大城市，像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也传到了沙皇周围，沙皇圈子对这种风格特别欣赏。费奥多·夏里亚平(1)的更衣室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俄罗斯风格的珍珠头饰，一手托腮，丰满的唇间牙齿闪亮，一行笨拙潦草的大字横穿照片，写的是“费兄留念”。大家排起了长队，等售票房开门，片片雪花在花边融化之前展现出复杂的对称性，轻轻地落在排队人的肩上，衣袖上，胡须上，帽子上。直至去世，她始终把沙皇皇后给她的一块特殊奖牌和一枚硕大的胸针奉为至宝，超过所有东西——也许是假装如此。这两样东西来自一家财源广进的珠宝店，这家店生意兴隆靠的是逢年过节向沙皇夫妇呈献某样标志着沙俄大帝国的礼品（价值一年高过一年）。要么是一大块紫水晶，顶上搁着一辆镶满红宝石的青铜三驾马车，宛如诺亚方舟搁浅在亚拉腊山上；要么是一个西瓜大小的水晶球，上面立着一只金鹰，嵌着方钻的鹰眼酷似拉斯普廷的双眼（多年之后，一些象征意义弱一点的同类礼品被苏联政府当作自己艺术繁荣的样品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假如当年的形势就如当时那样发展下去，她今晚可能依然在某个有中央暖气系统的贵族厅演唱，或在皇村演唱，我则会在草原之母西伯利亚的某个僻远角落关掉她的广播歌声。然而命运拐错了弯。革命一爆发，“红白战争”接踵而至，她狡黠的农家头脑便选择了比较实际的党派。
电影上助理制片人的名字淡出后，可以看到鬼魅一般的哥萨克人骑在鬼魅一般的马上冲锋而来，鬼魅一般地多。然后出现了衣着整洁的戈卢布科夫将军，正用一副歌剧望远镜懒懒地查看战场。想当年电影和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通常看到的正是被视线整整齐齐框在两个圆圈里的东西。如今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全身的懒散突然消失，飞身上马，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背上高耸入云地闪现了一下，然后火箭一般冲入疯狂的厮杀中去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艺术光谱中的红外线：没有机关枪答答答的反射，远方却传来了女人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最终盖过了所有声音。美妙的女低音扩展成音乐指导在他资料中找得到的任何俄罗斯风格的曲调。是谁在带领这支红外线里的红军？原来是个女人。那支训练有素的独特部队里有个唱歌的幽灵。她一马当先，踏着苜蓿草，高唱着她那首“伏尔加——伏尔加”的歌。衣冠楚楚而又英勇无畏的戈卢布科夫居高临下（现在我们知道他刚才望见什么了），虽然身受几处伤，仍能将她一把掳上马来。她性感迷人地挣扎着，被远远带走了。
说也奇怪，这么个滥剧本也居然真的上演了。我本人就至少认识两名目击此事的可靠证人。历史的哨兵也毫不盘查，就将它顺利放行。不久我们便发现，她以黝黑丰满的美貌和狂野的歌曲让军官俱乐部为之疯狂。她是个多情的美女(2)，身上有股那个无情的绿妖女路易丝·冯·伦茨所缺乏的冲击力。自从她在戈卢布科夫将军大营中神奇地出现后，白军便全面败退。也正是因为有了她，败退才变得甜蜜。我们瞥见阴沉的一瞬，是渡鸦，还是乌鸦，反正是见得着的鸟，在暮色中盘旋，缓缓降落在一片尸体横陈的平原上，大概在文图拉县什么地方。一名白军士兵死去的手中仍握着一枚胸坠，上面有他母亲的脸。附近一名红军士兵碎裂的胸膛上躺着一封家书，同样一个老太太闪现在已经模糊的字里行间。
接着，以惯用的对比方式，强烈的音乐和歌声“啪”地爆发出来，配着拍手打出的音乐节拍，穿着靴子的脚也踏着节拍，我们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手下正在狂欢作乐——一名体态柔软的格鲁吉亚人拿着一柄匕首跳舞，铜茶壶上自觉地映出一张张扭曲的脸。斯拉夫斯卡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部队中的那个胖子已喝得昏了头，松开了紧扣的衣领，噘起油腻的嘴唇，想来一个野蛮的吻。他一弯腰扑向桌子对面（镜头一个特写，一只翻倒的玻璃杯），要抱住什么——却扑了个空，原来精瘦的戈卢布科夫将军异常清醒，已经巧妙地将她拉到一边。这时他二人站在大伙面前，他用冷静清晰的声调宣布：“先生们，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娘”——接下来大家惊得鸦雀无声，外面一颗流弹碰巧击碎了青色黎明的窗玻璃，屋里这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向这对魅力无限的新人道贺。
毫无疑问，她被掳一事，不完全是桩偶然事件。制片厂是严禁非决定论的。更无疑问的是，大逃亡一开始，他们和大家一样，经西鲁克兹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尔街，(3)一路上将军和他的夫人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团队，同一首歌，同一个密码。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军战士联盟）的一员干将，四处奔走，为俄罗斯小伙组织军事课程，安排慰问音乐会，寻找兵营安置穷人，排解当地纠纷，而且做了这么多好事却不出风头。我以为这么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说来不巧，那个“白盟”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始终不能与海外的保皇党划清界线，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识分子那样体会到那些荒唐而邪恶的组织中存在着可怕的暴力倾向，希特勒主义盛行。每当美国人出于好意问我认不认识迷人的某某上校，或显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时，我总不忍心告诉他们阴暗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白盟”有关的还有另一类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他们用别的方式帮助这事业。