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一座半似农庄半似小城堡的混合型的乡村住宅，这类住宅从前几乎都是封建领主的宅邸，而现在全被大农庄主占有。在这座房屋的门前，几条猎犬拴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看见猎场看守人和几个孩子身背猎物袋走过来，嗥叫着，狂吠着。在厨房兼饭堂的大厅里，奥托父子、收税官贝尔蒙先生和公证人蒙达吕先生，出发打猎以前正在随便吃点什么、喝上一杯，因为今天是开猎的日子。
老奥托很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骄傲，急不可待地向客人们夸耀着能在他的土地上打到哪些猎物。他是个身材高大的诺曼底人，属于这种类型的男子汉：身强力壮，满面红光，骨骼粗大，肩膀能扛起整车整车的苹果。他半是农民，半是乡绅，有钱，受人尊敬，有威信，也难免有些独断专横。他曾经坚持要儿子塞扎尔·奥托上学，成为有教养的人；可是上到三年级，他又突然终止了儿子的学业，因为怕他变成对土地漠不关心的老爷。
塞扎尔·奥托几乎跟他父亲一样人高马大，不过比他瘦一点儿，是个好孩子乖儿子，听话，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对老奥托的意志和看法更是钦佩、尊重和崇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收税官贝尔蒙先生是个矮胖子，通红的面颊上显露出细细的紫色静脉网，就像地图上江河的支流和迂回曲折的河道。他问：
“野兔呢？……有野兔吗？……”
老奥托回答：
“您要多少就有多少，尤其是在普依萨吉埃洼地一带。”
“咱们从哪儿开始呢？”公证人又问。这位公证人，整天乐呵呵的，浑身肥肉，面色苍白，也是大腹便便，上星期刚在鲁昂买的新猎装穿在身上紧巴巴的。
“那好吧，就从那儿，从洼地开始吧。咱们先把山鹑往平原上轰，再去那里围猎。”
说罢老奥托站起身。其他人也随着站起来，到墙角拿起各人的猎枪，检查一下枪机；脚的热气还没有把皮鞋烘软，就跺跺脚，走起路来稳当些。然后他们就走出去；拴着的猎犬也站起来，扯紧皮带，挥着爪子，发出尖声的吠叫。
他们开始向洼地进发。那是一片不大的谷地，更准确地说是一大块高低不平的贫瘠土地，也正因为土质不好，一直荒废着，长满了蕨类植物，成了猎物绝好的藏身地。
猎人们彼此拉开了距离。老奥托走在右边，小奥托走在左边，两位客人在中间。猎场看守人和背猎袋的孩子们跟在后面。这是庄严的时刻，大家都等着打响第一枪，心跳得有点厉害，紧张的手指时刻都触着扳机。
突然，第一枪打响了，是老奥托开的。所有人都停下来，只见一只山鹑脱离了振翅飞逃的伙伴们，坠落在一条荆棘丛生的沟壑里。那位兴奋的猎人立刻向前跑去，跨开大步，拨开荆棘，转眼就消失在灌木丛里，去寻找他的猎获物。
几乎立刻又传来第二声枪响。
“哈哈！坏包，”贝尔蒙嚷道，“他准是在沟里把一只野兔连窝端了。”
所有人都等着，眼睛紧盯着那堆视线穿不透的枝叶。
公证人把两手拢成喇叭筒，高喊：“您都找到了吗？”老奥托仍然没有回答。于是塞扎尔转过身去对猎场看守人说：“快去帮帮他，约瑟夫。我们得维持一条横线。不过我们等着你。”
约瑟夫是个枯瘦的老头，所有的关节都像打了结似的成为疙瘩。他不慌不忙地去了，像狐狸一样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可以钻过去的缺口，就这样下到那条沟里。刚下去，他立刻大声疾呼：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出事啦！”
所有人都跑过去，钻进灌木丛。老奥托侧身倒在地上，已经昏迷，两只手捂着肚子，一缕缕鲜血透过铅弹射穿的布上装一直流到乱草上。他伸手去捡打死的山鹑时，猎枪滑脱了，掉在地上撞了一下，第二颗子弹射出来，击穿了他的腹部。大家把他从沟里拖出来，脱掉他的衣服，看见一个可怕的伤口，肠子正从里面往外涌。于是，好歹包扎了一下，就把他抬回家，等医生来。已经派了人去请医生，并且也去请教士了。
医生来了；他脸色沉重地摇了摇头，转过身来对坐在椅子上啜泣的小塞扎尔说：
“我可怜的孩子，看来情况不妙。”
但是伤口包扎好以后，伤者的手指动了动，嘴张开了，接着眼睛射出迷惑、惊惶的目光；然后又好像在寻找记忆，想起来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喃喃自语：
“见鬼，就这么完蛋了！”
医生握住他的手。
“不，不，休息几天就好了，没有什么大事。”
奥托又说：
“我完蛋了！我的肚子打穿了！我很清楚！”
接着，他突然说：
“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想跟我儿子谈一谈。”
小奥托一边忍不住地流着眼泪，一边像小孩子一样反复说着：
“爸爸，爸爸，可怜的爸爸呀！”
反倒是父亲语气更镇定些：
