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那个名叫勒内·德·布纳瓦尔的高个子年轻人。他为人和蔼可亲，虽然他有点儿多愁善感，仿佛已经把一切都看破，对什么都持着怀疑的态度。但那是一种中肯而又尖锐的怀疑主义，特别善于一语破的地戳穿上流社会的伪善。他常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人君子；换句话说，所谓正人君子，充其量不过是和坏蛋相对而言罢了。”
他有两个哥哥，两位德·古尔西先生，不过跟他们已经断绝来往。他们不同姓，因此我猜想他们不是同父所生。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他们家里发生过一件奇特的事，但是都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而且没有多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天晚上，我在他那里吃饭，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无心地问了一句：“您是令堂头婚生的，还是再婚生的？”只见他脸色先是有点苍白，随后又涨得通红，显然有些尴尬。不过他终于露出他特有的感伤而又柔和的微笑，说：“亲爱的朋友，您要是不怕厌烦，我就把我很有些与众不同的身世详详细细说给您听吧。我知道您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我不担心您对我的友谊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万一因此就受到影响了，我也就不必交您这个朋友了。”
我的母亲德·古尔西太太长得矮小，是个软弱腼腆的可怜的女人。她丈夫娶她，是因为看中了她的财产；她一辈子受尽了折磨。她生性温顺、胆怯、脆弱，却不断地遭受那个本应做我父亲的人的虐待。那个人是人们通常称作乡绅的大老粗。结婚才一个月，他就跟家里的女佣人姘居了。他还有其他的情妇，都是他的佃户的妻子或者女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跟他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应该说是三个，如果连我也算上。我母亲总是一言不发；在这个整天吵吵嚷嚷的家里，她就像溜到家具下面的小耗子一样挨着日子。她躲在一边，没人理睬，战战兢兢地用她那明亮、不安，老是骨碌碌转的眼睛望着，这样的眼睛是终日担惊受怕的人才会有的。然而她长得漂亮，很漂亮，头发金黄，不过是带点儿灰白的金黄，怯生生的金黄，好像由于总是提心吊胆，连头发也褪了点色似的。
在常来德·古尔西先生家的古堡做客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妻子已经故去的退伍骑兵军官。这可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既随和，又火暴；什么事一旦他下了决心，天大的困难他也要干到底。这人就是德·布纳瓦尔先生；我姓的就是他的姓。他身材瘦长，蓄着两撇又浓又黑的八字胡。我长得很像他。他读过很多书。他的思想跟他那个阶级的人毫无相像之处。他的曾祖母是卢梭[3]的朋友，看来他从这位祖先的这段关系中也多少继承了一些东西。《民约论》，《新爱洛绮丝》，为推翻古老习俗和偏见、陈腐法律和愚蠢道德做了准备的那些探讨哲学的书，他全都如数家珍。
看样子，他爱我母亲，我母亲也爱他。他们的这种关系非常之秘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个被人冷落、郁郁寡欢的女人，很可能疯狂地爱上了他，而且从和他的接近中接受了他的思想方式、感情自由的理论以及自主爱情的胆量。不过，她又是那么害怕，连高声说话都不敢，因此只能把这一切都隐藏、压抑、紧缩在心里；她的心扉从来不能向人打开。
我的两个哥哥也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对她很凶，从来没有过亲情的表示，而且习惯了把她看作家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待她多少有点像对待一个佣人。
在她的儿子中间，只有我真心爱她，她爱的也只有我。
她死了。那时我十八岁。为了便于您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我有必要在这里补充几句：由于她丈夫受到指定监护人的监护[4]，他们夫妻间签过一份对我母亲有利的分产声明；而且多亏法律的窍门和一位公证人的聪明尽职，她保留了按自己的意愿订立遗嘱的权利。
因此，我们接到通知，说有一份遗嘱在这位公证人那里，并邀请我们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那真是个伟大而又富有戏剧性、滑稽而又令人惊讶的场面；而导致这场面的，竟是这个女人死后的反叛，是从这个受难者的坟墓里发出的要求自由的呐喊；她在世时受尽了习俗的压迫，死后从已经钉牢的棺木中发出了争取独立的绝望的呼号。
那个自以为是我父亲的人，是个脸色通红的多血质的大胖子，看上去就像个卖肉的；我那两个哥哥都五大三粗，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二岁。他们都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等候。德·布纳瓦尔先生也应邀出席。他走进来，在我后面坐下。他穿一件紧身的礼服，脸色煞白，频频地咬着那两撇已经有点灰白的八字胡。他大概已经预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
公证人锁上门，当着我们的面拆开了火漆封印的封套，就开始朗读连他也不知道内容的文件。