他们穿过白雪覆盖的冷杉森林，跨越边界，利用昔日社会革命派独特设计的各种伪装在故国大地上游荡，然后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间谍都要给老板带回来一些的小道消息带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面包圈”的小咖啡馆，或是带到柏林那家没有专门名字的Kneipe(4)。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纠缠起来，难分难解，你要是从背后轻拍一下他们的肩头，他们会可笑地跳起来。倒是有不多几个是觉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两个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是在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为重建过去做准备，一种神圣的、略带霉味的过去。
二
此刻我们要去看看一连串极为奇怪，又极其没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个白派运动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也是众多主席里最优秀的一个。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说不清楚的症状使人隐隐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个大块头的壮汉，讲话声大如雷，头像一颗炮弹，既高且壮的家伙，被不知名的人绑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死于过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电影胶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实除掉头两个主席就花了七年时间——倒不是因为这种事干起来不可能是举手之劳，而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非常精确的时间计算，才能协调一个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迁与位子突然空出之间的间隔。让我们解释一下。
戈卢布科夫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间谍（事实上是个三重间谍），也是个野心极大的小家伙。他梦想主持一个势同墓园落日的组织，这个梦想对他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对那些没有爱好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谜。他就是很想当这个头儿——如此而已。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坚信自己能在强大派系之间的倾轧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实力，从各派那里都收受危险的金钱和危险的帮助。我希望你们集中注意力，因为形势变化莫测，漏过了微妙之处可就遗憾了。
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你们熟悉的俄国将军的样子，没有一点和善、魁梧、凸眼、粗颈的样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鲜明，嘴上一道短髭，头发剪成俄国人所谓的“刺猬”型：又短又硬，笔直，密实，耸立而整洁。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银镯，他递给你的香烟要么是纯粹的俄国自造烟，要么是带李子干气味的英国“卡普斯腾”牌——这个牌子他念出来就是这样的音(5)——烟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宽大的黑皮旧烟盒里，这个烟盒曾伴他经历过无数战役，受过的硝烟洗礼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人极其客气，从不招摇。
每当“斯拉夫斯卡”在她众多的“艺术资助人”家里“搞接待”时（有一位波罗的海的什么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剧《卡门》名角的巴克拉克医生，还有一位是个老派俄国商人，正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柏林生意兴隆，以十英镑一栋的价格买下一幢连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会一声不响地穿梭在客人中间，要么给你端上一份腊肠黄瓜三明治，要么送来一小杯淡霜颜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时候（她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下，总是坐着唱，一拳支腮，另一只手摊掌托肘），他会远远站在一边，要么靠在什么东西上，要么踮着脚尖踱向远处的一个烟灰缸，将它拿来轻轻摆在你座椅的宽大扶手上。
我认为，从艺术角度看，他如此不露声色，做得过了头，无意间有奴颜婢膝之嫌——如今看来倒是恰到好处。不过他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对比原则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会从一些美好的迹象中——有人头一偏，眼睛一转——准确地得知屋里远处的某人正在请一位新来宾注意一个令人神往的事实：眼前这位低调谦恭的人竟然是一场传奇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曾单枪匹马攻城掠地，以及类似的事迹）。
三