“好啦，别再哭了，这不是时候，我有话要对你说。坐在这儿，紧挨着我，很快就完，我就可以安心些了。你们其他人，请稍等一分钟，劳驾啦。”
所有人都退了出去，留下父亲和儿子。
等只剩下他们俩，父亲就说：
“听着，儿子，你已经二十四岁了，现在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再说这事也不像我们搞的那么神秘。你知道你母亲过世已经七年了，不是吗？而我，现在也不过四十五岁，因为我十九岁就结婚了，不是吗？”
儿子结结巴巴说：
“是，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母亲过世七年了，我一直没有再娶。可话又说回来了，像我这样一个人总不可能在三十七岁上就打光棍，是不是？”
儿子回答：
“是，是这样。”
父亲吃力地喘着气，脸色苍白，面部肌肉抽搐着，继续说：
“天哪，好痛呀！这么说，你理解。男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打光棍的，可是我又不愿意找一个接替你母亲的人，再说我也答应过她不这样做。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父亲。”
“于是，我纳了一个女孩子，在鲁昂城里，胡瓜鱼街十八号，四楼，第二个门——我全告诉你了，别忘了——，这姑娘对我十分体贴，多情，忠实，像个真正的妻子，怎么？你听明白了吗，儿子？”
“听明白了，父亲。”
“因此，要是我走了，我应该给她留下些什么，而且是实实在在留下些什么，让她以后的生活能有个保障。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父亲。”
“我跟你说她是个好姑娘，真的，一个好姑娘；要不是有你，要不是怀念你母亲，要不是因为这座房子里我们三个人共同生活过，我早就把她接到这里来，还会娶她做妻子，肯定的……听着……听着……儿子……我本可以立一份遗嘱……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愿意……因为不应该把事情……这些事情……写下来，这样做对合法继承人损害太大了……另外也会把一切都搞乱……这样做会弄得大家都破产！你听着，贴印花税票的纸张，不需要，而且永远也不要使用。如果说今天我有点钱，就是因为我一辈子也没有用过那东西。你明白了吧，儿子！”
“明白了，父亲。”
“你听着，听着……好好听着……我没有写遗嘱……因为我不愿意……再说我了解你，你心肠好，你不吝啬，不斤斤计较，我心里想，还是等我临终的时候，再把事情告诉你，要求你不要忘了那姑娘——卡罗琳娜·多奈，胡瓜鱼街十八号，四楼，第二个门，别忘了。——还有，再听着。等我走了，立刻到那里去——并且要安排得让她想起我的时候没有可埋怨的。——你有的是钱。——你办得到。——我给你留下的足够了……听着……你平时找不到她。她在莫洛太太的铺子里干活，博瓦希纳街。要星期四去。她总在这一天等着我。六年来这一天都是留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她一定会哭的！……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你，我的儿子。这种事是不能公开说的，不能对公证人说，也不能对本堂神父说。这种事情做了，大家都会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公开说出去。因此对外人都要保守秘密。除了家里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家里人全都跟一个人一样。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父亲。”
“你答应了？”
“是的，父亲。”
“你能发誓吗？”
“是的，父亲。”
“我要求你，我恳求你，儿子，别忘了。这对我很重要。”
“不会忘，父亲。”
“你亲自去。我希望你亲眼去证实这一切。”
“好，父亲。”
“去了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她怎么向你解释。我，我不能再对你多说了。你发誓这么做了？”
“是的，父亲。”
“好了，儿子。拥吻我吧。永别了。我就要蹬腿了，我敢肯定。去请他们进来吧。”小奥托呜咽着拥吻了父亲，然后，还是那么听话，打开了门。教士身穿白色法衣，捧着圣油，走进来。
不过垂死的人已经闭上了眼睛，他拒绝再睁开，拒绝回答，甚至拒绝做一个动作表示他听懂了。
这个人呀，他已经说得够多了，没有力气再说了。另外现在他已经安心了，他想平静地死去。既然他已经向他的家人、向他的亲生儿子做了忏悔，还有什么必要向天主的代表忏悔呢？
他在朋友和跪着的佣人中间履行了圣事，涤了罪，得到了赦免，脸上始终没有一个表情显示他还活着。
他在午夜时分死去，在此以前他抽搐了四个小时，可见他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2