说到这里，我的朋友突然停下。他站起身，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份陈旧的文件，打开来吻了好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这就是我亲爱的母亲的遗嘱。”
我，以下署名者安娜-卡特琳娜-热纳维埃芙-玛蒂尔德·德·克鲁瓦吕斯，让-莱奥波德-约瑟夫-贡特朗·德·古尔西的合法妻子，身心健康，谨在此表达我的最后愿望。
我首先请求天主饶恕，其次请求我心爱的儿子勒内饶恕，饶恕我即将做的事。我相信我的儿子深明大义，能够理解我和饶恕我。我一生历尽磨难。我丈夫出于他个人算计娶了我，婚后他又轻蔑我、虐待我、压迫我，并且一再欺骗我。
我现在原谅他，但是我也什么都不欠他的了。
我的两个大儿子根本没有爱过我，根本没有孝敬过我，几乎没有把我当母亲看待过。
我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尽了我应尽的责任；我死后再也不欠他们什么了。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神圣的、每日每时的爱心，血缘关系也就毫无意义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还不如一个外人；他其实是个罪人，因为他没有权利对自己的母亲冷漠无情。
在男人们面前，在他们极不公正的法律、他们毫无人道的礼教和他们可耻的偏见面前，我以前总是吓得发抖。面对天主，我现在不再恐惧。我死了；我本人也摆脱了令人羞愧的虚伪；我敢于说出自己的思想，承认心中的秘密，并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了。
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法律允许我支配的我的那一部分财产全部委托给我心爱的情人皮埃尔-热尔麦-西蒙·德·布纳瓦尔代管，以便日后交给我们亲爱的儿子勒内。
（此一愿望在另一公证文件中有详尽的表述。）
在垂听我陈诉的至高无上的法官面前，我宣告：如果不是获得我的情人的深挚、忠诚、温柔、不可动摇的眷爱，如果不是在他的怀抱中懂得了：造物主创造众生是为了让他们相爱、相助、互相安慰，并且在痛苦的时刻一起哭泣，我一定会诅咒上天和人生的。
我的前两个儿子的父亲是德·古尔西先生，只有勒内是德·纳瓦尔先生所生。我乞求人类及其命运的主宰：让他们父子能够超越各种社会偏见，让他们终生相爱并且在我故去以后依然爱我。
这就是我最后的思想和最后的愿望。
玛蒂尔德·德·克鲁瓦吕斯
德·古尔西先生站起来，嚷道：“这简直是疯子的遗嘱！”德·布纳瓦尔先生向前走了一步，用洪亮的声音斩钉截铁地宣告：“我，西蒙·德·布纳瓦尔，声明这遗嘱中所说的完全是事实。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我都可以肯定这是事实，而且可以用我手里的这些信证明这一点。”
这时，德·古尔西先生冲他走过去。我还以为他们会大打出手呢。他们这两个大个子，一个肥，一个瘦，面对面站在那里，都激动得发抖。只听我母亲的丈夫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个坏蛋！”对方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先生，咱们约个时间别处见吧。要不是为了顾全这可怜的女人生前的安宁，我早就打你一个耳光，跟你决斗了。你让她受了那么多的苦。”
说罢，他就转身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跟我走吗？我没有权利拉你走，不过你如果愿意跟我一起走，我就取得这个权利了。”
我没有回答，和他握了握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出去。我敢肯定，我当时八成是疯了。
两天以后，德·布纳瓦尔先生在决斗中打死了德·古尔西先生。我的两个哥哥怕张扬出去太丢脸，因此也没有声张。我把母亲留下的财产让给他们一半，他们也接受了。
我抛弃了法律给我的、但实际上不属于我的那个姓，采用了我真正的父亲的姓。
德·布纳瓦尔先生过世已经五年了。我心里还是那么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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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在我的面前停下：“喂！我要说，我母亲的遗嘱，是一个女人所能完成的最美好、最光明磊落、最伟大的事情。您是不是有同感？”
我向他伸出双手，说：“是的，朋友，当然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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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三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山鹬的故事》。
[2] 保尔·艾尔维厄（1857—191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3]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4] 指依据法律为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指定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