德国的电影公司，当年就像毒蘑菇一样纷纷冒出（那时候光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通过雇用俄国流亡人士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俄国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过去——也就是说，这是一帮完全虚幻的人——让他们来代表影片中“真实”的观众。一个幻觉紧接着另一个幻觉，让敏感的人产生住在镜子宫里——或者不如说住在镜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时分不清孰为镜子，孰为己身。
说来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会觉得我仿佛在对某部旧电影进行色彩和声音的技术处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阵灰色的振动，葬礼上的惊慌奔走，只有大海带上了颜色（一种病态的蓝色），后台某种手动的机器模仿着与画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声。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迹可疑，受到救援组织的憎恨。这人是个秃顶男子，眼露凶光，双腿盘坐，像个上了年纪的胎儿一般，缓缓地飘过我的视野，然后神奇地落在后排一个座位上。我们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从高领到脏鞋罩都可看见。还有一位可敬却又俗气的神甫，宽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两眼直视前方。
一提“斯拉夫斯卡”这个名字，我头脑里就浮现出那些右翼庆典节目，其性质和她的听众一样虚幻。一个多面手的艺人，取了个斯拉夫假名，是个吉他高手。这种人在音乐厅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场的廉价艺人，在这里反而极受欢迎。他的乐器装有玻璃面板，上面缀着闪亮的小饰品，腿上穿着天蓝色的丝裤，他后面的演出者也大体都是如此打扮。有个大胡子的老无赖，穿着一件下摆裁成圆形的破旧外衣，从前是“神圣俄国至上会”的会员，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济会”（两个秘密的闪族人组织）对俄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生动的描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请到——这时她就会站在那边，背后是棕榈树和国旗组成的难看背景。她用苍白的舌头舔湿浓妆艳抹的嘴唇，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闲地握起来，放在紧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脸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静的约瑟夫·莱温斯基，追随着她的歌声，从沙皇御用的音乐厅到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沙龙，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无名的地方，弹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组成简短的引子。
有时候，唱歌的地方要是个正经地方，她就会先唱国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却广受欢迎的曲目。免不了会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处有株雷劈过的松树），还有开头是“我的俄罗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词印在德文翻译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谣（一位平民写于八十年代(6)），唱的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他可爱的波斯公主，后来他的手下抱怨他儿女情长，他就把公主扔进了伏尔加河。
她不讲究艺术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时好时坏，整体风格堪称粗暴。可对有些人来说，音乐和感情浑然一体，也有些人喜欢用歌声作灵媒，把昔日里最早让他们害怕过的场景再次招魂于眼前。这样的人听她的歌，总是心怀感激。他们在她无比响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故国的热爱。如果她的歌声里响起一股狂野鲁莽的气概，大家便认为这时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这种狂放气概不是那么公然地做作的话，她或许还能凭此摆脱彻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东西，原是她的灵魂，从她的歌声中突显出来，她性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个漩涡，而不是自由奔腾的洪流。如今在哪个俄国家庭里打开留声机，一听见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战。我就会记起她假装唱到高潮时忸怩作态的样子，发出最后一声激情的呼喊时，嘴的全部构造展现无遗，蓝黑色的头发像美丽的波浪一般飘动，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缎带奖章上，接受大家发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躯即使在鞠躬时仍然僵硬，这是因为裹在结实的银色绸缎里，使她看上去像个雪堆成的妇人或一条高贵的美人鱼。
四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她（如果电影审查官不觉得以下内容有辱宗教虔诚的话），跪在一间拥挤的俄罗斯教堂蜜色的烟雾中，放声痛哭，身旁就是那位遭了绑架的将军的妻子或者遗孀（是妻子还是遗孀她心里清清楚楚）。原来绑架是她丈夫精心策划的，老板派了几个高大干练的无名汉子来巴黎实施，做得干净利落。