他星期二就下葬了，开猎的那一天是星期日。塞扎尔·奥托把父亲送到墓地以后回到家里，这个白天的剩余时间都在哭泣。接下去的一夜他只勉强睡了一会儿，醒来时他感到悲痛欲绝，甚至自己问自己：他怎么还能继续活下去。
不过此后的一天他直到晚上都在想，应该遵照父亲的遗愿，第二天就去鲁昂，看望住在胡瓜鱼街十八号，四楼，第二个门的名叫卡罗琳娜·多奈的姑娘。为了不忘记，他就像咕咕哝哝念经一样，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和地址，数不清有多少次；没完没了念叨的结果，他已经不可能打住，更不可能去想任何别的事了，因为他的舌头和头脑都被这句话完全控制了。
于是，第二天，八点钟左右，他就吩咐把格兰道尔支套在轻便双轮马车上，出发了。那匹壮实的诺曼底马在从安维尔通向鲁昂的大路上一路小跑。他上身穿着黑礼服，头上戴着缎子大礼帽，下身穿着用带子套在鞋底的马裤。考虑到时机不宜，他不愿意在这身漂亮的服装外面套上他那件蓝色罩衫。那种风一吹就会鼓起来的罩衫，能保护衣服不沾上尘土和污迹，一般在到达以后，一跳下车就马上脱掉。
十点钟敲响的时候他就到达鲁昂，像往常一样把马车停在三水塘街的老好人旅店，接受店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五个儿子的拥抱，因为他们已经得知不幸的消息。接着他不得不提供了关于这桩意外事故的一些细节，这让他又痛哭流涕一番；他不得不谢绝这些人的侍候，他们知道他有钱，对他特别地殷勤；他甚至不得不拒绝在他们这里吃午饭，这让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
他掸了掸帽子上的尘土，刷了刷礼服，揩了揩皮靴，就开始寻找胡瓜鱼街。他不敢向人打听，生怕被人认出来，或者引起别人的猜疑。
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最后看到一位教士，他相信教会的人出于职业习惯都是守口如瓶的，便上前询问。
只要再走一百步，右边第二条街就是。
这时候，他反而犹豫起来。在此以前，他一直像一个不开化的人一样服从死者的旨意。现在，想到他，做儿子的，就要和那个曾经是父亲情妇的女子见面，激动之余，不免感到尴尬和屈辱。千百年世代相传的教育在我们感情深处积累下的所有根深蒂固的道德理念，他从上教理课时起就学到的关于生活败坏的女人、关于男人——即便娶了这样一个女人——都对她们怀有本能的蔑视等种种偏见，他这个农民的全部狭隘的正直观，这一切在他的心里翻腾着，让他踟蹰不前，让他感到羞耻，脸都涨红了。
可是他想：“我已经答应了父亲。那就不应该言而无信。”于是他推开了门牌十八号的那座楼房的虚掩的门，发现一个晦暗的楼梯，爬到四层楼，看见一个门，然后是第二个门，找到铃绳，拉响了门铃。
旁边的房子里回响的铃声让他浑身打了个哆嗦。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他眼前，她衣着整齐，褐色的头发，脸色红润，用一双惊异的眼睛看着他。
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而她呢，完全没有料到；她等的是另一个人，所以没有请他进去。他们就这样互相注视了半分钟之久。最后还是她问：
“您有什么事，先生？”
他嗫嚅道：
“我是小奥托。”
她吃了一惊，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就像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似的，结结巴巴地说：
“塞扎尔先生？”
“是的……”
“那么……”
“我父亲要我来和您谈一谈。”
她说了声“啊！我的天主！”便往后退了退，让他进去。他关上门，跟着她往里走。
他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在和一只猫玩耍，那男孩坐在一个炉子前面，炉子上飘出温着的菜肴的香味。
“请坐。”她说。
等他坐下来……她问：
“有什么事吗？”
他不敢说了，眼睛盯着放在屋子中间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三份餐具，一份是孩子的。他再看那把背朝炉火的椅子，那个座位前面摆着的盘子、杯子、一瓶已经斟过的红葡萄酒和一瓶还没有打开的白葡萄酒。这是他父亲的座位，总是背朝炉火！他们正等着父亲。他看见父亲的面包摆在叉子旁边，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老奥托的牙不好，总是先把面包的硬皮剥掉。接着，他抬起头，看见墙上挂着父亲的半身像，那是举行博览会那一年在巴黎拍的大照片，跟在安维尔的卧室床头上面挂的是同一张。
年轻女子又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塞扎尔先生？”
他看着她。焦虑让她的脸色变得煞白，她等着，两手紧张得直抖。
他终于鼓起勇气。
“是这样，小姐，星期日开猎的时候，爸爸去世了。”
她是那么震惊，一下子呆住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
“啊！不可能！”
接着，泪水便猛然涌出她的眼眶，她抬起两手捂住脸痛哭起来。
这时，小男孩转过头，见母亲在哭，就喊叫起来。接着，他明白了母亲伤心是由这陌生人引起的，便冲向塞扎尔，一只手揪住他的马裤，另一只手使劲敲打他的腿。塞扎尔置身在这个为他父亲哭泣的女人和这个保护自己母亲的孩子之间，不知所措，又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被这激情的场面感动了，悲伤得眼里满含泪水；为了恢复平静，他开始讲起来：
“是的，”他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星期日早上，八点钟光景……”就好像她在听似的，他叙述着，不遗漏任何细节，以农民惯有的精细说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小男孩还在打他，甚至踢起他的踝骨来。
当他讲到老奥托谈到她的时候，她听见自己的名字，便露出脸来，说：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我希望知道……如果不太麻烦您的话，请您重说一遍。”
他于是用同样的措辞重新说起来：“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星期日，八点钟光景……”
他把事情从头到尾慢慢道来，有逗有句，有条不紊，时不时还加上他自己的想法。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以女性的敏感领会着他叙述的每一个意想不到的波折，吓得浑身战栗，时而呼喊一声：“啊，我的天主！”那男孩子以为她已经没事了，也就不再打塞扎尔，走过去拉着母亲的手，也听起来，好像听得懂似的。
小奥托叙述完事情的经过，接着说：
“现在，咱们就按照他的愿望一起安排一下吧。您听着，我生活挺宽裕，他给我留下了财产。我不希望您将来有什么可埋怨的……”
但是，她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啊！塞扎尔先生，塞扎尔先生，别在今天。我的心都碎了……下一次，改一天吧……不，别在今天……即便我接受，您听着……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不，不，我向您发誓。那是为了孩子。再说，那笔钱会存在他的名下。”
听到这里，塞扎尔一脸惊愕，他猜测着，结结巴巴地问：
“这么说……这孩子……是他的？”
“是呀。”她说。
小奥托带着复杂、强烈和痛苦的感情看着他的弟弟。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又哭了起来，塞扎尔感到十分尴尬，就说：
“那么，好吧，多奈小姐，我就走啦。您希望咱们什么时候谈这件事呢？”
她大声说：
“啊！别，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和埃米尔撇在这儿！我会伤心死的。除了我的孩子，我什么人也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啊！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塞扎尔先生！嗯，来坐下。您再跟我说说。请告诉我，您平时在那边都做些什么。”
塞扎尔就坐了下来，他已经习惯于服从了。
她为自己搬了一张椅子放在还温着菜的炉子前面，靠近他的椅子；她把埃米尔抱在膝头，接二连三问了塞扎尔许多关于他父亲的事，从所问的这些家常小事，就能看出，不假思索就能够感到，她是一片至诚地用她那颗女人的可怜的心深爱着奥托。
他的思想并不丰富，一环接一环说下去，自然而然地又回到那件意外事故上，他重新一个细节不漏地叙述起来。
当他说到“他肚子上打出一个窟窿，能伸进去两个拳头”的时候，她失声大叫，又开始鼻涕眼泪地啜泣。这时，塞扎尔受到感染，也哭起来。眼泪总是能够让人的心变得更加温柔，他向额头本来就离他的嘴不远的埃米尔俯下身去，亲吻他。
母亲稍稍恢复了平静，喃喃地说：
“可怜的孩子，他成了孤儿了。”
“我也是呀。”塞扎尔说。
他们都不再做声了。
突然，家庭主妇那惯于把一切都想得很周到的持家的本能，在这年轻女子的身上觉醒了。
“您大概一早上什么也没吃吧，塞扎尔先生？”
“没有，小姐。”
“啊！您一定饿了。您吃一点吧。”
“谢谢啦，”他说，“我不饿，我太难过了。”
她回答：
“不管多么难过，还是要活下去呀，您就别拒绝我啦！然后您再多待一会儿。您要是走了，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他又推辞了一番，终于让步了，背朝炉火，在她的对面坐下。他吃了一盘在炉子上噼啪炸响的爆牛肚，喝了一杯红葡萄酒。他坚决不让她再开那瓶白葡萄酒。