两三年后的另外一天，你也会看见她在乔治·桑大街上某间公寓里歌唱，身边围着一群捧场的朋友。你可以看见她两眼轻轻眯成一条线，歌唱时的微笑渐渐消失，原来她丈夫悄悄溜了进来。他方才在处理手头一桩事情，最后的细节交代完毕才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上校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他轻轻打了个不要起来的手势。她任由一首唱了一千遍的歌下意识地流淌而出，眼睛则朝他斜瞟过去（她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略微近视），试图看清一个确切的信号。然后她沉入水中，他的画舫扬帆远航，最后一个信号是萨马拉州那段伏尔加河上的一圈涟漪，荡进了单调的永恒之中（因为这是她演唱的最后一首歌了），她丈夫走到她身旁，用一种人类的掌声无法盖过的声调说：“玛莎，那棵树将在明天砍倒！”
关于树的这点情况，那只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在他鸽灰色的事业中让自己享受的一点戏剧性的乐趣。这是挡在他前途路上的最后一位将军，次日的事件将自动导致他当选，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原谅他那么口无遮拦了。近来，他们的朋友间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俄国幽默是只一点面包屑就能喂饱的小鸟），说这两个大孩子正在闹口角，很有意思。原来他们郊外夏日别墅旁有一株高大的老白杨树，遮暗了她的录音室窗户，她一气之下要砍了它。他争辩说，这个老而弥坚的家伙是她最嫩的仰慕者（令人捧腹大笑），理应赦免。也请注意这位披着貂皮披肩的胖女士，她好心地寻将军的开心，嘲笑他没坚持多久就投降了。还有“斯拉夫斯卡”容光焕发的微笑，她舒展开来的像果冻那般冰凉的胳膊。
第二天傍晚时分，戈卢布科夫将军陪着夫人到她的裁缝铺里，坐下看了会儿《巴黎晚报》，然后受到差遣，回家去取一件她本来要放宽一点却忘了带来的衣服。这中间她找几个适当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往家里打电话，喋喋不休地指点他翻找那件衣服。剪裁师是个亚美尼亚女人，缝制师是杜曼诺夫小公主，这两位就在隔壁屋里津津有味听她用各种各样的乡下话赌咒发誓（多亏了这些乡下话，她才不至于把一个单凭她的想象实难应付的角色演砸）。这个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的伎俩老掉牙了，设计之初就没有设想万一出错当如何补救——原因是不可能出错。它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在大家想知道谁最后见过费琴科将军的时候，一个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日常行程作个解释。等假想的衣物被翻箱倒柜进行了足够的搜寻后，又见戈卢布科夫将军返回裁缝铺，拿来找到的衣服（那当然是早就在车上放好的）。他继续读他的报，他的夫人继续试她的衣服。
五
他离开了仅仅三十五分钟左右，这点时间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就在她开始拿切断了的电话做戏时，他已经在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将军上了车，送他去见一个假想中要见的人。这场会见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显得既是个秘密会面，又不得不去。驱车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两人都下了车。“不是这条街。”费琴科将军说。“不是，”戈卢布科夫将军说，“但这里停车方便。我不想正对着咖啡馆门口停车。我们抄近路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两分钟的路。”“好，我们走过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说。
在巴黎那个特别的区里，街道以各位哲学家命名，他们正走的那条小巷就被某位博学的创市之父定名为皮埃尔·拉宾街。它温柔地引你经过一座昏暗的教堂，经过一些脚手架，来到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带。私家住宅挂着百叶窗，远远地坐落在各家院子深处，院外围着铁栏杆。垂死的枫叶从枯树枝上飘落到潮湿的人行道上，途中就在铁栏杆上暂歇。巷子左边有道长墙，粗糙的灰色墙面零零星星地露出砖头来，像是填词游戏的条形框。墙上某处有扇绿色的小门。
他们走近那门的时候，戈卢布科夫将军掏出他那个战痕累累的烟盒，旋即停下来点烟。费琴科将军不吸烟，但讲究礼貌，便也停了下来。暮色中刷拉拉刮起一阵急风，第一根火柴熄灭了。“我还是觉得——”费琴科将军谈起他们近来正在讨论的某桩小事。“我还是觉得，”他说（他要说点什么事情，这时就站在那扇绿色小门附近），“菲德尔神父要是坚持自掏腰包负责所有的食宿费用，那我们起码能做的就是提供燃料。”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一个过路人的背影朦朦胧胧地远去，终于消失了。戈卢布科夫将军提高声音骂起风来。原来这是动手的信号，那扇绿门打开了，三双手以惊人的速度与技巧将老人一拂，就不见了踪影。门砰一声关上。戈卢布科夫将军点燃他的香烟，迈着轻快的步子原路返回去。
从此人们再没见过这位老人。几个安安静静的外国人，租下了某一栋安安静静的房子，安安静静地住了一个月，他们不是荷兰人就是丹麦人，什么也不知道。这只是个障眼法。根本没有什么绿门，只有一扇人力撞不开的灰门。我翻遍了权威的百科全书，也没找出来：压根就没有叫做皮埃尔·拉宾的哲学家。