小男孩下巴上沾满了菜汁，他给他擦了好几次嘴。
他起身准备离开了，问：
“您希望我什么时候再来商谈这件事呢，多奈小姐？”
“如果您方便的话，下星期四吧，塞扎尔先生。这样的话我也不会耽误时间。我每个星期四都有空。”
“对我也合适，下星期四见。”
“您来吃午饭，是不是？”
“哦！这个嘛，我就不能答应了。”
“这样咱们可以安心地谈一谈。时间也充裕一些。”
“那么，好吧。就中午十二点。”
他再次亲吻了小埃米尔，又同多奈小姐握了手，就走了。
3
这一个星期对塞扎尔·奥托来说似乎十分漫长。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孤单，到现在他才觉得孤寂得无法忍受。在此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像父亲的影子一样，跟随父亲去田间，监督父亲的指令的执行情况，即使离开父亲一会儿也会在吃晚饭时又见到他。每天晚上他们面对面抽着烟斗，絮叨马、牛和羊；一觉醒来握手就好像在交流深厚的亲情。
现在塞扎尔是孤独一人了。他在秋天的耕地里徘徊，依然期待着父亲那指手画脚的高大身影会出现在田野的尽头。为了挨磨时间，他走进一个又一个邻居家，向所有还未听过的人讲述那个意外事故，有时甚至向听过的人也要重复一遍。然后，等到再没有什么可做、再没有什么可想了，他就会在大路边坐下，自己问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否会长久持续下去。
他常常想到多奈小姐。他很喜欢她。他觉得她很得体，就像父亲说的，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他决定要慷慨大度地行事，给她两千法郎的年息，本金归在孩子的名下。想到下星期四就能再见到她，和她一起安排这件事，他甚至感到某种说不出的喜悦。此外，想到这个弟弟，这个五岁的小家伙，他有点困扰，有点烦乱，同时也有些激动。这个永远也不会姓奥托的私生子，是他的血亲，一个不管他接受或者抛弃、但永远让他想起父亲的血亲。
因此星期四早上，当格兰道尔支伴着铃声快步小跑拉着他奔驰在前往鲁昂的大路上时，他感到自从不幸事故发生以来，他心里还不曾这样轻松过，不曾这样平静过。
他走进多奈小姐的那套房子时，看到饭桌已经像上星期四那样摆好，唯一的区别是面包皮没有剥掉。
他握过年轻女子的手，亲吻过埃米尔的双颊，就坐下，有点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心情依然有些沉重。他发现多奈小姐好像瘦了一点，苍白了一点。她一定哭得很厉害。她现在在他面前显得有些拘谨了，好像她意识到上星期在不幸事件突如其来的冲击下自己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她以过分的敬重、痛苦的谦卑和感人的照料接待他，似乎要用关切和忠诚来报答他对她的善意。他们午饭吃得时间很长，一边吃一边谈着他这次来要办的事。她不愿意要那么多钱。那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她挣的钱够维持生活的，她只是希望埃米尔长大的时候能给他准备下几个钱。塞扎尔坚持要给，甚至还因为她有丧事而额外给她一千法郎的礼金。
他喝过了咖啡，她问：
“您抽烟吗？”
“抽……我有烟斗。”
他在口袋里摸了摸。见鬼。他忘了带！他正在感到遗憾，她把放在橱柜里的他父亲的一根烟斗递给他。他接受了，拿过来，认出了，闻着，声音激动地称赞它的质量，装上烟草，点着了。然后，他让埃米尔骑在他的腿上玩骑马。这时她收拾饭桌，把脏的餐具放到碗橱的底格，等他走了以后再洗。
三点钟左右，他不情愿地站起来，想到要走了，心里十分懊丧。
“好吧，多奈小姐，”他说，“祝您晚安。很高兴发现您是这样一个人。”
她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脸通红，很感动，看着他，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人。
“咱们不再见面了吗？”她说。
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见呀，小姐，只要您乐意。”
“当然乐意，塞扎尔先生。那么，下星期四，您看行吗？”
“行，多奈小姐。”
“您来吃午饭吧，当然啦。”
“这个……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不拒绝。”
“就这么说定啦，塞扎尔先生，下星期四，中午，像今天一样。”
“星期四中午，多奈小姐！”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的《巴黎回声报》；同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左手》。