但我在她眼里看见了惊恐。俄语里有句老话“vsevo dvoe i est; smert da sovest”——可以这样翻译：“世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两件事——人终归要死，人良心自知。”人性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人行善时常常糊里糊涂，作恶时却是永远心知肚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犯，其妻子比他还可怕，当年我做教士的日子里，他曾告诉过我，让他始终感到困惑的是，他有个问题想不通，想和她讨论讨论，却又羞于启齿，为此他深感自卑。他想不通的问题是：她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他不起，要么她是否暗自疑惑他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她不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准确地知道戈卢布科夫将军和他的夫人最后单独相处的时候，两人脸上是何种表情。
六
然而好景不长。晚上十点左右，“白盟”秘书长L将军接到R将军的通知，说费琴科太太为丈夫无缘无故消失而万分焦急。直到这时候，L将军才想起中午时分主席曾漫不经心地（不过这是老先生一惯的风格）告诉他，他下午晚些时候要到城里办点事，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就请L将军看看主席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的一张字条。两位将军立即赶往办公室，半途折返，回来取L将军忘了的钥匙，再回头奔去，终于找到了那张字条。上面写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困扰着我，以后也许会因庸人自扰而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五时半，我在笛卡儿大街45号的一家咖啡馆有个约会，会见来自另一边的一位间谍。我怀疑其中有诈。整个事情由戈卢布科夫将军安排，他开车来接我过去。”
我们在此略过L将军说了什么，也略过R将军答了什么——不过他二人显然思维迟钝，跟一位怒气冲天的咖啡馆老板在电话上纠缠不清，为此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等到身披印花睡袍、故作睡眼惺忪的“斯拉夫斯卡”把他们让进门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午夜时分了。她不想吵醒丈夫，说他已经睡着了。她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费琴科将军出了事。“他失踪了。”老实的L将军说。“斯拉夫斯卡”“哎呀”一声晕死过去，跌倒在地时险些砸坏客厅。她给歌坛带来的损失不像她的歌迷们所想的那么严重。
出于某种考虑，两位将军故意不向戈卢布科夫将军提起那张小字条的事，因此当他准备随他们前往“白盟”总部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真要和他讨论讨论是该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呢，还是该先请示八十八岁高龄的海军上将格罗莫鲍耶夫，他老人家不知为何被视为“白盟”的所罗门王。
“这是什么意思？”L将军说道，将那个要命的字条交给戈卢布科夫将军，“请你仔细读一下。”
戈卢布科夫将军仔细读了——他马上明白一切全完了。我们无须俯瞰他内心感受的无底深渊。他耸耸瘦削的肩膀，递还了字条。
“如果这真是将军所写，”他说，“我也得承认这看来的确很像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么我只能说有人在假冒我。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格罗莫鲍耶夫海军上将一定能替我洗清罪名。我建议马上就去。”
“对，”L将军说，“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马上去。”
戈卢布科夫将军抖抖索索地穿上雨衣，第一个出了门。R将军帮L将军捡回围巾。围巾刚才从一把椅子上半耷拉下来，这几把前厅座椅从今往后注定只会载物，不会坐人了。L将军叹口气，戴上他那顶旧毡帽，用双手来完成这个轻柔的动作。他走向门口。“等等，将军，”R将军压低声音说，“我想问你点事。我俩军人间的对话，你能绝对肯定……呃，戈卢布科夫将军说的是实话？”
“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L将军答道。他是那种深信只要句子是个句子就必然有其意义的人。
他们在门口轻轻地碰碰对方的胳膊肘礼让对方先出门。最后年纪稍长的那位接受了这个特权，面带得意之色出了门。然后两人在楼梯口站住，楼梯上太过寂静，让他们愕然。“将军！”L将军冲楼下喊。他们面面相觑，而后匆忙而笨拙地奔下楼去，踩得丑陋的楼梯通通响。他们出来了，站在漆黑的细雨之中，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再互相看看。
她在次日清晨被捕。整个审讯过程中，她始终不曾丢弃伤心无辜的姿态。法国警方在追查可能线索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冷漠态度，好像他们认为俄国将军的失踪已是当地一种独特风俗，是一种东方现象，是一种自动消解的过程，也许不该发生，却也无法阻止。然而人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比起外交智慧，法国保安局更适合讨论这类消失戏法的运作。海外报纸报道此事，都是出自善意，但方式上带些嘲讽，不太生动。整体而言，“斯拉夫斯卡事件”做不成醒目的新闻提要——俄国流亡人士铁定都在新闻焦点之外。有趣的巧合是，一家德国新闻社和一家苏联新闻社不约而同地对两名在巴黎的俄国将军席卷白军资金潜逃一事作了简要报道。
七
那场审判离奇得很，糊涂了事，无果而终。证人没一个像样的，给“斯拉夫斯卡”最后定为绑架罪，这在法理上很难站得住脚。不相干的琐事不断地遮掩了要害问题。错误的人记起了正确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一份账单，是一位农人加斯东·库洛签的，事由是“砍倒了一棵树”。L将军和R将军在一名虐待狂律师手中饱受折磨。一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本是烂鼻头、从不刮脸的那种人（一个不难演的角色），衣服上的几个大口袋里揣着他们在人世间的全部家当，最后一只袜子丢了后，便把破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脚上。常见他们坐在某栋永远不曾完工的房子前，抱着酒瓶，舒舒服服地叉开两腿靠在墙皮剥落的墙上。就是这么个人也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说他从某个有利位置目睹了一位老人受到粗暴对待。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曾长期接受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疗，说她们在案发当天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和费琴科将军同乘前者的车走了。一位俄国小提琴家坐在一辆德国火车的餐车中时……但实在没有必要把那些差劲的谣言再说一遍。
我们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狱中的最后几幅画面：窝在角落里乖乖地织毛线；给费琴科太太写信，满纸沾泪，说她们如今就是亲姐妹，因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尔什维克掳走了；哀求让她使用口红；在一位脸色苍白的俄国年轻修女怀中啜泣祈祷，修女来此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曾做了一梦，说明戈卢布科夫将军是清白的；吵着要那本还扣在警方手里的《新约》——扣着的主要原因是不让专家顺利地开始破译写在《约翰福音》书页边上的某些密码。二战爆发后的某个时期，她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内科病症。一个夏日早晨，三名德国军官到监狱医院要求见她，当即被告知她已经去世——这可能是事实。
人们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过某种途径设法让她得知了他的行踪，要么是他觉得对她不闻不问更为安全。他往何处去了，这可怜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镜不能代替窥见真情的小孔。也许他在德国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贝德克尔青年间谍训练学校里谋得了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职位。也许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许他没有回去。也许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去，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略带外国腔而又特别平静的语调对他说：“我的朋友，我们恐怕再用不着你了。”——正当那个X转身要走时，普朋迈斯特(7)博士纤细的食指按下了安装在他并不起眼的书桌边上的按钮，一个陷阱在X脚下张开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进楼下那对老夫妇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关节。
不管怎样，电影演完了。你帮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组成的人潮，缓缓朝出口移动。安全门打开，没想到门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渐渐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样，为了不迷失方向而选择原路返回，你就会再次经过那些两小时前还似乎相当诱人的海报。穿着半波兰式制服的俄国骑兵从他的小马背上弯腰捞起脚穿红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发从羊羔皮帽中翻滚出来。凯旋门与圆顶昏暗的克里姆林宫并肩而立。戴着单片眼镜的外国间谍从戈卢布科夫将军手中接过一捆秘密文件……快点，孩子们，让我们离开此地，走进清醒的夜里，走进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宁静里，走进由长着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谊的精神所构成的坚实世界里。欢迎回到现实！经过那些廉价的刺激之后，这支货真价实的香烟该多么让人提神。看看，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位衣着整洁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烟在他那个旧皮烟盒上顿了几顿，然后点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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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戏仿英国诗人济慈《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一诗，该诗咏叹骑士为妖女所惑，丧失斗志。后世又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画作。
(3) 西鲁克兹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尔街在巴黎，分别代表当年许多俄国人的流亡路线。
(4) 德语，小酒馆。
(5) 即英国的名牌香烟“绞盘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这位将军念出来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师”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